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义已做了开封府尹，实际上居于接班人的地位，但要继承大统，既无太祖的临终顾命，也没有正式储君的名分；而且，以弟继兄，毕竟有乖常例，违反被历代王朝奉为金科玉律的“皇位嫡长子继承制”。为了寻求合法继位的依据，只好抬出一个太后的“临终遗命”来加以缘饰。
这又是一个“千古之谜”。对此，官修的《宋史》同样是多所讳避，所记仍是九个字：“太祖崩，帝（太宗）遂即皇帝位。”封建王朝的史书向来是为尊者讳的。但在宋太宗统治权力干预不到的辽国，史官却记为“宋主匡胤殂，其弟炅（太宗名）自立。”一个“自”字道出了问题的实质。纸里终究包不住火，有些敏感的史学家到底还是提出了问题：《宋史》中“特书曰‘遂’，所以别于受遗诏而继统之君也。”有的直斥太宗“褊急奸贪而攘天位”。可见，在后世的史学界，多数都是否定“金匮之盟”的真实性的。
《贺后骂殿》这出戏，正是针对赵光义这样一些龌龊的行径来编排的。作为一种舆情的真实而曲折的反映，它像《击鼓骂曹》、《审潘洪》、《斩黄袍》等剧目一样，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广大下层民众的心声和愿望，但它与史实确有明显的出入。赵光义即位于公元976年，而贺后早在公元958年就已下世。人已云亡，何来骂殿？赵德昭也并非死于赵光义窃位当时，而是在四年之后。尽管其事属于子虚乌有，但是，由于那激越慨慷、低回悲壮的唱词已经深深地印在脑底，再加上赵光义篡位后确实又“多行不义”，所以，即使知道戏文失真，感情上也还是转不过弯子，所谓“宁肯信其有，不愿信其无”也。
当然，剧情也并非一无依傍，凭空虚构。德昭之死，确与宋太宗有直接关系。据《涑水纪闻》和《续资治通鉴》记载，太平兴国四年六月，武功郡王赵德昭随从宋太宗出征幽州。幽州当时是辽朝的南京，防守甚严，宋军连续攻打了十一天也没能破城。嗣后，辽军的援兵赶到，大败宋军于幽州城西的高梁河。太宗连夜挥师后撤，辽兵紧追不舍，宋军陷入了一片混乱，丢盔弃甲而逃，太宗急忙搭上一辆驴车，乘夜逃遁，才免于被俘。军中找不到皇上，以为他已经被辽兵俘获或死在乱军之中，有人便提议拥立德昭，但很快就知道了太宗的下落，也就把这个事压下了。可是，太宗听到了一点风声，心中非常忌恨，只是嘴上不讲。
班师回朝之后，上上下下都议论，这次北征失利，同未能及时赏赐扫平北汉之功有直接关系。于是，德昭就提醒太宗，应该对平定北汉的将士论功行赏。这本来是一件正常的建言，没想到却引发了太宗的宿火，当即怒气冲冲地说：“等你自己当了皇帝，再行赏也不晚！”德昭听了，惶恐万分，觉察到太宗怀疑他想要篡夺皇位，话中已经露出了杀机。回宫以后，就寻觅刀剪，侍从们不知他用意所在，便说：宫中哪敢带这类东西呢？德昭又跑到茶酒阁去，用切果刀自刎了。此时离太祖驾崩不过三年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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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无字碑说起（4）
又过了一年半，太祖的另一个儿子德芳（即戏曲中的“八贤王”）也不明不白地死去，年仅二十三岁。人们怀疑他的暴死也与赵光义有关，只是史书失载，无从悬揣。史书上讲，德昭既不得其死，德芳又相继夭绝，太祖的胞弟廷美感到了形势的严重，觉得太宗的屠刀很快就会降临到自己头上。果然，在赵普的策划下，他屡受诬告，连遭贬逐，三年之后死于房州。
当得知廷美的死讯后，太宗淡淡地对朝臣说，廷美之母并不是杜太后，而是太宗的乳母耿氏。这就彻底否认了廷美与他是同胞兄弟。后来的修史者，就把太宗的说法记入了《宋史·赵廷美传》；可是，却忘记了同时修改杜太后的传记，在那里分明记载着：太祖母昭宪杜太后“生邕王光济、太祖、太宗、秦王廷美”，结果，终于露出了马脚。
赵光义之所以处心积虑地必欲置廷美于死地，乃至不惜造作谣言，否认与廷美的同胞关系，是因为“金匮之盟”中有兄终弟及和“能立长君，社稷之福”的话。当初，这句话为他篡权夺位提供了根据；现在，却又觉得不利于他安排后事：论年龄，廷美长于太宗之子，要立“长君”，他应该是首选。因此，只有除掉这个难以逾越的障碍，才能达到日后“传子”的目的，才能实现终北宋之世继承皇统的全归太宗一系。
但是，一除了之，又太容易暴露出他的罪恶用心，于是，便又打出“廷美本为庶出”这张王牌。言外之意是，即使他健在，也没有继统的资格。那么，也许有人会提出问题：既然太宗握着这把廷美不是他的胞弟的杀手锏，尽管亮出来就是了，何必非得煞费苦心把他害死呢？答曰：害死廷美原是前提条件，只要廷美一息尚存，就会搬出铁证来为自己辩护；这样，太宗造作谣言就很容易露馅儿。而今，杜太后已死，当事人又不在了，自然就可以随意编排了。
