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到了1952年，形势开始不同了。
一方面，是国家扶植的国营企业越来地盘越大。政府从几次同私人投机商的较量中愈发感到手里直接掌握资源的好处，对于国有企业时时给予照顾，比如有些重要的紧俏商品是规定不卖给私营商号的，也有些私营批发商发现，批零差价被不适当地缩小了，他们简直无利可图，而他们的对手国营商业却因为可以免税还有钱可赚……但所有这些，还只是个开始。1952年开始的“五反”运动，才是资本家们作为一个阶级走向消失的起始。
“五反”，即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经济情报，针对资本家的，这个运动紧接着针对共产党干部队伍的“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而来。毛泽东是这样解释为什么要搞“五反”：“资产阶级过去虽然挨过一板子，但并不痛，在调整工商业中又嚣张起来了……现在已到时候了，要抓住资产阶级的‘小辫子’，把它的气焰整下去，如果不把它整得灰溜溜、臭烘烘的，社会上的人都要倒向资产阶级方面去。”
1952年的2月，上海的“五反”运动开始，顾准作为“五反”的负责人，频频出现在各种*场所，布置运动。直到2月28日，他还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发表“五反”工作的讲话。然而2月29日晚，坐在市府大礼堂里，顾准瞠目结舌地听到市委书记宣布说，上海的“三反”运动从高级干部中“捉出了八只‘大老虎’”，顾准名列第二，他当场被撤销一切领导职务。
这是顾准经历的第一次重大政治打击。此后，他在1957年和1965年被两次划为右派，*中更是经历残酷批斗，妻离子散。这些打击并没有使他消沉，而是促使他从对党内*的思考开始，大量研读中外思想史，写下《希腊城邦制度》、《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等名篇，成为上世纪下半叶中国大陆思想界的先驱。
直到1985年，顾准的冤案被*时，经办的人员发现，顾准因“三反”受处分，却在当年上海市委的档案里找不到任何有关的正式书面文件。
而1952年，缺少了顾准的上海，仍沿着自己的既有方向在向前运转。在顾准去职之前，上海的资本家已经有200人被捕，48人自杀（死亡34人），尽管后来共产党对于过火的行为做了纠偏，一些被捕的人被释放，但资本家们发现，他们几乎人人都有违法行为。他们要退补给政府的税款高达10万亿元（当年全市私营资本总值包括不动产在内共50万亿元）。——他们深刻地认识到，眼前只有社会主义一条路好走了。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旧上海 新上海（7）
姐姐妹妹站起来
年逾古稀的老干部曹漫之和退休女工人俞欣芝，一个19岁加入*闹革命，一个14岁跑到上海卖淫，两人的人生记忆，却在1950年代初期出现一段交轨。不过，一个是代表新政权的改造力量，另一个则是被改造的数千*之一。
文/国家历史记者 杜兴
“1952年国庆节前洗的手，是最后一批*……大跃进那一年结的婚……”1983年的某天，一个64岁的退休女工人俞欣芝（化名），向作家张辛欣及其伙伴述说自己一辈子的遭遇。
“由于我们刚进上海的时候，没有准备好，如果马上取消（卖淫），谁给她们饭吃？”三年之后，1986年11月，年逾古稀的老干部曹漫之追忆了自己参与上海接管和改造的经历。他的对面坐着美国学者贺萧。
一个19岁加入*闹革命，一个14岁跑到上海卖淫，曹漫之和俞欣芝的人生记忆，却在1950年代初期出现一段交轨。不过，一个是代表新政权的改造力量，另一个则是被改造的数千*之一。
收捐
1949年5月初，离上海两百多公里的丹阳县，曹漫之频繁参加上海接管改造会议，议题之一是禁娼。她刚刚被任命为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兼民政局长。
而在上海知名“风化区”会乐里，俞欣芝依旧接客。此时的上海，像她一样靠卖淫为生的妇女有3万人左右，还不包括从事隐形*的吧女、女招待、“按摩师”、“女向导”等。
对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来说，清除娼妓是让中国变成强大、健康的现代国家的必须动作之一。但进城后怎么着手？有干部认为一天也不能忍，应该立即禁绝。曹漫之找了一些熟悉妓院及其背景的党内外干部，大多数却主张要权衡现实，不能马上取缔。
自1938年起就多次参加解放区禁娼运动的曹漫之遇见了新难题。十里洋场中，“青洪帮”和“他们羽翼下的各种社会*组织”，以及包括娼妓、职业乞丐、扒手在内的“集团性的社会黑势力”盘根错节，每个问题的解决都有赖于社会环境的根本改变。更重要的是，如果禁止*从事*，就得给她们提供饭碗。30多年后，曹在《上海娼妓改造史话》前言里还感慨道，“最复杂最困难的则是对*的改造”。
