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对自然的信仰（大和民族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和谐与天人合一）的发展的纪录……保存自然与重新发现自己！——“结”的哲学如此传授。
河合继续解释日本人如何试图使退化中的中国恢复“结”的精神，这样做是为中国本身以及全亚洲的利益：
遵从“结”的指令，日本连同复兴的中国将与那创造与滋养生命的宇宙力量合一，并协助促进那美化与净化亚洲生活的无止尽的过程。这是日本的中国政策的基础。
并非所有的日本人都使用如此冗长华丽的哲学词藻，来为日本的对华政策辩护。许多人只是像纳粹那样提到生存空间的需要，忽视了仍低度开发的北海道地方。生存空间观往往跟一个显然经过选择的论证连接在一起：只有移民、向国际市场进军及领土扩张三种方式来减轻过剩的人口压力。日本大概除了第三种选择外没有其他选择，因为西方国家的排日移民法与贸易关税已有效地阻碍了前两个选择。似乎没人准备考虑诸如在德川时代曾经很有效的人口控制等选择。
另一个较简单的辩解是因“沈阳事变”出名的石原莞尔的辩解。他希望日军占领并重新组织亚洲，使日本能利用亚洲的资源，为获得世界控制的最终决战做准备。这战争将是日本与美国之间的战争。石原的这一想法是受到中世僧侣日莲的影响，日莲认为将会有一场终结所有战争的最后大战。石原也采取哲学立场，认为战争带来毁灭，将为重建铺路，因此是文明进展的一部分。但尽管有哲学的虚饰，在其人生观里所有的事物都从属于军事考虑——一种单纯的军国主义。
石原本人并没有特别受到喜爱，且从未受到同僚们的十分信任。这些因素使他的个人影响力受到限制。石原认为日本必须获得亚洲资源，为将来与美国对决做准备，他的这一观点逐渐受到支持。当20世纪30年代进展之际，他主张的利用军事行动控制亚洲的理念胜过较不具侵略性的泛亚洲主义观点。
一个“较软性的”观点是汉学家橘朴（1881～1945）的观点。他认为，作为最有资格的国家，日本应该在亚洲建立的不是军事领导地位而是文化与政治领导地位。这将创造一个文化政治的亚洲实体，这个亚洲实体能够制衡已经存在的西方文化政治实体的支配。遗憾的是，除了提出儒学与皇道作为这个亚洲实体的普遍指导原则外，橘朴未提议任何组织这个亚洲实体的具体手段。他在这些事情上的沉默使得军国主义者较容易占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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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战争准备（1）
确实，日本能够从大陆的资源中大大地获利，尤其是日本本身十分缺乏的自然资源。但当日本对大陆资源的欲望呈现逐渐具侵略性的军事气氛时，有点儿讽刺的是，日本经济正进入复苏阶段。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日本已经采取果敢且史无前例的“凯恩斯”措施，利用政府赤字支出来刺激经济在通货紧缩后复苏并阻止景气衰退。日本也使日圆脱离国际金本位，导致日圆贬值约50％，而如今价格远较便宜的日本产品出口增加。至1936年，日本已成为棉花布匹的最大出口国。日本是最先从世界经济大恐慌之中脱困的重要国家之一。事实上，在20世纪30年代剩下的几年中，日本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是5％，而在1929年与1937年之间日本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超过50％（对比之下，同期的澳大利亚国内生产总值仅增长10％）。
这一经济好转显示出，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有军事扩张以外的其他选择，问题是日本是否想追求其他选择。作为一种选择，依据明治口号“富国强兵”的精神，日本可以利用较强劲的经济来建立较强大的军队。
一个问题是，虽然经济在全国层次上似乎健全，但并没有足够的人获得利益。大多数人仍是被雇用于农业的农村居民，但农民收入是恢复最慢的。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他们的收入仍然只有他们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大约半数。尽管生产力改善，农业就是没有制造业那么有效率，因为其劳动力比率是它在国民生产总值之中所占的比率的两倍以上。在制造业方面，尽管棉花布匹出口成功，纺织业正稳定地让位给诸如机械等较重型的制造业。
在1929年与1937年之间，化学品、金属、机械在国内生产总值之中所占的比率从30％上升至50％。在1920年与1940年之间，钢铁生产量增加11倍，机械增加6倍，化学品也增加6倍。
纺织厂往往设在地方城镇的事实，为农村增添了苦恼。
