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偏生在一个大家族的封建家庭里，不要说游泳，在家连看别人游泳也会受到干涉。现在怎么办呢？看到张刃先、黄枫同志为了我和张子舫冒着生命危险在陪伴着我们，我实在不忍心，本来他们是完全可以游走的。我向张、黄说：“你们潜水逃走吧，不要为我和老张（子舫）做无谓的牺牲！”
张刃先听后操着广东口音说：“活，活在一块；洗（死）洗（死）在一块！”听了他的话，我被感动的流下了眼泪。只有在革命战争年代，在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里，才可能有这种胜过亲兄弟的阶级友爱。正在这时，忽听一声枪响，见一个人从对面园地沿上跌落下来，我们看得很清楚，那是新世纪剧社的罗品同志。他倒下了，鲜血染红了白洋淀水。我们心中都感到失去战友的悲痛！我很想让张刃先，黄枫他们离开我们潜水游走，他们不肯。我想只有我和张子舫能给他们创造逃走的条件，他们才会走。于是我便慢慢地向园地面上爬去。可恨的园地上的玉米只长了二尺多高，长得又是那样的稀疏，掩蔽不了我们。我看敌人还未到这块园地上来，正想叫张子舫过来，只听到张子舫悄声地叫我“老管，老管”，我随即答腔：“老张，你过来吧！”于是张子舫和我爬到一块。这时堤坝上的敌人喊闹声和老百姓哭叫声混在一片。我想：我们逃脱是不可能了，我按照反“扫荡”动员时上级布置的精神：“要注意保存实力，不做无谓的牺牲。万一被敌人包围，要借群众掩护，随时准备口供灵活机动地应付敌人。”想到这儿，我就和张子舫商量如何准备口供。
到路西去，到路西去（3）
我们刚把口供准备好，就发现面前两个日本鬼子，端着枪向我们走来。到了跟前，他们站住问道：“你们的，妇救会的干活？”我们回答说：“不是妇救会，我们是老百姓。”之后鬼子便把我们俩用船运上堤岸。临下船时，我突然发现我衣袋里有半支铅笔，心想若被敌人搜出来会带来麻烦，便乘敌人不备，随手将铅笔扔到水中。
我们被鬼子带上了堤坝，敌人又说我们是妇救会的，我们仍坚决否认。鬼子拿起木棒朝着我的肘关节狠狠地打来。当时因心情紧张和对敌人的仇恨，并没有感到十分痛疼。一棒子下去我的肘部立即肿起来。接着鬼子又用穿着大皮靴的脚在张子舫肚子上踩。当时我们最担心的是怕被敌人奸污。我们是做好了各种思想准备。敌人若是糟蹋，我们就和他们拼，无论如何也不能叫敌人糟蹋。
我们来到堤岸上，突然看见黄枫也被捕了，胳膊上拴了一条手指粗的绳子。我们心中立刻扑通一声，暗想这可糟了！在堤坝上，我们看到同志们的衣服，床单被敌人散乱的抛了满地。还看到张蕊，刘桂两个小女同志，赤着膊坐在堤坝上呕吐。我和张子舫会意地互相看了一眼，心中说：“怎么我们剧社这样倒霉！”
日本鬼子把我和张子舫带到用床单盖着一位牺牲者的遗体前，鬼子把床单掀开让我们辨认。当我们认出牺牲者是我们的导演路玲同志时，我的心好像被撕裂了。一条折叠起来的毛巾，捂盖在她的胸口上。显然，她是被敌人用刺刀捅死的。从她的面部遗容，可以想见她被俘后与敌寇搏斗的情景。我们心中万分悲痛，但强忍住泪水，一口咬定：我们不认识她。管林她们几个被捕的女孩子，还有一位男同志，被伪军用自行车拖着，带回啵菥莸恪Ｔ谟斜硐值枚己芗崆俊９芰炙担拔颐且槐徊叮橹暇透狭恕！辈煞霉芰旨锹肌；璺ㄓ龋罄床胖溃笔倍运羌父霰冉虾推⑽峭ǚ绫ㄐ诺囊桓龃蟾鑫本褪俏颐堑哪谙吖叵担夥藕笤谏蜓艟ぷ鳎刮芰值刃垂っ鞑牧稀Ｓ捎谟凶橹系挠龋芰炙强诠┮脖嗟媒虾茫腥俗ゲ蛔∈裁炊鳎詈笥靡煌蛭北医父霰环呐臼炅顺鋈ァ７凑潜舜诵恼詹恍伞３鲇翘欤本映せ顾担骸澳忝腔厝ズ螅沟蹦忝堑陌寺罚一沟蔽业暮杭椋焙罄矗且舱纷チ寺肺鳌�
回忆起在那次遭遇中被日本人用刺刀捅死在堤上的路玲，火线剧社的老人们都露出痛惜的神情。路玲是上海人，卢沟桥事变前在上海当小学教员，喜欢文艺。和苏路在上海演戏时认识后，情投意合，两个人就自己从上海跑到了延安，上了抗日军政大学。1939年到的冀中，两个人都在火线剧社工作，苏路是社长，路玲是导演。老人们说，这两口子都很有才华，路玲写剧本、演戏、音乐、舞蹈、导演样样行。在大树刘庄让鬼子抓住后，她闭口不语，因为她知道自己是南方人，一开口就会暴露身份。她曾乘鬼子不注意，纵身跳入水中，可惜她不会水，又让鬼子给捞上来了。苏醒后坚决不跟鬼子走，结果鬼子向她胸口猛刺了七八刀，就这么倒下牺牲了。当天晚上，一些幸存者才找到村里老乡，用当地出的芦席，把路玲的遗体卷起来，就埋在大树刘庄高高的堤坝上。才华刚开始显露的这么一条鲜活的年仅26岁的生命，就这么结束了。
