损失可谓巨大。希望陛下仔细思量。”拓跋濬很敬重这位老臣，听从了他的意见，不再大兴土木。
高允说话直，有时并不考虑听者的立场和心情，乃至拓跋濬也经常受不了他。拓跋濬并不责罚他，实在听不下去了，就让左右把他给扶出去。高允锲而不舍，又跑回来要求再见拓跋濬。拓跋濬拗不过，也知道他是好意，就屏退左右，与他单独面谈，对他推心置腹。
有一次，拓跋濬感慨地对群臣说：“君主与父亲是一样的，父亲有了错误，做儿子的怎能不当面指出呢？你们啊，应该学学高允，他才是真正的忠臣！朕有了错误，他常能正面直言，即使是朕不爱听的话，他也敢侃侃而谈，绝不避就。你们这些人在朕左右多年，从来听不到一句正经话，只顺着朕的意思吹捧，乘着朕高兴的时候求官乞职。说得不好听点，你们每天的工作不过是在朕身边站站而已，如此都能做到王公，而高允呢，他用写史的笔匡扶国家，才不过是个著作郎，你们难道不觉得自愧吗？”于是他下令把高允提升为中书令。
这时司徒陆丽进言道：“高允虽然深蒙陛下宠待，但他家境贫寒，妻子儿女都无以为生。”
拓跋濬生气地说：“你怎么不早说，今天看朕提拔他了才说是吧！”当时就带领群臣一同前往高允家中探视。
高允毫无准备，当然是“原样奉呈”在皇帝面前。拓跋濬几乎不相信眼前的景象，这位朝廷大员的住宅居然只是茅草盖顶、几间平房，再无其他漂亮的建筑了。走进屋中，只见炕上堆的是麻布被子、粗陋棉袄，厨房里也只剩一些咸菜。拓跋濬对众人叹道：“自古以来清贫之人，恐也莫过于此啊！”便赐他丝帛五百匹、粮食一千斛，并任命他的长子为绥远将军，长乐太守，即刻上任。高允多次上表推让，拓跋濬根本不理他，并且更加重视高允，对他不直呼其名，而尊称为“令公”。皇帝起了头，其他人有样学样，从此“令公”美名，远播四海。
（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在高允的时代，北魏还是实行百官无禄制的，一般官吏有家产的还好办，否则就必须另找谋生手段，才能养家糊口，这也是北魏初期官吏多贪的原因之一（其实即使是高俸禄，高待遇，又何尝不是贪者居多呢）。高允家里穷，所以一直让自己的儿子们上山砍柴，用以自给。这样一位清到根子上的官员，没有人会不肃然起敬吧。）
高允在南北朝时期是寿命极长的一位，他从拓跋焘时起就受召为官，一直活到拓跋濬的孙子、也就是后来的孝文帝元宏在位时期，屡次告老还乡而不得，享寿九十八岁而终。所谓“无欲者长存”，高允的一生正是最好的注脚。
十七 拓跋濬的中兴（2）
对于各地官员，拓跋濬的措施是对治理的成果进行考核，强调赏罚分明；对于平民百姓，他也很愿意搞“形象工程”，每年都要下到地方上去观察了解风土人情，多次下诏减轻免除不必要的赋税和徭役。就这些举动而言，他几乎不像是出生于戎马大漠的鲜卑部族，倒更像一名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汉人皇帝。
太安元年（公元455年），他派遣尚书穆伏真等人巡行各地州郡，下诏明确指出巡查的目的：
“农不垦殖，田亩多荒，则徭役不时，废于力也；耆老饭蔬食，少壮无衣褐，则聚敛烦数，匮于财也；闾里空虚，民多流散，则绥导无方，疏于恩也；盗贼公行，劫夺不息，则威禁不设，失于刑也；众谤并兴，大小嗟怨，善人隐伏，佞邪当途，则为法混淆，昏于政也。”
不管是地方上出现哪种问题，归根到底都是当地官员的渎职与疏忽，需要惩罚、罢黜，甚至处死；各方面都符合标准的，执政优异，予以褒奖。同时地方上有冤屈的，有罪行的，可以向巡查申诉；如果巡查收受贿赂，断察不平，则可以上诉到皇帝这里来，严厉杜绝官官相护的现象。巡查的效果不错，扫除了不少地方上的积弊。
北魏在拓跋濬的治理下从起初的一片萧条渐渐转向兴旺。最明显的一点变化，是头几年各地零星的叛乱活动，到其统治后期几乎绝迹了。为了进一步缓和矛盾，安抚广大人民群众，拓跋濬恢复了被拓跋焘取缔的佛教，信佛的人当然是开心得不得了了。（佛教在中国历史上经历的破坏算是最多的，但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每次倒下之后的重建，反而比以前更加兴旺发达，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文化现象。）
复佛后的第二年，拓跋濬骑马出巡，忽然一头撞上一名和尚。和尚害怕，连呼“罪过”。拓跋濬喝退上去抓人的左右侍从，对他笑道：“此乃吾马识善人，哈哈！”他认定这是上天要他结识的牛和尚，便把和尚迎入宫中，奉以师礼。
这名和尚的确是个高僧，他法名昙曜，因为听说皇帝开禁，所以就恢复身份，从中山赶往京城。拓跋濬喜欢听讲佛法，常召昙曜入宫详谈，说到激动处，自然动了心。在昙曜的鼓动下，他仿效敦煌的莫高窟，在平城西面的武州塞（今山西左云至大同西）凿山开窟，一共五窟，分别镌建一尊佛像，这便是今日大同云岗石窟的前身——昙曜五窟。自此以后北朝佛教日益兴盛，成为名副其实的佛教国家。
