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下，直抵汴京以北的澶州，宋廷惊恐万状，甚至拟议迁都，最后与辽国订立了屈辱的“澶渊之盟”，开创了有宋一代以金银布帛换取苟安的先河。后期又面临着金人的大举入侵，北宋覆亡，徽钦二帝被俘获到五国城。总之，终北宋之世，尽管没有发生过大的内乱，但外患频仍，兵连祸结，迄无宁岁，却是公认的事实。
怪就怪在，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当权者竟会作出“外患不足畏，内忧深可惧也”的判断，确定下“重文轻武”、“守内虚外”的方略。
本来，开基创业的封建皇帝，立国之初，都是迷信武力的，像前代的秦始皇、汉高祖、唐高祖，后世的元太祖、明太祖、清太祖，可说无一例外。而且，五代十国是武人的天下，赵匡胤正是在武人堆里混大的。奇怪的是，这位“一条杆棒等身齐，打四百座军州都姓赵”，纵横捭阖、睥睨一世的旷代枭雄，得了天下之后，竟然惧武如虎，憎武如仇，说来也有些难以理解。
赵匡胤出生于公元927年，其时正处在唐末五代干戈扰攘之际，当时，武将擅权篡位，一起接着一起，社会上盛行重武轻文的风气。他的父亲也是一位骁勇善战、长于骑射的武将。生长在这样一个社会、家庭环境之中，自然养成这个“将门虎子”习武知兵、不畏强梁的性格。赵匡胤从小就练就一身精湛的武艺。有一次，他飞身跃上一匹没有络上笼头的烈马，那马狂突乱跳不止，尔后冲上了城墙斜道，将他从门框顶上撞将下来，观者都以为必将脑浆迸裂。不料，他却迅速站立起来，重新腾身上马，往复驰骋如初，使在场的人个个大感骇异，惊为神人。
五代的后汉有一位禁军统帅，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安朝廷，定祸乱，直须长枪大剑，至于毛锥子（笔），顶什么用！”许多人都奉为至理。可是，赵匡胤却另有所见，大不以为然。尽管武力曾经帮助他完成了由普通一兵到禁军统帅直到位登九五的宏图伟业，但他并没有把武力神圣化、绝对化。他的观点，与前代帝王所达成共识的“马上得天下，不能以马上治之”有些相似，但又进了一步。
说来也怪，本来，赵匡胤识字不多，而且半生戎马，是无暇专门研究学问的；可是，对于读书、治学却一向极端重视，即使在行军途中，也左经右史，手不释卷。一旦得知哪里有奇书异史，他会不惜重金购得。还在随同周世宗征讨南唐时，曾有人向皇帝揭发他掠夺了大量财宝，装了几车。世宗当即派人搜查，结果发现，除了几千卷图书，再没有其他财物。
太祖初登大宝，年号叫做“建隆”，四年之后，改为乾德。对这个年号，他是很欣赏的，宰相赵普也跟着说好，还列举了许多实事，说明使用这个年号乃是圣上英明之举。不料，却遭到了翰林学士卢多逊的耻笑：“好倒是好。不过，四十几年前，前蜀王衍就曾用过这个年号，当然，时间很短，几个月过去便覆亡了。” 太祖听了大吃一惊，赶忙找人去查，果然不错。怎么竟然弄出这么一个“晦气”的货色？当即又羞又恼，一口气没处出，就把赵普叫过来训斥一顿，叫他向卢多逊看齐，抓紧时间读书。最后，还留下一句传诵千古的名言：“宰相要用读书人。”
赵匡胤下棋（7）
这些，都为宋朝立国之初奉行“重文轻武”的统治方略提供了依据。
一着败棋
当然，宋初“重文轻武”的出发点，主要还是为了防备拥兵自重的武将势力夺权。
说是“轻武”，其实质恰恰是“重武”，也就是过于看重武力的作用了，以致言兵色变，带上了一种恐惧心理。这样一来，在确定治国方略时，就逐渐形成了“崇文抑武”的思路，即抑制武力因素对于国家政治及社会生活的超强干预，强调以意识形态化的儒家道德规范、纲常伦理来控制社会，最终达到维护专制皇权与王朝稳定发展的目的。
于是，便抛弃了以往依靠和培植军功阶层作为统治柱石的传统，而转向大量提拔、重用那些没有跋扈资本、也缺乏造反能力、又比较驯服听话的文人士大夫。随着一系列“崇文抑武”政策、制度的确立与推行，特别是科举考试制成为培养忠君报国以及传统道德思想的重要载体，军功贵族、豪强世家逐渐失去了发展的根基，武将的地位一落千丈。《宋史》记载，太宗时代，功勋卓著、位居枢密使高官的大将曹彬，谨小慎微，“遇士（大）夫于途，必须引车避之”。而文官队伍的作用则日益提升，逐渐成为政权的主要依靠对象，获得了历史上未曾有过的优越地位。论者以十五字概括之：“文官多，官俸高，大臣傲，赏赐厚，责罚轻。”
北宋时期，甚至出现了“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现象。文人知州，文人入相，文人管辖军队，文人可以较为随便地议论时政，整个政坛到处都有文人士大夫的参与。所谓 “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词进。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钱谷之司文士也，边防大帅文士也，天下转运使文士也，知州郡文士也。虽有武臣，盖仅有也”。（蔡襄语）结果就像宋人诗句所形容的：“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