由于工业的逐渐托拉斯化，都市工人境遇往往没好多少。从20世纪30年代早期起，政府故意推行一种工业合理化政策，授权重要工业的企业联合。这大大地帮助原已富有且有势力的财阀变得更富有且更有势力。至1937年，单单三井与三菱两大财阀就持有全国工商业所有资本的几乎1/7。大财阀企业（工人人数超过5000人）工人的平均工资，是小企业（工人人数不到30人）工人工资的两倍以上。
政府与财阀的关系并非总是无限的信任。政府里有许多人感觉财阀影响力太大、腐败、颓废且难以控制。他们宁愿不要合理化至如此程度，以至于只有少数财阀在控制，把所有其他大企业都排除在外。这是何以政府奖励诸如日产与丰田等“新财阀”的一大理由，这两家公司在诸如汽车制造等领域尤其活跃。
受到德国的启发，政府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起制定一连串的法律，对这些主要工业的公司予以帮助。这些法律依靠外汇限制与企业必须被日本人经理控制才能发执照的要求，把外国竞争者挤出去。福特公司是一个特别的威胁，而1936年汽车制造工业法的条款的生效日期被追溯既往，所以福特公司1935年在横滨建造的工厂实际上变成非法。这项法律也给生产军车的公司诸如免税等援助，由此把那些公司置于政府控制下。在石油、钢铁、机器工具、造船及飞机等工业方面，类似的法律也获得通过。
当政府加紧对工业的控制之际，军方也加紧对政府的控制。“二二六事变”后，广田弘毅（1878～1948）领导的新内阁成立。广田在职仅几个月，但很同情军方的目标。他大幅增加军事预算，奖励重工业朝军需工业方向发展，并重新制定只有现役海军上将与陆军上将才能出任陆军与海军大臣的原则。
同年11月，再度对苏联意向感到不安的日本与德国签署###公约，意大利不久后加入。这个公约基本上是以交换情报的方式，彼此协助对抗共同敌国苏联的协议。
翌年，日本在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正式和中国开战。合法派驻的日军在北平（北京）附近演习时声称受到中国士兵开枪射击，这一事变就这样展开了，双方进行了局部地区的武装冲突。事件很可能是日军故意挑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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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战争准备（2）
日军进一步声称，有一名日军丧生，但他们从未发表这人的姓名。对比之下，有些评论家认为这一事件是真正的意外事件。日军和敌人交战的纪录至少暗示，一旦他们感觉这样的交战是不可避免的，他们有挑衅的强烈可能性。
在一个月内，冲突进一步升级至全面战争，尽管日本从未正式宣战。
即使起初的冲突是偶发的，日本政府或天皇都没尝试阻止冲突升级。不仅不阻止，新任首相近卫文麿（1891～1945）积极主张对中国战争。中国在蒋介石领导下也无心退让。
8月战斗蔓延至上海，11月上海沦陷。日军然后转进首都南京，12月南京在几天的战斗后陷落。南京陷落后，日军肆行屠杀、强奸、刑求、抢掠。中方死伤确切人数将永远无法得知，中方估计的数目高达34万人，而日方提出的数字低至3万人。能够确定的是，好几万人被杀，其中有许多人是平民。
日军在南京的残暴行为有些被拍摄下来。有些亲身参加屠杀的日本士兵受良心责备，公开发表见证。当时派驻南京的天皇的弟弟三笠宫亲王（1915年出生），许多年后接受一家大众报纸访问时，承认大屠杀发生了。但即使在今日，仍然有些日本人否认曾发生过南京大屠杀，包括位居高职者。而有些日本人也否认日本从事的战争是侵略战争。
南京大屠杀
令日本人吃惊的是，中国人在南京事件后没投降。双方陷入僵持状态，日本有少许斩获但没什么实质进展。日本领导人士开始担心，中国战役可能长期拖延并削弱日本，并暴露自己于苏联的攻击下。这样的担心并非全无根据。苏联曾公开表达对中国的支持。在20世纪30年代晚期，苏联与日本之间也有逐渐严重的军事冲突。最大的事件是1939年5月苏军协助在满洲边界诺门罕和日军发生边界战的蒙古人。日军损失将近2万人，是明显的败仗。当德国违反德日###公约的精神，在1939年8月与苏联签署互不侵犯条约时，日本更加惊慌。
日本感觉被德国背叛了。无论如何，当希特勒公开宣告亚利安人的优越性并形容日本人是“二等人种”时，日本对这位昔日偶像的信心已经受到挫折。不少日本人担心德国可能把日本视为“黄祸”而与之敌对，而甚至诸如美国等的其他西方国家可能与德国联手对付日本。他们从未能去除这样的疑虑。
但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年9月爆发）早期阶段的成功向日本暗示，采取亲轴心国（德国与意大利）政策将是有益的。结果，日本在1940年9月签署三国同盟条约。这一条约的要点包括，假如任何缔约国受到目前未在欧洲参战或未参加中日战争的国家攻击时，缔约国承诺彼此协助。当然，这意指美国。
日本在亚洲的利益也被承认。这利益集中于日本领导的“大东亚共荣圈”的梦想。这是一个欠缺明确界定的梦想，但这一梦想的较理想化的版本甚至包括诸如澳大利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