一位冀中的老人说：“活的活下来了，死的死去了，这便是战争。”
活下来的人，后来都在大马庄集中，休整了半个月。大马庄三面环水，桃花梨花，红白相映，绿树成荫，水清鱼跃，一丈多高的芦苇丛，和一眼望不到边的高粱地，把村庄隐蔽得严严实实。不注意很难看出这里头还有一个几百户人家的村庄，更想不到冀中军区九分区机关就住在这里。村里的百姓，种稻子，打鱼虾，织苇席，相对而言生活也还算富裕。
待了半个月，集结在这里的近千人准备过路到路西去，一夜要过一道铁路、三道深宽一丈五六的大沟，行程180余里，身体不行的，跟不上队的都留下。1942年8月底的一天下午，队伍从大马庄出发，去路西。
老人们说，过路可不是闹着玩的，日本人对平汉铁路封锁得厉害，铁路两边都是像间房子宽、深的大沟，挖出水来，下去后两人搭人梯都摸不到顶。隔不远就有一个岗楼，铁路上经常有日本人的巡道车开来开去，探照灯一照，四下如同白昼，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老人们说，胆小的、未经过阵势的，真有吓草鸡的，腿都软了，步都迈不开，别人只好用布条把他两手、两腿绑起来，吊过沟去。
一路跑着过了路，休息一夜后又走了一段，就到了冀中军区所在地：行唐县口头镇议庄。吕正操司令员等接见了过路的干部。又过了些日子，“留在冀中暂时没过来的同志也都陆续来了，甚至大树刘庄被俘的同志有的也被我党组织营救而脱离虎口，又过来和我们重逢了，所有冀中的文艺团体都来到这里。”这里看不到日本人的膏药旗，听不到“完成大圣战，建立共荣圈”一类的鬼话。村里又传出了抗日歌声：“红日照亮了东方，自由之神在放声歌唱……”1943年元旦，冀中军区直属机关召开联欢会，在会上，吕正操司令员说：“去年是大比之年，我们的反面教员给我们出了很难的题目，然而在座的同志们都答上来了，而且都及了格。但是，这还不算完，希望同志们更好的学习和工作，迎接更严峻的考验。”
到路西去，到路西去（4）
战场，就是最严格的考场呀！■咬牙干部，反攻干部，建国干部任何事情都是辩证的，在冀中，“五一”大“扫荡”后的岁月是很苦，可也不是说一点乐趣没有。李惠老人回忆说：“那时可以说是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但这群姑娘和小伙子们从来不知道愁，每逢‘跑完了情况’又轻松愉快起来，从刚发生过的情况中寻找些笑料谈论不已。”
有时甚至敌人在上头闹腾，下头在地道里还照“侃”不误。屈培壅老人回忆说：“生活是艰苦的，斗争是残酷的，随时有生命危险，但是我们不悲观失望。而是心情愉快，满怀信心地生活……若是情况缓和时，到了下午三四点钟，我们就在屋子里打扑克，下象棋、讲故事。有时地上敌人来来往往，我们在地下洞子里小声说笑，充满着共产主义乐观精神。”
人们甚至还拿“五一”“扫荡”时跑反来开玩笑。如说“你还真有两下子。”被夸的人会回答：“原来我还有三下子呢，不是‘五一’‘扫荡’给跑丢了一下子，才剩下二下子了。”人们把岗楼上的敌人叫“蚂蚱蝻子”（不会飞的幼蝗虫），把“扫荡”的敌人叫“飞膀”（会飞的蝗虫）。一说“飞膀来了。”就知道敌人又来“扫荡”了。凶狠的敌人，也不过是些蝗虫……
八路军在太行山开荒那会，毕竟是年轻。
到了路西，不用跑“情况”，不用钻地洞，头顶上没有太阳旗在飘，可以放声唱抗日的歌曲。脚下踩的，的的确确，是自个国家的土地。心中自然很愉快，可乐中也有些苦。先说生活苦：一说起路西，许多冀中的老人不约而同地说：“路西比冀中可是苦多了。”采访吴西记录。吃黑豆，吃萝卜缨子和野菜泡成的酸菜，拌上玉米面，吃玉茭芯、黑豆皮做的饽饽，吃树叶。胡友孟老人讲，甚至还吃过臭椿树叶，他说，当地老乡吃树叶，可也不吃臭椿树叶。
采访胡友孟记录。
刘仁老人说，1943年过年吃不上饺子，许多冀中的战士都哭，在冀中，再怎么样，过年吃顿饺子还是没问题的。
路西根据地本来就不是什么产粮区，要靠冀中等地的支援，在经济上才勉勉强强算是能维持下去，而现在冀中暂时为敌所占，不但不能予路西以支援，还有数以千计的部队作战人员和干部涌入路西。这无疑使路西的负担变得更加沉重。当时在路西的冀中军区政委程子华说：
我冀中平原根据地自1942年“五一”反“扫荡”后，情况暂时恶化，不但断绝了对山区根据地粮布等物资的大量支援（如1940年7月至1941年4月冀中运给路西山区粮食1900万斤），而且有成千上万人的主力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