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革热使群众陷入骚乱。卡斯特罗总统指责是美国中央情报局释放的疾病。无论这是否属实，古巴的人民和经济都付出了昂贵的代价，这一系列传染病演示了仅仅一些发疯的病原体就能给一个国家造成多么严重的混乱。
真正适于直接用于战场和战场之外的微生物，并不比大炮的种类更多。但是，使对方的战斗部队和平民丧失战斗力比消灭他们更有效。一具尸体可以被埋葬、被忘记；但是一名伤员或一名重患者会牵累一连串的人，使他们分心使团队溃败。无论是在军事还是经济方面，无论是用于杀伤还是使对方丧失能力，理想的生物武器具有以下特点：
◆效果稳定可靠
◆只需很小的剂量便能发挥作用
◆潜伏期短并能够预测
◆可用于攻击以前没有感染过此类疾病的目标
◆对方没有可行的治疗方法
◆易于批量生产
◆可以可靠地贮存和运输
从使用者的角度看，最基本的还有，完全可以保障自己或友方军队和平民不受侵染。按惯例另外要考虑的是散布后的污染控制。传染病的历史表明，蓄意释放任何携带者像昆虫那样不可预测的疾病，都是不太明智的，但多数使用者根本就管不了这么多。
对生物武器和核武器效果的直接比较可以说是触目惊心的。1993年，美国技术评估办公室（OTA）在一座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3000—10000人的城市进行了两种武器的比较研究，计算出一枚千吨的核导弹能造成圆形平方公里的破坏，万—8万人死亡。在乌云密布中等风速的白天或夜晚，一枚携带30公斤炭疽孢子的同样导弹将在10平方公里雪茄形区域造成3万—10万人死亡。
OTA然后选择了一个特殊城市——首都华盛顿，比较了在三种不同天气条件下的攻击效果。每种情况下都由飞机沿顺风方向在100公里距离内释放100公斤炭疽孢子，在最恶劣的条件下——阳光明媚微风习习（两者都会降低药剂的效力）——将感染46平方公里，杀死13万—46万人；在乌云密布风力中等的天气，将感染140平方公里，杀死42万—140万人；而在理想的条件下——宁静清澄之夜——炭疽孢子将覆盖300平方公里，杀死100万到300万人。在所有情况下那便宜得多的炭疽都比掩武器还要有毁灭性。当然，这里的“人”都是虚拟的。
1∶2000：夸张的比例
低廉的成本使生物武器受到青睐，是恐怖主义组织或者削减防御预算的国家最难忽略的。为了“影响”1平方公里的土地，使用以高级炸药装备的火炮、炸弹和导弹大约需耗资2000美元，一颗核武器将以大约800美元完成此项任务，而化学武器则只是稍微便宜到600美元。而要达到同样效果，使用生物武器仅仅只需1美元。
有一点我们必须牢记，在生物战上拥有最多专门知识和资源的国家，美国、英国和前苏联，是在1972年正式宣称放弃发展进攻性生物武器的，那时也正是基因工程革命开始之时。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很有可能用人工重新组合腺鼠疫菌的DNA，或者携带它的跳蚤，以至可以精确地控制疾病的传播。例如（当然这纯属推测），有可能创造出一种跳蚤／细菌的结合体，它不能繁殖，存活时间短，携带一种毒性极猛烈且对所有抗生素免疫的微生物。能在每个感染者身上迅速达到约定的致命阶段，但并不因带菌者的迁移而扩散和放大。后续部队只需一种有效的疫苗（可以从这种跳蚤／细菌的组合体中提取出来）以及足够的耐心，在开始进攻前等待疾病在目标人群中燃尽。利用专门技能和设备可以如此简便地利用病菌，于是生物武器对那些既缺乏手段又缺乏资金加入核竞赛的国家便越来越有吸引力。
人造瘟疫
1347年，詹尼伯格将死于瘟疫的尸体抛射到卡法城中，被后人戏称为“生物弹道导弹”；特制的化学武器出现于第一次世界大战，28万名步兵死于法兰西，1/4死于氯气或芥子气；最早将化学科学的发明用于屠杀同类的是日本人，上个世纪30—40年代，日本军国主义者肆无忌惮地在中国进行细菌武器的研究、实验、生产并实际应用，给中国人民留下了痛苦的回忆。
1932年，日本在满洲里设立了一个傀儡政权，1935年，在哈尔滨成立了731秘密研究机构。731八个部门中的三个分别涉及细菌学研究、战争研究与战场实验、细菌的大批量生产和贮存。他们研究了腺鼠疫、炭疽病、肉毒杆菌毒素、布鲁氏菌病（波状热）、霍乱、痢疾、天花、斑疹伤寒的效果及其携带者（尤其是昆虫），还有可能的解毒剂和其他药物、化学毒素、冻伤以及动植物疾病。选择如此偏远的地方是为了使日本科学家不受干扰地在活人身上做实验。大约3000名被日本人称为“马路大”的中国囚犯被这些研究者们杀害，日本人不惜进行活体解剖来检查那些垂死者内脏的感染情况。
