车改装的土制装甲车。清除障碍后，队员迅速在军工厂里安好炸药，然后在夜色中安然撤退。
这是海军突击队“攻击、摧毁、脱离”三部曲的典型体现，齐夫中校的不厌其烦和严酷的训练起到了明显的效果。在当晚行动的各支分队中，这支部队是最后一个参战的，也是最早撤回导弹艇的。
海军突击队的另一个行动进行得更顺利，一艘“达布尔”巡逻艇悄悄地将几名潜水队员送进贝鲁特港，蛙人背着防水包装的炸药经过一段短短的泅渡，摸进了港口北部的弹药库，当爆炸声响起时，蛙人们已经回到巡逻艇上返航了。
亚侬中校的伞兵们在西顿市北部的牵制行动也完成得非常成功，他们从另一条路到达指定地点后，立即在西顿至贝鲁特的公路上撒了无数的路钉，防止任何巴解力量从这条路上驰援贝鲁特。之后，伞兵们轻易地摧毁了附近一座防卫松懈的弹药库，毫发无损地撤出了战斗。
第二天清晨，国防部长摩西·达扬和总参谋长埃拉扎尔将军，在海法港热烈地欢迎了归来的部队，但沙哈克中校为他那两名死去的战士感到非常难过，没有参加随即召开的新闻发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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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恐行动、战例（17）
事后，贝鲁特出版的报纸沸沸扬扬地将这次事件嚷了好长时间，有的报道说，目击者看见有两个美丽性感的女魔在维尔丹大街上指挥战斗，这当然是指埃胡德和他的战友。
这位年轻的营长后来成了一名非常有名的人物。大约１年后，他改名为埃胡德·巴拉克。１７年后，巴拉克出任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１９９９年，巴拉克出任以色列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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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特种部队历史悠久（1）
在美国，军队采取特别行动具有悠久的历史，早在独立战争之前就存在。那次战争中，每次行动之前，美军都派出特别行动小队，前往侦察敌人的薄弱环节。执行这些任务的，往往是一些具有特别能力的军人。
１９５２年４月１０日，美国在布拉格基地成立了心理战中心，同时，正式建立了现代特别行动组织。值得注意的是，那时，从事心理战的部门并不是传统的军队机构，它最早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疯狂的比尔·多纳”将军建立的。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早期，特别行动部队再次开始活跃。１９５２年６月２０日，陆军第１０特别行动部队在布拉格基地成立。随后，１９５３年９月２５日，又成立了第７７特别行动部队（两个番号没有特定的意义和规律）。１９５７年，第１特别行动部队在冲绳成立，就在那一年，这支部队派出一支小队前往南越，在那里训练５８名南越军人，由此开始了美国特种部队和越南共和国之间的长期联系。１９６１年９月２１日，第５特别行动部队在布拉格基地成立，随后它移师越南，负责越南境内所有的特别行动。
关于特种部队的作用，最初的理念是，在传统战争中可以用它对敌人的正规军发动游击战。但是，越南的现实很快对这个理念做出了否定回答，在那里他们面对的敌人正是游击队，因此，特种部队不得不改变最初的战略设想。新的行动包括组建和训练地方民间防卫队（ＣＩＤＧ），１９６１年到１９６５年，特种部队在越南建立了８０多个民间防卫队。
在越南，美国特种部队扮演了几个不同的角色，有些角色至今不为世人所知。他们和越南军队有大量的秘密交易，与其他美军相比，他们与山地居民的来往十分密切。这些山民有的因为英勇行为或突出贡献被授予勋章，但大部分人只能默默无闻。他们与美军上级保持单线联系，这种联系往往十分脆弱，在行动中伴随他们的多是不信任和猜疑，对从事秘密活动的人来说，这是一个极其常见的问题，有的人在多年以后，才被发现是为美国特种部队工作的。
１９７１年４月，最后一名美国特种部队士兵离开了南越，同时，这也预示着美国特种部队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进入了消沉时期。越战结束以后，美国特种部队受到许多责难，其他兵种对它缺乏信任，特种部队的军费开支被大幅削减。在这个时期，特种部队营救在伊朗的５２名美国人质行动失败，这一事件，对美国的声誉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严重削弱了美国人民对政府的信心。１９８０年４月２４日，就在当时的总统卡特和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正式批准停止“沙漠１号”行动计划的前几分钟，悲剧发生了，两架执行这一任务的直升机在空中撞毁，８名特种兵罹难。
“沙漠一号”的空难发生后，国防部成立了一个调查小组，小组由前海军参谋长阿德米诺·詹姆斯·哈罗威将军领导，哈罗威小组的报告呈交到国防部后，促使国防部成立了反恐特别行动小组，制定了特种部队的行动纲领。
“沙漠一号”灾难，使国防部下决心对特别行动部队进行改革。绰号“害羞的米勒”的陆军参谋长爱德华·米勒将军呼吁重振特种部队的雄风，尽管他的建议在当时没有形成共识。
