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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赞成一切文学家，任何派别的文学家在抗日的口号之下统一起来的主张。……我以为文艺家在抗日问题上的联合是无条件的，只要他不是汉奸，愿意或赞成抗日，则不论叫哥哥妹妹，或鸳鸯蝴蝶都无妨。但在文学问题上我们仍可以互相批判。……我以为应当说：作家在‘抗日’的旗帜，或‘国防’的旗帜之下联合起来；不能说：作家在‘国防文学’的口号下联合起来，因为有些作家不写‘国防为主题’的作品，仍可以从各方面来参加抗日的联合战线；……‘国防文学’不能包括一切文学，因为在‘国防文学’与‘汉奸文学’之外，确有既非前者也非后者的文学，……”
7 “错就错在宗派主义”（2）
“我以为在抗日战线上是任何抗日力量都应当欢迎的，同时在文学上也应当容许各人提出新的意见来讨论，‘标新立异’也并不可怕；……”（《鲁迅全集》第６卷第４３１、４３２、４３３、４３４页）
鲁迅在这篇文章中第一次明确表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不是胡风提的，是几个人商议的，鲁迅请胡风做的。
他说：“如果它是为了推动一向囿于普洛革命文学的左翼作家们跑到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前线上去，它是为了补救‘国防文学’这名词本身的在文学意义上的不明了性，以及纠正一些注进‘国防文学’这名词里去的不正确的意见，为了这理由而被提出，那么它是正当的，正确的。”鲁迅认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名词，在本身上，比‘国防文学’这名词，意义更明确，更深刻，更有内容。‘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主要是对前进的一向称左翼的作家们提倡的，希望这些作家们努力向前进”，同时“也可以对一般或各派作家提倡的，希望的，希望他们努力向前进”。他对那种认为在进行联合战线的现在不能提这样的口号的观点，那种不能对一般或各派作家提这样的口号的观点，以及那种认为这是统一战线的“总口号”的观点，进行了严厉的批驳，认为这通通都是“胡说”。至于“国防文学”的口号，鲁迅说：“我说‘国防文学’是我们目前文###动的具体口号之一，为的是‘国防文学’这口号，颇通俗，已有很多人听惯，它能扩大我们政治的和文学的影响，加之它可以解释为作家在国防旗帜下联合，为广义的爱国主义的文学的缘故。因此，它即使曾被不正确的解释，它本身含义上有缺陷，它仍应当存在，因为存在对于抗日运动有利益。”（同上，第435、436页）
以上这些论述十分精辟，非常正确，从理论的高度把这场争论的实质讲清楚了。真理愈辩愈明，从此两个口号的论争便进入了尾声。鲁迅在这篇文章中还就其他一些事对周扬等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在有的事情上有误解，有的话也未免有点过头。比如他批评周扬为代表的左翼青年“抓到一面旗帜，就自以为出人头地，摆出奴隶总管的架子，以鸣鞭为唯一的业绩”，作为一种社会现象，针砭可谓入木三分，辛辣无比，活画出了历代极“左”派们的灵魂。
但说周扬“他们巧妙地格杀革命的民族的力量，不顾革命的大众的利益，而只借革命以营私，老实说，我甚至怀疑过他们是否系敌人所派遣。”（同上，第４41、432页）这就言重了，与实际情况相差太远，这种“怀疑”比周扬他们对胡风的怀疑更缺乏事实根据。不过，鲁迅也没有把话说绝，他说：“自然，周起应也许别有他的优点。
也许后来不复如此，将成为一个真的革命者。”（同上，第438页）40年之后，周扬在《学习鲁迅 沿着鲁迅的战斗方向继续前进》一文中说：“我们在处理同鲁迅的关系问题上有过差错，但我们是革命者。我们这一些人当时虽有不少人已经是共产党员，但思想上政治上还不成熟，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但是对革命是忠诚的、坚决的。在这一个基本点上，我们和鲁迅是站在一条战线上的，是革命的同志。我们曾经有过对鲁迅不够尊重的地方，鲁迅对我们中的一些人，包括我在内，也曾有过批评和指摘，但我们之间这种革命同志的关系，却是基本的，这是历史事实，并将被历史所继续证明。”
（《周扬文集》第5卷第140页）这个话，完全符合历史事实。
当下，周扬看了鲁迅的文章，对徐懋庸个人采取这样的行动去激怒病中的鲁迅也非常生气。他当然知道这不是他们的“有计划”
的行动，更不存在什么“诡计”。如果说他们对鲁迅进行了攻击，那主要就是两条：一条是说鲁迅不懂统一战线，另一条是说鲁迅偏听胡风的话。自己是有错误，但不是阴谋。这一点，几十年之后，他在接受北京鲁迅研究室同志的访谈时也曾直言不讳地说到过。