拓跋濬在位十四年，是北魏一朝正中间的十四年。北魏没有中宗，若把这个庙号授予给拓跋濬也不过分（他本人的庙号是高宗）。在他去世的时候，北魏制度完善和全面汉化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他的皇后冯氏与长孙元宏日后的作为，实际上正是完成了他生前所未竟之事。这些后话，我们留待第三部《明主昏君》中，再细细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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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 沈庆之广陵平乱（1）
消灭了叔叔刘义宣以后，刘骏认定天命归他，谁再想造反夺权，一律杀掉。他把刘义宣的女儿全部召到宫里，改名换姓，册封为妃嫔，供他享乐（刘义宣诸女也是毫无感情的动物，父亲被杀，依然安心侍奉仇人）。其中最为受宠的是他的次女，笑起来尤其迷人。刘骏把她封为淑仪，假称是大臣殷琰的女儿，以掩人耳目。这位“殷淑仪”宠冠刘骏后宫，无人能及，后来两兄妹还生下一子，在刘骏诸子之中排行第八，起名刘子鸾，也是万般宠爱，自不必提。
好色之外，刘骏也极其贪财奢侈。史传他“为人机警勇决，学问博洽，文章华敏，省读书奏，能七行俱下，又善骑射”，用现在的眼光看，相当之聪明。但他却不知自省，不把才智发挥到重要的地方。他喜欢和大臣们玩赌博游戏，大臣们也乐得让他赢得爽，这样就可以得到赐封的官衔。刘骏一朝大兴宫室，铺张浪费十分严重；同时他又喜欢拿国库里头的钱去赏赐，凡是看着顺眼，上至王公大臣，下至宫女侍卫，发下去的财物都不在少数。这样日复一日，国库怎么可能不亏空？不过刘骏也有对策。他定下规矩，地方上的刺史官吏卸任回到京城建康时，都要向朝廷上贡财物。有些官吏在地方上搜刮得不少，以为满足皇帝要求的数量也就够了，可是刘骏不干。他收完官吏孝敬的财物之后，又笑容满面地把他们留在宫中，与他们赌博，一直玩到掏光他们的口袋，才肯罢休。这样的流氓皇帝，跟他讲什么道理都是不中用的。
所以不如索性造反，献身尝试者大有人在。
首先是刘骏的十弟武昌王刘浑。人如其名，这家伙也的确够浑的。孝建二年（公元455年），他十七岁，刘骏给他的官职是在襄阳当雍州刺史。他闲来没事，就和身边一帮文人起草文檄，自称楚王，又立年号永光，把底下的幕僚玩伴封为百官。说起来就是小孩子还没长大，玩玩而已。可是有心人（当然是有心升官者）可不这么想，他的长史王翼之得到了这份文檄，秘密交给了刘骏。刘骏大怒，把他贬为庶人，之后就勒令他自杀。
这是属于游戏人生的，或者说没事找事型。有些人就比较识相，比如刘骏的七弟建平王刘宏。文帝活着的时候最宠爱他，但是他这个人谦恭内敛，也明白政治这东西，你实力不行的时候只能装孙子，所以在刘骏朝中比较受信任。他“运气”也不错，体质差，很小的时候就大病小病不断，结果在大明二年（公元458年）就一病呜呼，得以善终（这种政治混乱的时候，从政之人能够一生平安就值得烧高香了，有时候早病早死反而成了好事）。
当然也有真正图权谋逆之人——刘骏一向忌惮的六弟竟陵王刘诞。
刘诞其实是很有作为的一位亲王。元嘉末年的北伐战争中，他的表现中规中矩，也很受文帝重视。###刘劭和刘义宣的战争中，他都站在刘骏一边，出了不少力。我们以事后诸葛亮的眼光来看，他的这些行为都或多或少有为自己谋私利的目的。
刘诞给自己大造府第，虽然规模不可能有皇帝的宫殿大，但建筑极尽精巧，园林极尽优美，在当时也是出了名的。更有甚者，他在自己府第中聚集了各方的文武英才，还配备精甲利器，招致了刘骏的猜忌。刘骏派他去做南兖州刺史，到广陵（今江苏扬州西北）上任，对他进行观察。
刘诞自然也明白哥哥的意图，他以北魏常入寇边境为名，修治城防，聚粮整军，把广陵搞成了一个军事基地。广陵离北方的边境线还远得很，刘诞这么一搞，连民间都开始盛传刘诞要举兵造反了，南面的朝廷不可能不作出反应。
大明三年（公元459年），刘骏对刘诞摊牌，他令有司上奏刘诞所犯之罪，贬其爵位为侯。然后任命义兴太守垣阆为兖州刺史，让他带着羽林禁军去广陵上任，乘隙袭取刘诞。按理说这件事情安排得很周密，应该能迅速成功，可不知是否因为没有打点好，负责开门内应的典签不小心把垣阆的行动计划透露给了刘诞的手下。刘诞收捕了典签，大闭城门。垣阆天亮进不了广陵城，反遭到刘诞手下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