这固然有利于促进文化事业的发展；但也应该看到，它的负面效应同样是巨大的。在整个宋代，“重文轻武”从最初统治者的一种政策、策略，逐渐演变成为一种社会风气，成为主宰整个社会的统治意识，直接影响到当时以致后世整个民族的文化心理和价值观念。正当封建时代从前期向后期过渡的一个重要关口，发生如此重大的转向，其后果是不容忽视的。
其实，这种“重文”，恰也说明，在太祖心目中，文人无足轻重，是最容易驾驭和控制的。“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任凭几个书生焉能翻起大浪？据《宋史纪事本末》记载，赵匡胤曾经说过：我现在用百余名儒臣分治百藩，纵使他们都去贪污，其为害也赶不上一个武将。这番话，极为露骨地道出了重文的实质。
宋代初年重文轻武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是所谓“守内虚外”。从宋太宗的论述中，可以大致了解它的底蕴。他曾对近臣说过：“国家者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特边事耳，皆可预防。若奸邪共济为内患，深可惧也。”这里反映出他对“外忧”缺乏应有的戒备和足够的认识。他同乃兄一样，平生所习闻惯见的，是晚唐至五代期间，宦官擅权、藩镇割据、特别是武夫悍将长期主掌政局，“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而外敌入侵，攻城略地，蹂躏中原，生灵涂炭，却都是后来才发生的事情。
北宋年间，军队分为禁军与厢军两种，相对而言，禁军战斗力较强一些；厢军，无论就数量和质量来看，都难以济事，他们的职责不是上阵打仗，只在地方当杂差，地方政府有什么力役，就调遣他们去做。所以，空有其名，只是摆设。对此，司马光评论说：这样一来，各地方镇都自知兵力虚弱，远不是京师的对手，自然谁也不敢再有异心，只能服服帖帖，惟命是从。这也正是太祖的用意所在。
由于养兵的目的只在于消极地防守，完全没有进攻的打算，因而，作为主要兵力的禁军，半数以上都布置在京师与内地的要冲，以防备和对付“内患”。至于北部数千里长的边界线上，则只有少量兵力，又分散在多个孤立的据点上。而为了防止“兵将相习”以致肇祸作乱，便不停地将广大兵员调来调去，而领兵的将帅却在原地不动，从而造成“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兵不习将，将不知兵”的奇怪现象，部队的凝聚力、战斗力，根本无从谈起。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宋代立国是没有国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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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匡胤下棋（8）
苏轼等有识之士看得就更透彻一些，明确指出，部队中多是一些资望甚浅的人担任将帅；而在第一线领兵的，“非绮纨少年，即罢职老校”，“一旦付以千万人之命，是驱之死地矣”。至于兵员，素质就更没法说了，“河朔沿边之师，骑兵有不能披甲上马者，每教射，皆望空发箭，马前一二十步即已堕地。步兵骄惰既久，胆力耗惫，虽近戍短使，辄与妻孥泣别”，“披甲持兵，行数十里，即便喘汗”。在人们的心目中，士兵的形象也很糟糕，“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俗谚，就正是这时传出来的。
马可·勃罗在其游记中追述前朝情景时，也曾说过：“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决非勇武的斗士”。“皇帝本人满脑子里都是女人，他的国土上并无战马，人民也从不习武，从不服任何形式的兵役。”孟###在《东京梦华录》的自序中也写道：“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歌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
宋朝立国当时，总兵力不过二十万人，太宗时达到六十六万（《水浒传》中林冲为八十三万禁军教头，那是后来的事），且以步兵为主。因为骑兵所需的马匹，只有东北蓟辽之野与西北甘凉河套一带两地出产，前者已为辽朝所有，后者沦于西夏。而辽朝的军队总数在三十万人以上，主要都是骑兵。当时，边防重点在于辽阔的北方，骑兵匮乏，就无所谓战斗力。双方力量对比，强弱甚是悬殊。史载，北宋与契丹的战事，先后进行过八十一次，除一次获胜外，其他的都是连连败绩。翻开北宋的整个对外作战史，这种令人心丧气沮的溃逃、败降记录，可说是连篇累牍。
每一次失败的结果，自然都是通过外交途径屈辱求和，每年都要把无尽的白银、绸缎作为“生存税金”向外方进贡，以购买昂贵的“和平”。从订立“澶渊之盟”开始，北宋每年要向辽国进贡白银三十万两——这个数字比当时中国以外的世界所有国家白银的总量都要多。与西夏作战，四年过去，死伤数万，只好屈辱求和，条件是每年“赏赐”对方白银五万两，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