１９８２年，他在陆军特种部队的基础上，成立了陆军第一特战司令部，迈出了意义重大的一步。到１９８３年，美国国会意识到了美军需要进行改革，持这一观点的议员不断增加。当年６月，时任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巴瑞·高华德议员，开始了为期两年的有关军队改革的研究，其中包括改革特别行动部队的构想。１９８３年，两起事件使改革的呼声变得更高，一起是恐怖分子在黎巴嫩制造的爆炸，另一起是入侵格林纳达。死于爆炸的２３７名海军陆战队员的生命，和在格林纳达出现的联络和控制方面的问题，使国会不得不正视不断增加的低度冲突所带来的威胁，和进行地区控制时对特种部队的使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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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特种部队历史悠久（2）
１９８４年１月１日，在国会的关注下，国防部正式成立了特种作战机构联席会，但是，它对各兵种的特种部队既无使用权，也没有领导权，因此，它没能起到更大的作用，无法系统全面地解决特种部队的问题。在国防部，几个人是特种部队坚定的支持者。比如，国际安全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诺尔·考其，和他的助理莱纳·瑞兰德，都是特种部队改革的积极倡导者。与此同时，国会的几位“空想家”决心“大修”特种部队，这些人包括参议员山姆·努和威廉·考安，两人都是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成员，还有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附属委员会主席丹·丹尼尔等。国会议员丹尼尔确信，现有的组织和结构不利于特种部队的发展，应该有专业部门来指挥和控制特种部队。参议员努和考安也强烈地感到，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威胁，国防部没有充分的准备。努对特种部队有限的军费预算越来越不满。考安认为，为应对低度冲突，有必要成立一个职能清晰的组织来负责指挥特别行动。
１９８５年１０月，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正式出版了报告《国防组织：改革势在必行》，内容是关于长达两年的对美军结构的研究观点。该书的主要作者詹姆斯·洛科分析了过去的特别行动，详尽地提出未来有可能出现的各种威胁。这个报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直接导致了１９８６年出台的《高华德－尼可斯重组法案》。
１９８６年春天，一个有关特别行动部队的议案出现在参、众两院。５月１５日，参议员考安介绍了参议院的议案，它由参议员努及其他人共同发起，主张在国防部为特种部队成立一个联合军事组织，在资金和政策上给予适当的保障，以指挥特别行动，应对低度冲突。丹尼尔的方案走得更远，他主张成立一个由文职人员领导的国家特别代理机构，其文职领导不隶属于首长联席会议，而直接归国防部长领导，这样，特种部队的军费预算就可以不经过首长联席会，而直接由国防部长批准。
１９８６年夏天，国会听取了这两个议案。以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安德迈·威廉·Ｊ·考文为代表的五角大楼反对这两个议案，他们提出了一个折中意见：成立一个由三星上将领导的特别行动司令部。国会没有接受这个建议，为了尽快推动新机构的建立，国会希望由一名四星上将作为领导。一些退休的将军和军官也认为，改革势在必行。
已退休的陆军少将理查德·史考兹的理由最具说服力。史考兹曾任美军在格林纳达的联合特别行动司令，他回忆在格林纳达的行动中，因为传统的部队领导不能正确使用特别行动部队，不允许他们使用特别手段，造成了特种部队较高的伤亡。他正式提交了一份报告，还私下里与几个参议员进行了会谈，向他们仔细讲述了在格林纳达出现的问题。
参、众两院各通过了改革特种部队的议案，组成了专门委员会对两个议案进行协调。与会的参议员和众议员达成了一个折中的方案：要求建立一个统一的特别作战司令部，由一名四星上将任司令；设一名特别行动和低度冲突国防部长助理，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中设同级别的低度冲突部；并制定一个专门针对特种部队的财政计划（ＭＦＰ－１１，被称为“特种部队支票簿”）。关于由文职人员领导的代理机构方案，众议院勉强作了让步，但坚持ＭＥＰ－１１财政方案，以保障特种部队的军费开支。最后的议案，作为１９８７年国防授权法案的附本，以《高华德－尼可斯重组法案》的修正案写进了法律。
在美国历史上，这是第一次国会要求总统成立一个联合作战司令部。国会的意图很明显，就是要迫使国防部和内阁正视过去失败的事实和新的威胁，迫使国防部和内阁执行新的法律，国会随后又通过了两个附加法案，以确保新的法律能正确实施。
新的立法确保在几个方面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