“在解放以后，*还在街上，所以我们的干部有意见，*党派也有意见。”有一天刚躺下准备休息，有人就来批评曹漫之。他说，“你睡觉睡好了，是不是？我睡觉还没睡呢。我现在房子还没有准备好，怎么能收容？收容起来，当天就没饭吃，把*又变成乞丐啊？那么这算什么政策。”
曹向贺萧回忆，“我们确实没有办法，……还得准备一批干部，而我带进来的干部很有限。我接管市政府，接管法院，接管监狱，接管区公所，接管国民党行政院在上海所有的办事机构。一共接管五百多个单位，给我的干部只有28个人，我们怎么能干得了这么多事呢？”
“这段时间完全是不得已的，绝不是我们的心愿。”在接管上海之后的两年里，曹漫之“忍着心里的痛苦”，耐心地准备着。
5月10日，进城部队做报告的第三野战军负责人在谈到税收问题时强调，“既然娼妓还存在，当然也还是要收……”5月27日，上海宣布解放，继续给妓院和*发执照并收捐，同时对妓院老板的经营做了严格限制：禁止接待公务人员，贩卖毒品、赌博、摆设大型酒宴，如果逼迫*违背自己意愿与人发生关系，或将她扣留，*可以控告他们。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旧上海 新上海（8）
而其它城市同行的遭遇也陆续传来：从1947年到1951年，石家庄、北京、吉林、南京、苏州等城市都几乎在一夜之间取缔了娼妓业。在此情况下，上海的一些 “妓院巨头”，早在1949年解放时就溜走了。1951年4月*反革命运动，又处死了一批。
“对新中国成立我是麻木的。国民党、日本人、美国人，然后又是国民党，我见的人多啦！共产党来了，我还是卖自己的‘咸肉’！”俞欣芝回忆说。尽管如此，她还是发现有大批姐妹开始朝火坑外跳。战火熄灭，经济逐步恢复，许多*回到了老家，或在上海找到了工作。
解放军进城一年之后，《大公报》报道，注册持照*已经从1949年初的1897人减少到662人，而妓院数从518家减少到158家。到1951年11月，又减少至注册*180名和妓院72家。当然，注册*仅仅是卖*女中很小一部分。
“我根本不信‘长三’、‘幺二’（*等级名称）们能自己干活养自己。”俞欣芝还在观望，“你们不是说共产党好吗？那我就等个好共产党娶我吧……”。可她后来不得不承认，“我真没想到共产党不逛妓院”。愿望落空的俞欣芝反而听说要取消妓院 ，“所有*要剃光头，要‘共’我们当妻，很害怕”。
“取消”的消息越传越迫切的同时，曹漫之也在紧锣密鼓地安排工作。1951年11月初，一批有高中或大专学历，做思想工作有经验的妇联干部，被领导悄悄通知到提篮桥区通州路48号报到。但她们听说自己的工作将是改造*时，很多人闹情绪。
“我不愿意。大家印象中*是下等人，叫我们去跟这种人打交道思想上不容易接受。我坐在楼梯上面大哭不去。”管理干部杨秀琴回忆说：“后来领导给我讲了好多。他们说，这些人也是受压迫的，不是自己愿意的，新中国不允许娼妓存在，我们要做的工作是前人没有做过的工作……最后说服我，就去了。”
1951年11月13日，警方通知全市剩下妓院的老板马上关门。几天后，又通知持照*开会。11月23日，上海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市政府关于取缔妓院、收容*的决定报告。
随后的两天，通州路48号的上海妇女劳动教养所根据公安局提供的*名单编队编班，妇联通过报纸向*宣传，希望她们“依靠自己的学习和劳动改造，作一个新生的妇女”，政府取缔后若仍有不法之徒，希望各界人民协助检举以严惩。
收容
一切准备妥当后，行动开始了。11月25日晚上8时开始，警方出动将妓院老板们抓获，封闭妓院大门，把*围住。到第二天上午10时，逮捕324个妓院老板，后来分别被判刑入狱或送去劳动改造。181名持照*和320个街头“野鸡”则被送到妇女劳动教养所改造。
行动第二天，上海报纸上的许多报道都引述了一个叫吴彩凤*的反应，据说她站在闸北分局的一张凳子上宣布说：“姐妹们，我们解放了，我们新生了！……今天，是我们最可纪念、最感到光荣的一天。”
而事实上，1948年，在革命性变化来临前夕，一项对上海市500名*的调查发现：56％的*对她们的职业表示满意。主要因为这一职业比起她们所能从事的其它职业来，收入更加丰润一些，有一半人表示无意改换职业，而有略微四分之一的人还表示想找一个有钱的丈夫。”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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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比较满意的收入，对国家权威的恐惧，对外人的怀疑，所有这些混合在一起，使得俞欣芝和姐妹们不可能不因这一突然改变而恐慌。吴彩凤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