使用炸药的常规金属炸弹容易杀死细菌，为了能用于前线，731发明了“Ha”，含有1500个浸在炭疽或破伤风乳剂中的柱状芯块的钢铸炸弹。为了对付平民制造了能传染炭疽的巧克力炸弹，这是一种25公斤重的瓷制炸弹，能容纳3万只跳蚤或大量的破伤风、痢疾、伤寒或炭疽病菌，很少一点炸药就能使它在目标上空爆炸。
1942年日本人在浙江战役中尝试了他们新款武器。1940年10月27日晨约7时，宁波，天色阴霾，空袭警报突然狂然狂鸣，一架日机窜入宁波市区上空，盘旋一周后俯冲而下，没有扫射轰炸，却投下大量传单，传单上画有日、德、意国旗和两手相握表示“中日亲善”的图画。
下午2时许，日机再次入侵，投下大量麦粒、粟米和面粉，落在市中心开明街一带，该处上空顿呈一片淡黄色云雾，屋瓦上发出“沙拉拉”的响声，居民们感到十分惊奇和恐惶。日机过后，发现跳蚤骤增，红红的颜色，形体略小，与本地的不同。后来才知道，这是一些吸饱了鼠疫病人的血液、体内充满着亿万个鼠疫杆茵的疫蚤，而这些疫蚤则来自日军731细茵部队的支队荣子1644部队，即华中派军防疫给水部，亦称“多摩部队”。
时隔两天，就有人染疫发病。鼠疫流行很快，疫情迅速蔓延扩大，死亡人数越来越多，宁波市民惶惶不可终日，全城笼罩着一种恐忧怖的气氛。鼠疫一直持续到11月15日，数百人死亡。
日本1644部队细茵队长佐藤供认说：“1940年在宁波一带，1941年在常德一带，1942年在浙赣线一带动作，均使细茵武器，都是从飞机散放的鼠疫跳蚤。”
在江浙战役中，不计其数的病菌被后撤的日军倾倒在井中、水库和河流中，并从空中投掷了巧克力炸弹。大约有…万名日军因疏忽大意进入污染区而死亡，而中国军队损失“不可计数”。1939年当日本人企图在美国弄到一些黄热病毒的时候，美国人开始对这种生物战发生兴趣。1943年底，美国也生产出了225公斤的炭疽炸弹和肉毒杆菌炸弹；在二战结束的时候，美国为了“回报”他们的专业知识的来源，没有对731细菌部队的日本科学家的战争罪行提出起诉。
恐怖主义者的威胁
震惊全世界的“9·11”事件勾起了人们对此前发生的城市恐怖的回忆。直到1993年，对大多数美国公民来说，恐怖分子的袭击是发生在别处的某种事件，灾难似乎不会降临到自己头上，这么说在当时也许是恰当的。1993年2月26月，纽约世界贸易中心的地下停车场爆炸了一枚汽车炸弹。6人当场死亡，1000人受伤。凶手是一个很小的###极端主义组织，很快就被抓获。紧接着的一次事件则更深地伤害了美国人。1995年4月19日晨，一枚2250公斤的炸弹在俄克拉荷马城的阿尔弗雷德·默拉联邦办公大楼爆炸，炸弹把大楼撕开一个大洞。爆炸时间精确定位在成千上万的人进入大楼的那一时刻。暴行引起了强烈的公愤，因为很快被抓获的凶手竟然是美国人，爆炸中有169人死亡，包括15名儿童。
在公共场所投放炸弹，在日本奥姆真理教分子看来也许过于“老套”了，他们为国际恐怖分子树立了一个另外的榜样。
就在阿尔弗雷德·默拉联邦办公大楼爆炸前一个多月，1995年3月20日在日本东京，数千名无辜的市民尝够了毒气的滋味。这天早上，繁忙的高峰期，在五个拥挤的地铁车站，一些人留下一些仔细穿了小孔的塑料袋，袋中装有稀释的沙林，一种致命的神经药剂。毒气杀死了12人，5000多人受伤。一个多月后，4月19日，有400多名横滨的地铁乘客被送往本地医院，他们眼睛发炎，头晕，呼吸有障碍。7月，警方在东京地铁里发现两枚毒气弹。一枚含有一个定时器和几袋氰化钠和硫酸，两者混合后可产生致命的氰化气体。
一个称作奥姆真理教的古怪的准佛教组织被指控应为3月20日和4月19日的袭击事件负责。1987年成立奥姆真理教的胜田旭原是一个狂热的希特勒崇拜者，预言一系列悲剧性事件将会发生，包括洪水、食物短缺、经济崩溃、陌生疾病的流行，最后则是一场核战争。对事件调查显示，该组织十分合法地拥有成吨用于生产神经性毒气沙林的材料。奥姆真理教把毒气生产厂藏匿在一座女神殿中，调查者们发现里面完全是一座生物武器实验室，配备有一台孵化器，一架电子显微镜，用于发酵和繁育微生物的培养基以及培养出的致命的肉毒毒素。很显然，除了制造毒气弹外，奥姆真理教还在计划更具毁灭性的进攻性生物武器。有一次电视报导称奥姆教一行人于1994年12月曾访问过扎伊尔，奥姆教的文献显示出对埃博拉病毒的强烈兴趣。
事实上恐怖分子并不是第一次使用生物武器。在一篇题为《生物武器：贫困国家的大规模杀伤武器》文章中，美国空军中将特里·梅耶写道：
1984年，法国当局获得了一个惊人的发现，它显示了今日世界是多么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