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拓跋焘的矛头便对准了东面的“海夷”北燕，这片区域是他祖父拓跋珪三十多年前###后燕时，所遗留下的小小“历史问题”。
北燕从创建伊始就是苟延残喘的局促小国，冯跋在位时，着手缓解鲜卑人与汉人的矛盾，并与南朝和柔然等国连横，才没给一下子灭掉。他的弟弟冯弘靠着兵变上了台，一开始的根基就不稳，北魏于延和元年（公元432年）对它发动进攻，辽东一带的六个郡同时投降了北魏。北魏连续几年攻打北燕，冯弘的策略是“乌龟不出头”——固守城池，然而国土被蚕食得厉害，眼看已经守不下去。
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冯弘的心思却还在自己的家务事上。他宠爱小老婆慕容氏，把元配正室王氏给废了，连带着把世子冯崇也给废了，改立慕容氏的儿子冯王仁为世子，北燕的内部，被他搞得污七八糟。冯崇听从同母弟弟冯朗、冯邈的建议，一起叛降北魏。
冯弘扛不住北魏的强势，只好主动把小女儿送到拓跋焘的后宫，向北魏请罪称藩。拓跋焘说：“称藩可以，不过你还得把世子给我送来（即相当于人质地位的世子）。”冯弘哪里舍得，执意不肯。大臣刘训劝他：“我们虽然与北魏通婚，但是不遣侍子的话无法彰显我们的诚意，若是北魏大举进攻，如何能敌？吴、蜀两国有大江山川之阻，照样被司马氏所灭。当年晋国能强得过如今的魏国吗？我们燕国又能强过当年的吴、蜀么？于今之计，只有老老实实地送侍子，然后休整内政，赈济民乏，劝课农桑，国家社稷或许还能保全。”刘训的见解虽迂腐，却也是当时那样情况下无奈的选择。冯弘把自己宠爱的儿子看得比政权社稷更为重要，当场大怒，杀了刘训，绝口不提送侍子之事。
冯弘日夜难寐，要想做个土皇帝看来是不大可能了，宋国那边是称了藩，然而实在是够远的，不如投奔自己的传统属国高丽，以待后变。想到此，他便派尚书阳伊出使高丽，请求救援。
北魏太延二年（公元436年），冯弘的使者忽然入贡北魏，并主动请求遣送侍子。拓跋焘心说，你这不是耍我嘛，我屡次提出要你送，你不送，现在无故变卦，其中必然有诈。他一面派人去高丽国，不许高丽王收容冯弘，一面派大将娥清、古弼率一万精锐骑兵，与平州刺史拓跋婴的辽西军会合一处，攻打北燕。
魏军一路凯歌，杀到北燕国都和龙（今辽宁朝阳）城下。阳伊领着高丽的数万救兵，也正好赶到和龙城的东面。冯弘绝望之下看见救兵，喜出望外，便下令全城军民跟随阳伊等人迁往高丽。和龙城中鲜卑贵族众多，自慕容燕建立以来久居此地，并不愿意迁徙。城中发生内讧，尚书令郭生借着民怨，决定率部投敌，打开城门迎接魏军。
郭生是个傻人，既然真心投降，却又不派人去魏军大营联络，莫名其妙大开着城门，怪得跟空城计一般。娥清、古弼等人不信，魏军没人进城。郭生急了，只好转过头来攻打冯弘，冯弘命高丽士兵进城，将郭生乱箭射死。和龙城被高丽兵大肆抢掠，落得一片狼藉，乱成一团。冯弘放一把火，烧了宫殿，举城东迁。北燕灭亡，幽、平两州入于北魏。
拓跋焘本有意征讨“不听话”的高丽，苦于山高路险，地处偏远，一时难以发兵。次年，高丽王受不了骄矜跋扈的冯弘，将他杀死，没有再生事端，北魏继续东征的计划也就暂且作罢。冯氏北燕，到此结束，而冯氏家族，还将在数十年后的北魏政坛上，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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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自毁长城（1）
北魏灭燕的同年，南朝的宋国却死了一位重量级人物，他就是北府兵的最后一位见证人——檀道济。
元嘉七年的北伐徒劳无功，宋文帝刘义隆本已非常郁闷，不想这时宋国又出现了人才的断档。前面说过，他的荆州亲信王华、王昙首，以及王昙首的哥哥王弘，都是他初期统治的得力助手，担任侍中一级的人物，其中王弘更是身兼司徒、录尚书，是最主要的辅政大臣。
可是这几位的年纪本来就比宋文帝要大出两三轮，活得又都不长。王华和王昙首四十来岁就去世了，还没赶上看到宋军的北伐。王弘多活了几年，也是终日提心吊胆，常以徐羡之、谢晦等人为前车之鉴。王弘兄弟身居权要，王弘这个人又性情狭隘，没什么气度，朝中大臣对他们多少有些嫉恨。左光禄大夫范泰是一名三朝老臣，很有政治头脑，私下里提醒王弘说：“天下之事重大，权要之位难居。你兄弟二人太显摆了，不好，不如表现得谦恭退让一点。彭城王乃是皇上的弟弟，应该将他征召入朝，共辅朝政。”
王弘深以为然，便向宋文帝上表，以民间大旱、自己身体不佳为借口，请求辞职，并将权力转交给彭城王。宋文帝起初还不肯，后来见王弘的确疾病缠身，也就松了口，于元嘉六年（公元429年）将王弘的侍中、司徒、录尚书事的职务全部转授给了自己的弟弟彭城王。