（参见陈漱渝：《周扬谈三十年代问题》，《百年潮》1998年第2期）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7 “错就错在宗派主义”（3）
就周扬来讲，他的确是很想和鲁迅搞好关系，消除误解和隔阂，得到鲁迅的支持的，但总是事与愿违，如今徐懋庸又闯下了这么大的乱子，与鲁迅的关系坏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更是叫他心急如焚。他与夏衍及“左联”其他几个常委紧急开会，对徐懋庸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他们批评徐个人采取这样的行动，是无组织无纪律行为，破坏了同鲁迅的团结。徐不服，说给鲁迅写这封信是他个人的行动，但内容却是周扬等人向他灌了又灌的东西，“左联”已经解散，自己又不是共产党员，有何组织纪律可言？周扬等人无话可说。徐对鲁迅对他的批评不服，又写了《还答鲁迅先生》，主要讲三点意思：一、说他的信是私人通信，先生把它公开不合适，对事业无益；二、先生文章中所揭露的事实，大部分与他无关，且为他所不知，把这些事情同他拉在一起，没有道理；三、问先生说他们是“敌人所派遣”的话有何根据。这个稿子，徐这次倒是在发表前送周扬看了，周扬等人都不让他发表。但他后来还是在一个不太显眼的刊物上登了出来。这个浙东人，就是这么个倔脾气。 “两个口号应该互相配合，不应互相反对” 鲁迅这篇文章发表后，周扬知道了胡风提出的那个口号是鲁迅提的，从此没有再就两个口号的问题写过文章。茅盾著文《“创作自由”不应曲解》，对周扬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妥当的主张进行了批评，周扬也没有再发表意见。吕克玉（冯雪峰）著文《对于文###动几个问题的意见》，对周扬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以及在理论上的机械的观点进行了系统的尖锐的批评，尽管冯也“觉得不免有讥笑周扬之处”，但周扬都没有再写文章与之争锋。受了鲁迅的严厉批评，这是他有生以来受到的最大的挫折。他觉得，现在看来，双方在坚持抗日，拥护统一战线政策上是没有分歧的；但在如何建立统一战线，提什么口号更合适、更科学，对抗日文学的理解和创作等问题上又是有分歧的，鲁迅许多意见的确非常正确非常深刻，对论争中涉及的许多理论问题，自己应该坚持什么、克服什么，他需要冷静下来好好地想一想。
10月19日，一个巨大的不幸事件发生了：鲁迅逝世了！周扬深感震惊和悲痛，立即与夏衍等会商，如何做好鲁迅丧事的有关工作。夏衍回忆说：“我正在吃早饭，章汉夫急匆匆地打电话给我，说鲁迅先生在这天清晨去世了，要我立即到周扬家里去。‘文委’的几个人商量了一下，恰恰这时茅盾回乌镇老家去了。鲁迅寓所在北四川路‘越界筑路’地段，周扬和我都不能去，所以只能推沙汀、艾芜（是否还有叶以群、何家槐，我记不清了）代表我们去向遗体志哀。当天晚上，我和汉夫又去找了沙千里，知道丧事已由宋庆龄和沈钧儒在主持，并说冯雪峰已向党中央发了电报。治丧委员会的名单也已由雪峰和许广平商定，还决定停灵在万国殡仪馆，定于10月23日出殡。沙千里还告诉我们，鲁迅去世的消息传出之后，国民党市党部就派了一些特务去监视鲁迅的丧事。所以，他要我们特别保持警惕。这之后几天，‘文委’几个人分头和救国会的沈钧儒、李公仆、章乃器、沙千里分别联系，大家的意见是治丧委员会由宋庆龄主持，沈钧儒、沙千里、王造时、史良又都是上海有名的大律师，所以，治丧吊唁时期，估计工部局、国民党都不敢捣乱。但是，鲁迅是一位驰名世界的作家，所以从他去世以后，外国记者，塔斯社的、路透社的、哈瓦斯的，以及几家日文报馆的记者，就一直赖在鲁迅寓所的门口不走，从北四川路到万国殡仪馆，还有一大段路，所以，假如在出殡路上有一些反动分子出来捣乱，问题就难办了；加上送殡人士中有不少知名人士，所以‘看热闹’的人一定会很多的，这件事一定要预先做好防卫准备。于是一方面由孙夫人以治丧委员会的名义要求工部局维持秩序，同时，通过‘文委’所属各联和有关人民团体，连夜组织了一支以‘文委’所属各联为主的送殡队伍。包括了学生、店员、女工、家庭妇女，这支队伍粗粗估计大约有五六千人。他们随着灵车行进，各行各业，每一集团，都安排一个有经验的‘队长’，以便前后呼应，传递消息。群众沿途高呼口号，在口号中还加入了不少爱国救亡口号。这是一次‘四·一二’以来规模最大的游行示威，它的意义已经超过了追悼一位伟大的作家，而成了一次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示威。” txt小说上传分享
7 “错就错在宗派主义”（4）
（《夏衍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第89－90页）冯雪峰在丧事活动中起了重要作用，毛泽东作为治丧委员会委员，就是他提出来的。
在这民族大悲痛的日子里，社会各界人士，两个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