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阁老是天启二年九月正式接替王经略的,之后不到一年时间,庞大的军费开销就逼得朝廷开始哮喘了,因此天启三年七月,工科给事中方有度上疏'3',痛斥孙阁老“上病国家,下厉人民”的雷人方略。方大人的上疏中,援引了户部侍郎毕自严提供的数据,以阐述辽东巨额军费的危害,这位毕大人是专责督理辽饷的,专业很是对口,所以方大人的奏疏颇具杀伤力。
方大人提到,北方九边重镇(蓟镇、辽东、保定、宣府、大同、山西、延綏、宁夏、甘肃)的“正供”加到一起才340多万,而如今孙老师在山海关一处的10万军队,每年吃喝拉撒就要耗费粮饷400万(其他还不算)。
而这400万还不是全部开销,其余地方如天津、登莱、通州、密云、张家湾、京师、蓟镇、东江等为辽事而增兵加饷的又有120万,两项合计足有520万之巨。
当时因辽事的加派只有485万,面对520万的窟窿,根本不够填,从账面上看,即便全都投进去,也还尚有35万的缺口,然而实际的缺口却不止35万。
因为各地有留用和减免,所以加派的485万其实是收不齐的,因此缺口实际上还要大一些,若再加上辽东旧饷52万,那缺口将总计达到162万,而为了弥补这个缺口,又必须再民间加派,于是民间的负担又将增加三分之一(485万的)。
倘若各地再有减免和留用,那又是新的缺口,有缺口就又需要继续加派……方大人指出像这样加派、加派、再加派的,谁受得了啊,若是年复一年的加派下去,那必然会出大问题(比如高迎祥、张献忠、李自成),到时候就算后金安坐于关外,保证不向关内发一箭,大明王朝也会灭亡的(不幸被言中)!
他要求兵部和户部认真核算辽饷,会商出妥善解决缺饷问题的办法,提出了“上不病国,下不厉民”的用度要求,最后指出不要等到因此出了大问题再来补救(方大人卓见)。
方大人的这份奏章,揭示了辽东军费激增,已经让明朝的财政显现出透支的迹象,而这种迹象表明,王同学此前那句“启无巳之争,遗不了之局,而竭难继之供”的断言如今已初现端倪了(王大人高见)。
不过,可惜的是,高见也好,卓见也罢,都未能挽救大明王朝,因为明王朝得是重病,而且几乎是不治之症。明朝究竟得的什么病,到底又是怎么亡的,一直以来都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为了揭开这个谜底,我们有必要引入一个气象灾变,这就是“小冰河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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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三朝辽事实录》卷八】
'2'【《大库史料》卷十五袁督师崇焕为商定恢复之谋等事:“……关宁之十二万为正,东江之二万余为奇,蓟门之一万二千为援,已足平奴。】
'3'【《明熹宗实录》卷三十六工科给事中方有度疏言:“自辽左发难,军需驿骚,竭天下之物力供一隅……百姓敲骨剔髓,□子卖妻,以供诛求,年复一年,顷见天津督饷户部右侍郎毕自严一疏,计每岁山海内外马步兵十一万有奇,本色折色之费,养马草料之费,海运脚价之费,文武将吏班军匠役人等俸薪廪给杂项之费,约共费四百万,此就山海一关十万兵言……自山海四百万之外,以上各处新兵又每岁约费一百二十万两矣。合之五百二十万两。即使每岁加派四百八十万两,毫厘不亏,尽充山海一带军需,已缺三十五万两;然而不能也……二项共缺新额二百一十四万两。又旧额辽东一镇每年边饷该五十二万两,合应补入,则山海一带每岁缺饷一百六十二万两矣。夫此一百六十二万也,将仍问之民间耶,民生也难矣。计天下正供九边额饷岁入太仓银库者约三百四十余万,今一辽事加派至四百八十五万,比太仓正供数则倍且余四。矧此外缺饷一百六十二万,则于加派见额数又且溢十之三。果由今之道而无变计,即今东奴恋栈,长伏穴中,不向西遗一矢,而我之天下已坐敝矣。乞敕户、兵二部打总会计,要见现在之兵作何养法,见缺之饷作何补法,上不病国,下不厉民,毋待其变而后图之也。”】
第七章 孙老师缔造的尾大不掉
明王朝由健康到有病,再因为有病而虚弱,最终由于虚弱过度而亡的过程,就是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朝的写照,而这段时间正好跟16世纪中后期开始的“小冰河期”吻合。这段“小冰河期”的特征是气温偏低2摄氏度,可别小看了这两度的温差,它能让空气中的水分子减少,海水蒸发量下降,极地的冰川增加,形成类似冰河前进的现象,“冰河期”就是因此得名的。
水分子减少,蒸发量下降,冰川增加的直接后果就是降水减少,降水减少必然导致干旱,而干旱则会带来粮食作物歉收,长期歉收必将引发饥荒,饥荒肆虐之下动荡就再所难免了,这就是小冰河期带来的一些列连锁反应。