这位彭城王，就是刘裕的第四个儿子刘义康。刘义康比宋文帝刘义隆小两岁，自小就十分聪慧，更让人佩服的是，此人博闻强记，凡事过目不忘。刘裕很喜欢这个儿子，宋王的治所在寿阳，入建康受禅时，他就把刘义康留在寿阳镇守。刘裕若能再多活几岁，改立刘义康为太子也是很有可能的。现在王弘推荐他还朝辅政，刘义隆也表示赞同，这都是看中了他超强的处事才能。
刘义康入朝为政后，表现果然不让人失望，史载他“性好吏职，锐意文案，纠剔是非，莫不精尽”。可以说是朝中大小事务，皆决于他。王弘也乐得退居二线，把事情委托给他，避开旁人的耳目。而且他的“运气”也不错，死的时间“选”得好，享了三年清福，就在元嘉九年（公元432年）去世了，成为参与那起废立事件的主要人物中唯一得到善终的一位。
王弘死后，刘义隆朝中的侍中，就只剩下殷景仁和刘湛两位了。刘裕时期，手下是猛将如云；刘义隆前期，手下猛将是数不出来了，但文臣还是有那么些的。到了这时候，被杀的被杀，病死的病死，朝野的有识之士，真是少得可怜。殷景仁被宋文帝任命为尚书仆射，刘湛在外为官，殷景仁又向宋文帝请求征召刘湛入朝。不久，刘湛也被任命为尚书仆射。
刘湛博览群书，自比管仲、诸葛亮，还没当官时就以才气闻名，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回避当地政府的征召，简直比当初的诸葛亮架子还要大。直到刘裕当了太尉，征他出来当自己身边的参军，他才勉强出山。不过，他出山以后的表现证明，他不但比不上管仲、诸葛亮，而且连“小诸葛”之类的美称都不配，完全是个眼高手低的人。
（其实那个年代眼高手低、目中无人的人还真是不少，而且多为士族之后，这可能源自东晋以来文人放荡不羁，思想自由的一种潮流吧。元嘉年间被刘义隆征召为官的谢灵运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应该说，从文学修为的角度来看，谢灵运的确是一个大家，他开创山水诗派，自成一家。他的诗歌意境颇似陶渊明，乍读起来，都是隐士的风格，所不同者，一为山水隐，一为田园隐。然而，陶渊明一生的所作所为，称得上是真正的大隐，其不与浊世同流合污的气概，为后人所称道。谢灵运的诗歌虽然轻灵自然，却只停留在字面而已。诗背后现实中的谢灵运，是个一心想要大展宏图，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趋利小人。他与刘义真结交，目的就是想帮助他夺权篡位。宋文帝欣赏他的文采，让他做秘书监，整理藏书，又命他编撰《晋书》（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那本《晋书》），这也算是人尽其材了。可这个谢灵运却一个劲地想着被重用，看不起分配给他的任务，也看不起宋文帝亲信的三王、殷景仁等人，愤愤不平，整日里要么请假不上班，要么消极怠工。结果，《晋书》没写成，宋文帝也看不下去了。宋文帝想，你这种人，还是自己回家逍遥自在去吧，于是就暗示他自己解职。谢灵运便上表，告病还乡。回乡之后，他依然故我，终日游山玩水，留了不少诗，也得罪了不少人。先是在地方上与有司发生冲突，兴兵拒捕，犯了死罪，刘义康坚决要杀他，宋文帝惜才，免了他的死罪，把他流放到广州。其后又有人告发他在广州参与谋反，这才被宋文帝下诏斩首。诗才横溢的大文豪，却因为过于猖狂，终落了个身首异处的下场。）
同样是尚书仆射，殷景仁很为宋文帝所器重，刘湛便看不过去，甚至一度想暗杀他，宋文帝闻得风声，下令把殷景仁的府邸迁到皇宫附近，保护起来，刘湛才放弃了阴谋。刘义康镇守豫州时，刘湛曾任长史，关系很密切，于是这两位打成了一片。如此一来，朝廷里面殷、刘两个尚书仆射的争斗，便演化成了宋文帝和刘义康之间暗中的较量了。
刘义康人虽聪明，却不识大体，按现在的话说，属于那种“智商高而情商低”的人。他觉得兄弟至亲，不需要在乎什么君臣之礼，常常率性而为，毫无顾忌。面对宋文帝这样一位靠着诛杀大臣巩固皇位的皇帝，他的这些行为便是大忌；试想王弘战战兢兢、一步一个脚印地退居二线，才保住晚节，你一个位高权重且能力超强的皇弟，怎能不“如履薄冰，如临深渊”？
二 自毁长城（2）
刘义康私自豢养了六千多家奴，并不上报朝廷。各地进贡的特产，一等佳品都到了刘义康府上，皇帝那里只能收到二等品。皇帝不知道也就罢了，可有一次，宋文帝品尝进贡上来的柑，对刘义康感叹说：“今年的柑形状味道不行啊。”刘义康一想我吃得就有好的啊，便回答：“今年有好柑呢。”赶紧让人去府内取柑，拿来一看，竟比宋文帝吃的大出三寸。宋文帝当时也不言语，心中与刘义康之间已有了裂痕。
明争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