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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房东是个日本老兵（1）
“都是捡来的。”
清晨，腿上奇痒。一骨碌我从榻榻米上爬起来，腿上红通通四五个好大的包。“日本的蚊子好厉害！”我发狠地挠。
二姐从厨房里露出了头，“这不是蚊子，叫‘DANI’，也就是‘壁虱’。”
“家里怎么会有虱子，好恶心！”
“壁虱是专门长在榻榻米里的。咱们这房子太旧了，又全是木头盖的，一年到头都会长虫。”
虽然早早地被虫子咬醒，但这并不影响我在日本第一天的好心情。坐在长着壁虱的榻榻米上，开始打量我们日本的家。这是战后修建的已经很老的木头房子。别看木板破旧、四壁透风，却是典型的独门独院的和式屋。房间真小，所有的地方加起来也就十平方米左右，可小小的木房间里很别致。两面都是落地窗门，地上铺着榻榻米，有一个很大的壁橱，起床后可以把摊成一地的被褥收进去。还有一张矮桌和低柜各自摆在角落中。
浴室是放在厨房里的一个透明盒子，厕所是最古老的蹲式，连冲水都没有，听说每个星期会来抽一次。所有一切在我的眼中是那么新鲜。最让人高兴的是，家中日本制的电器一应俱全。一个红色的小电视、两个录像机、音响、冰箱、空调，应有尽有。
“姐，这些都是你买的吗？”90年代初，国内这些家电还都很贵。
“我才不买呢，都是捡来的。”
“有这样的好事？上哪儿捡？”
“就在咱家门口有一个垃圾收集点。”
“垃圾站？！”
1990年的日本正处在泡沫经济的顶端，银行年利率高达7％以上（现在只有）。经济推动着紧追潮流的日本人，他们的消费能力之强，就像今天城市里的中国人每月不停地买手机。当时日本地价暴涨，寸土寸金的房间依然是那么小。在频繁的新旧交替中，我们这些穷学生就成了其中的获益者。垃圾收集站是外国留学生经常光顾的地方。
在日本，垃圾处理是有固定时间的。分类非常细：可燃烧，不可燃烧的等等。在我们家附近，每星期四可以扔不可燃物，其中包括小型电器。扔不能白扔，如果想扔掉中、大件的电器或家具，还要交垃圾处理税。所以有些日本人在前一天晚上就会偷偷地把一些不要的电器、小家具等放到垃圾站里，同时上面还会认真地贴上小条子：“我很结实，带我回家吧。”
二姐端着早饭走进来，拉门，关门，地板咯吱咯吱响。我在房间里蹦几下感觉整个屋子都在跟着抖。“这房子结实吗？”我有些担心。“不结实才好呢？日本地震多，即使晚上塌了也砸不伤人。”她把一个紫菜饭团掰开一半递给我，“红姐上学去了，今天我陪你做两件事：第一去拜会房东，第二办外国人登录卡。”
走出房门，心情一爽。屋外有个小巧玲珑的庭院，用低矮的石头墙围着，精致简洁，质朴典雅。入秋了，院子里却是郁郁葱葱。角落里栽着一棵好大的樱花树，正好盖在我们屋檐上，遮在窗前。不知为何突然想起了鲁迅的那篇文章，《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这里就是我的樱花梦开始的地方。
他一抬眼把我吓了一跳
房东隔着院子住在对面的木屋里。门前守着一条懒洋洋的老狗。白灰色的毛搭在眼前，看不清是睁着还是闭着。二姐说了一句听不懂的日语，轻轻敲了几下门。
“嗨——”拖着长音的应答声，一个白净的日本女人出现在门前，看样子有50岁左右。姐姐鞠躬行礼，叽里咕噜几句话，好像是在介绍我们的来意，我看着她的样子好笑，在北京打起拳来威风凛凛的二姐，什么时候变成点头哈腰的小绵羊了？房东太太马上明白了她的意思，蹲下身摆出两双拖鞋，做了个请进的手势。
房东正在屋里看书，见我们进来忙放下，他一抬眼把我吓了一跳。一只眼睛是瞎的，睁不开。“你们好。”他用不够地道，但完全能明白的中文跟我们打招呼。他衣服有些邋遢，头发花白，乱蓬蓬的吓人，但态度上要比刚才的日本老太热情多了。姐姐故意用中文介绍，“这是我妹妹，叫朱迅。”“噢，是妹妹，朱迅小姐。”他的发音好夸张，听着好笑。房东太太跟进来，坐在对面。
房东的中文到此为止了，我便毫无用武之地。姐姐和他们之间的一顿叽里咕噜的对答，虽然听不懂，但是我能感觉到女主人看着我的眼神并不很友善。她向姐姐问了几句话后，就不再开口。我试图用英语沟通了几次，也是徒劳无益。还好，在这种不舒服的环境中，没挨几分钟我们就起身告辞。姐姐拿出一包我从北京带来的乌龙茶送给房东家，女主人的脸色好像稍微缓和了些。
一出门，我就问姐姐到底怎么回事？姐姐告诉我，男房东是日中友好协会的成员，据说年轻的时候在东南亚打过仗，一只眼睛就是在战争中瞎掉的。他平时话不多，对中国留学生倒很友善。房东太太就实际多了，一直在问姐姐，是不是我们三个要住在一间房里。当初每个月两万日元的房费是给二姐一个人住的。如果加人就要加钱。二姐解释说，大姐已经考上横滨国立大学的研究生，马上要搬到横滨去了，加上房东说情才得以勉强维持现状。