有宋一代，对于太宗蓄意传子，不惜骨肉相残的卑鄙行径，一直是啧有烦言；而对太祖一支的惨遭杀戮，普遍深表同情。只是慑于太宗的威势，不敢公开、正面地议论，于是，便通过各种笔记、杂说等道里传闻的形式，寄感、抒怀、泄愤。这一思想倾向，到了南宋初年渐趋激化。当时，许多人士把北宋灭亡，太宗子孙被掳劫殆尽，归因于赵光义虐待太祖子孙而招致的报应。南宋之后问世的《古事比》和《七修类稿》等记载，统兵灭掉北宋、大肆屠戮太宗子孙的金朝大将斡离不，相貌极似宋太祖，人们认为，这是一种冥冥中的因果报应。上述诸说均属迷信，荒诞不经，没有什么价值可言，但是，显然都反映了当时的舆情民意。
三
闲览有宋一代史籍，发现有关宋太宗遗事的记载，有个显著的反差，就是官修史书许多方面或者失载，或者语焉不详，而所谓野史或民间传闻所记的却异常繁富，这在历朝历代都是少见的；而在一些私家著述或所谓野史、传闻中，披露的宋太宗的许多并不光彩的甚至损名败德的事，特别是涉及到政治问题的，在正史中不仅全部隐去，而且还要反话正说，曲尽美化之能事，这从《宋史·太宗本纪》和北宋末年进士江少虞编纂的《宋朝事实类苑》中，看得最明显。
本来，中国的史官中存在着对当代史事秉笔直书，毫不隐瞒回护的优良传统，像先秦时代的董狐、南史，汉代的司马迁，都是这方面的典范。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还或隐或显地留下一些“直笔”的余脉，比如，苻坚的寡母曾汲引将军李威为男宠，这样的家丑竟记载在起居注里，苻坚看到后当然要“既惭且怒”了；北魏最高统治者拓跋氏的先世“翁媳婚配”之类的旧俗，史官撰国史时也曾据实直书；等等。但到宋代之后，这种优良的“直笔”传统就完全斩断了。
这除了一般情况下史官“为尊者讳”以外，还和宋太宗的“做贼心虚”，直接出面干预有关系。他说过：为君为臣，作一恶事，载之简册，流传万载。正因为他很怕把一些不光彩的事情记上去，影响后世对他的评价，所以，他对宋初史料的编纂极为关注。他一改前朝的惯例，专门做出规定：本朝的时政记和起居注，必须按月首先送他本人审阅，然后再交付史馆。这样，作为修史时的主要依据的《太宗实录》，其可靠性就很难说了。
从无字碑说起（5）
应该承认，宋太宗的功业还是比较显著的。继位之后，他大体上沿袭了太祖时期的政策，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基本实现了国家统一；同时，重视发展文化事业，不管出于何种考虑，牢笼读书士子也好，炫耀文治之功也好，通过组织编纂《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三大类书，对于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积极有利的影响。对于这些方面，官修史书作了客观的较为详尽的记述，是正确的，也是应该的。但在军事方面，则举措失当，八年之中打了五次大的败仗，丧失了军事优势，引发了财政危机，开始形成积贫积弱的局面，这也不应加以隐讳与缘饰。
鲁迅先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
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
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正如通过密叶投射在莓苔上面的月光，只看见点点的
碎影。但如看野史和杂记，可更容易了然了，因为他们究竟不必太摆史官的架子。
反映在对宋太宗的记述上，也是如此。比如，焚毁晋阳城这样一件大事，在《宋史》本纪中只是用“堕其城”几个字一笔带过。宋太宗在征辽中指挥失当，全盘尽输，丧师不下三十万，这在《本纪》中根本看不出来。即使那次几乎全军覆没，太宗险些被俘的高梁河之战，也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帝督诸军与契丹大战于高梁河，败绩。”
史载，太宗朝，有人向朝廷进言，请求放出宫女三百人。太宗对宰官说：“宫中无此数。”而且，本人亦颇自诩：“即位以来，朕持俭素，外绝游观之乐，内却声色之娱。”从这些情况看，太宗似乎并不留意女色，宫中也是清净简约的。但是，实际并非如此。太宗刚刚去世，继位的真宗就对辅臣说，宫中嫔御颇多，幽闭可悯，朕已告诉后宫，把那些进来年头很多的统统放出去。时隔三年多，儿子就给老子一个反手巴掌，戳穿了赵光义的谎话。
《烬余录》载，太宗既平北汉，圣心狂悦，率军征辽时，尽载北汉妃嫔随御，诸将亦掠北汉妇女以充军妓，致令士气不扬，全军尽覆于高梁河。南宋初年的王銍在《默记》一书中，还披露了这样一件事情：赵光义在做开封府尹时，一个青州人带领十多岁的小女儿，到南衙办理产业事，光义一眼就看中了这个女孩，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