所以,在“小冰河期”长期延续下(长达70年),明王朝得上了一系列的并发症,比如干旱、饥荒、流寇、内乱等等,而此时身处北方的游牧、渔猎民族也活不下去了,于是频频入寇抢掠,典型就是蒙古、后金两家,尤其是后金,壮丁不到六万,忠顺了那么多年,若是能熬得过去,想必也不至于非要挑战人口过亿的泱泱大国。
然而,这人口过亿也不完全是优势,俗话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人口规模也是一样。若在丰年,人口是资源,人多力量大,人口过亿自然可称泱泱大国;可如果是在灾变之年,饥荒是一切祸端滋生的温床,人口就不再是资源了,反倒成了负担,人口越多越是遭殃,之前的“泱泱大国”此时便立刻沦为了“殃殃大国”,大明王朝就是个活生生的写照。
随着灾变的持续,以及多种并发症的进一步恶化,明王朝的财政逐渐开始出现了问题。此时,明朝的财政负担日趋沉重,因为对于干旱、饥荒要赈济,对于流寇、内乱要*,对于边患、入寇要抵御,对于后金这种叛乱则要剿灭,可是作为一个税收重心还在农业的大帝国,明王朝的财政收入在灾变中却不得不锐减。如此一来,明朝就陷入了一个腹背受敌的局面,一边是日益增多的财政开销,一边又是严重锐减的财政收入,这样持续下去只会有一个结果,那就是财政枯竭。
财政若是日趋枯竭,那开始的表象就是开不出军饷、发不出赈济,但由此引发的却是更为严重的饥荒、流贼、内乱、入寇……如此的周而复始之下,大明王朝便走进了一个凶险程度堪称万劫不复的死弯。
如果想要逃离这样一个凶险的死弯,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少运动,多调养,别去瞎折腾,静待灾变过去。可惜当时也没有人能知道这一切,其实就算是知道了也没有用,因为谁也无法得知灾变还要肆虐多少年,这种技术放到现在都还没有,何况当时。
这时,明朝就好比一个庞然大物因为有病(财政匮乏)而四肢无力、头昏眼花,以至于连一个个头比自己小很多的对手(后金)也解决不了,还被咬了几口,这时候最好的办法无疑是关起门来睡一觉,养几天,等病好些了,操家伙再来接着干,这就是王在晋的策略,而孙阁老的办法却是带病接着干,即便因病应付不了对手,那也要拖着病体在野外候着,吹点儿寒风、受点儿冰雪,都无所谓……这哪里是治病救人的方略,完全是把人往死里整,整死拉倒。
不过,袁县令的招更损,重病之下在野外受冻不让休息不说,还要求朝廷去干苦力,本着“凭坚城,用大炮”的策略,一路要把城堡不断的往前修下去,还一直要修到后金的老巢,这么折腾,恐怕即便是好人也会累趴下的,何况大明王朝如今还是个病人。
明王朝作为一个重病在身的病人,再被如此一番折腾之后自然就不行了,最后到了连动弹都困难的地步,因此后金得以三番五次的入关袭扰,而大明王朝则毫无还手之力,只能任凭宰割,这都是因为彻底累趴下了的结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后金之所以能入关夺取天下,其实很大程度上都得益于孙老师、袁县令二人的疲明之策,所以对于他们二位,清朝应该是心存感激之情的,就是不知道在清修的《明史》里,孙、袁二位大能被钦定塑造为“光辉形象”是否跟这个有关系,反正乾隆对老袁的态度不像是祖上有仇,反倒象是再生父母、救命恩人一般,而孙老师就更为特殊了,整个《明史》里就他一个人的传是单立的,一家子人住的是独栋别墅,而其他人再牛,都只能住筒子楼般的集体宿舍。
当年明月对此有颇有感慨,他说:
“在长达二百二十卷、记载近千人事迹的明史传记中,无数为后人熟悉的英雄人物,都要和别人挤成一团。
而这个人的传记里,只有他自己和他的子孙。
……
这个人是孙承宗。
明末最伟大的战略家,努尔哈赤父子的克星,京城的保卫者,皇帝的老师,忠贞的爱国者。
举世无双,独一无二。”'1'
点评:
孙阁老这位不当家不知柴米贵的统帅,一出手就让朝廷揭不开锅,让辽东战事终成尾大不掉的祸患,确实堪称明末最“尾大”的战略家,而他老人家留下的这个尾大不掉之患也确实害人不浅。
明朝所遭遇的小冰河期是一场长达70年的灾变,这对于一个靠农业税收来维系的帝国而言,其打击无疑是毁灭性的,不过明朝底子相当厚实,从灾变开始的1580年一直挣扎到了1644年,前后一共64年时间,差那么一点点就扛过去了,从1650年起灾变就逐步结束,之后整个民生又逐渐恢复正常,这一恢复期在历史上被称为“康乾盛世”,其实不过是一段灾变之后的自然恢复过程(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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