3。房东是个日本老兵（2）
“一到日本就住到‘日军’家里来了，真别扭！”我有些抱怨。
“傻瓜！每月两万的房租在日本是打灯笼也找不到的。很多房子根本就不租给外国人。别看这里像小柴房一样并不牢，但能住一天就省一天。到哪里找这么实惠的地方？”二姐很有经验，一听就有多次碰壁的苦水。我俩走到院子里，刚才那只懒洋洋的老狗也在这里散步，不知道是不是听懂了我们在抱怨它的主人，老狗追着我们“汪、汪——”地大叫。房东跑出来喝住了它，“别怕，它叫五郎。”房东吃力地抱起狗，为我们让开路。这只凶狗，一身花白的毛，也瞎了左眼。
接下来，姐姐带着我去办外国人登录卡。其中一项竟是按手印。“这不是侮辱人嘛！我是来留学的，干嘛要像留案底似的。”我有点愤愤不平，姐姐却淡淡一笑：“是你自己要来日本的。不想按，回北京去！”我默默地伸出手。当时的心情就像电影中，穷人家的女儿在卖身契上按手印的感觉。“在人屋檐下，怎能不低头？”我自我安慰着。
第一天过得有点别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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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钱是那么重要（1）
这样的恋家情结只能维持十几秒
日本的电车准得让你根本没理由迟到。
开学了，我每天从玉县的家出来，清晨7∶40准时出现在浦和到东京的京滨东北线上。到东京的亚细亚友好协会日语学校需要1小时20分钟。从“外地”赶往东京上学在日本是常见的事，坐###“子弹”列车上下班也不稀奇。浦和离东京并不远，交通方便。车上的乘客，主要是赶着上班的职员。一车的西装革履在按照同样的节奏摇摆着。这点你不能不佩服日本人的教养。虽然摩肩接踵人挤人，但每个人的身上都干干净净，没有难闻的气味，即使被挤成“照片”，车里仍然是静静的，听不见大声的喧哗。但每到晚上就有另一番风景了。
这样的时间也并不难熬。最幸运的是，我从来没碰到过“痴汉”（在电车上占女孩便宜的人），不知道是不是和我的装束有关。那段时间我酷爱穿短衫长裙，这跟电车上套装短裙的OL（Officelady，办公室女职员）明显不同，让“痴汉”没有了下手的机会。我一只手抓住栏杆上的吊环，一只手捧着书，耳朵里塞着随身听的耳机。这是最好的学习时间，直到今天，我仍认为我日语过人的听力是在电车上练出来的。但要注意的是，随身听不能太大声。电车里太静了，耳机里露出的声音也会招来周围人质疑的目光。
车轮金属碰撞的声音让我抬起了头，电车驶上一座铁桥，面前开阔起来。赤羽河到了。这条河是玉和东京的分界线，我习惯地看看手腕上的表。每天都要经过这里两次，早上在车里背单词，晚上拉着吊环打盹儿。日本城市间很少会有视野这样宽阔的地方，所以只要经过这里，我都会眺望窗外，就像看北京家边的玉渊潭公园一样。
车快，桥短，这样的恋家情结只能维持十几秒。
剩下的时间就泡在日语里。出国前，我也报过一个日语班，零零散散跟了一个月，连五十音图还没认全。太难了，我几乎绝望。但当语言成为生存工具的时候，人的适应能力简直可怕。日本老师一进门就立下规矩，无论是来自哪个国家的学生，在教室里都不许说母语。只要张嘴，唯一可以蹦出来的必须是日语单词。这种强化学习让人透不过气来。
两顿绝食抗议后二姐终于先软了
压力可以说是内外夹攻。
我和二姐久别重逢，和平共处的日子没维持几天，就恢复到从前的状态。“棍棒底下出孝子。”这是她一贯的信条。她说周围爱我的人已经太多，再不加以调教，我就要被宠坏了。
浦和的家是二姐一手建立起来的。所以她格外珍惜。比如说，进屋的时候，要在玄关换鞋，方可登门入室。我刚到日本的时候没有这个习惯，经常穿着鞋往里跑。身后二姐一声大吼：“再穿鞋进屋，你就给我搬走！”我傻在原地，刚来日本谁想到她会说出这么绝情的话。难道姐姐变了？眼泪噼里啪啦地掉下来，两顿绝食抗议后，二姐终于先软了，“入乡随俗，进屋脱鞋，这是日本的规矩。我说你总比外人说你要好。你自己打工以后就知道了。”
也许是小时候看过的抗日电影起了很大的作用，我对房东一直比较回避。加上一个凶巴巴的女主人和一条残了左眼的老狗，虽同住在一个院子里，但我几乎不敢和房东家来往。我们在这个冬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