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有一种说法，说秦始皇曾说过“东南有天子气”，而吕后马上言之凿凿，说刘邦有一段时间脑袋上老有一股气，云蒸霞蔚，不过肯定是除了她谁也没看见过。
看来，刘邦对自己的出身低微而遂得大位，心下还是有些惴惴不安，所以摇尾系统或者是在授意之下，或者出于揣摩上意，搞了这么多无聊的东西。
英雄是英雄的镜像
项梁者，楚将项燕子也，尝杀人，与兄子籍避仇吴中。吴中贤士大夫皆出其下。籍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项梁怒之。籍曰：“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于是项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学。籍长八尺余，力能扛鼎，才器过人。
——秦二世皇帝元年（公元前209年），《资治通鉴》中华书局版第261页
在中国历史上，有许多人可谓不是冤家不聚头，他们的人生好像就是为了对手而存在，他们相互为对方性格和命运的镜像，比如刘邦和项羽，比如毛泽东和蒋介石……人们常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而我看人生得一劲敌亦足矣。在今天，我就发现有许多朋友就是生活在和竞争对手角逐的乐趣之中。人心最底层的东西，不是平和，而是竞争。“天下以智力相雄长”，这是自然规律，看《动物世界》，不论是猴子还是狮子，都是如此。所谓淡泊宁静，与世无争，心平气和，物我两忘，都是后来强加于人性的，都是覆盖在人心最底层之上的堆砌物。
正因这样，历史才精彩，我们所熟知的历史，不是大治承平的历史，而是天下纷争、枭雄搏杀的历史，所谓一时瑜亮，所谓双峰并峙，才能让我们感受到历史的审美价值。还是那句话，当他们斗智斗勇以及斗狠的时候，历史才有张力，才有戏剧性。
刘邦就是项羽命中的克星，项羽在自刎乌江前说“天亡我，非战之罪”，或许就是他在临死的时候，天眼开了，看到了命运之神在捉弄自己，于是决定不玩了。
项羽是贵族出身，他的老爸是项燕的儿子，连陈胜起义时都假借扶苏和项燕的名义，可见项燕不同寻常。因为已经有高贵的血统，也因为没有最后做了皇帝，所以项羽的母亲没有什么和神怪异兽性交的故事。项羽和刘邦一样，都没读过什么书，不过，刘邦是没有条件读书，而项羽是有条件自己却不愿意读书。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最早的读书无用论的样板案例，秦始皇以焚书坑儒饱受后世诟骂，而具有喜剧意味的是，刘邦和项羽这两个推翻秦帝国的核心人物，都不是读书人。“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历史总是打一些错位球让我们看。
刘邦和项羽出身不同，但是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刘邦是家里的老三，父兄辛苦劳动，他则成天游手好闲。后来当上了亭长，亭长大概管几个村，相当于治安联防队的队长。这么个游手好闲的家伙，怎么能当队长呢，我想这和选调皮的学生当班干部差不多，是以毒攻毒的法子。这下，他也算是秦帝国体制内的边缘人物了。亭长有没有工资不知道，估计有也是向村民摊派集资，不属于国家财政编制。刘邦由于无赖泼皮而获得了一定的管理权，这个经验告诉他，良民是做不得的，种地是没有出息的。如果秦帝国的二世、三世稳定大局的工作做得好，刘邦也就一辈子做个基层干部，混吃混喝打发日子了。他对秦帝国的态度是无所谓的，没有革命的原动力。
项羽是楚国贵族后裔，对秦有家仇国恨。秦统一后，对地富子女管理不到位，让他们得到良好的教育机会，想学剑就学剑，想学万人敌就学万人敌，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就是复辟的急先锋。总之，项羽对秦帝国的态度是仇恨的，是时刻想着复辟的，他参加革命的主动性要比刘邦强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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俘获敌酋之后的政治策略
赵王与张耳、陈馀北略地燕界，赵王间出，为燕军所得。燕囚之，欲求割地；使者往请，燕辄杀之。有厮养卒走燕壁，见燕将曰：“君知张耳、陈馀何欲？”曰：“欲得其王耳。”赵养卒笑曰：“君未知此两人所欲也。夫武臣、张耳、陈馀，杖马棰下赵数十城，此亦各欲南面而王，岂欲为将相终已邪！顾其势初定，未敢参分而王，且以少长先立武臣为王，以持赵心。今赵地已服，此两人亦欲分赵而王，时未可耳。今君乃囚赵王，此两人名为求赵王，实欲燕杀之，此两人分赵自立。夫以一赵尚易燕，况以两贤王左提右挈而责杀王之罪，灭燕易矣！”燕将乃归赵王，养卒为御而归。
——秦二世皇帝元年（公元前209年），《资治通鉴》中华书局版第263页
赵王武臣与张耳、陈馀一心想扩大地盘，于是他们向北进发，和打着“燕军”旗号的造反派争地盘。非常八卦的是，赵王武臣外出闲逛，竟然被燕军所擒，做了俘虏。
燕军想拿他胁迫赵军割让土地，因此来索要人质的赵国使者均被拒绝，双方僵持起来。这时，赵军有个“厮养卒”（伙夫之类）跑到燕将那里分析了赵王的内部局势：“你们抓到的赵王武臣其实并不值钱，赵军内部真正的牛人是张耳、陈馀，这俩人其实正想在赵国称王，只是时机尚未成熟罢了。如今赵王自己傻兮兮撞过来做了俘虏，张耳和陈馀一定偷着乐呢，他们想借你们的手杀了赵王，然后自立为王。”燕将一听，留个窝囊的赵王并未有利于燕军，于是便释放了赵王武臣。
历史上曾多次出现这样的事，一方运气特别好，一不小心就把敌方的领袖抓到了，这个时候如何处置俘虏来的敌酋，是一个考验政治智慧的事情。
明朝土木堡事变，蒙古瓦剌意外地俘虏了明英宗朱祁镇，瓦剌的首领也先高兴惨了，俘获皇帝，自然奇货可居，可以换取不少好处。消息传到北京，京师震撼，但为了防止也先勒索起来贪得无厌，于是立郕王朱祁钰为帝，是为代宗。蒙古首领也先后来看到油水不大，于是反向思维，干脆释放了英宗。英宗回到北京，北京于是有了两位皇帝，最后酿成了“夺门之变”。当时蒙古势力尚不足以和大明分庭抗礼，要不，单凭释放英宗造成的大明内乱，蒙古瓦剌族就一定会有机可乘。
我们熟知的西安事变，也是如此。延安当时对蒋介石并没有处置权，蒋毕竟是在张、杨的手里，而张、杨给自己的定义是“兵谏”，谏者，以下劝上，他们是承认蒋的地位的。但是，也不排除延安制止老蒋返回的可能性，南京当时也确有希望老蒋回不来的势力，最后延安还是利用这一事件，完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再往上还有金国俘虏徽、钦二帝，都是可以一齐拿来做研究的。金人掳走宋朝徽、钦二帝，让这爷儿俩老死北方，倘若金国当初在合适的时机将他们放回杭州，会不会就此让南宋王朝陷入内战呢？
在赵王武臣被俘而后又重返赵国的事件里，起到改变事件（说他改变历史进程有点儿夸大）进程作用的，是一个“厮养卒”。锐圆说“人人是刀斧手，个个是权谋家”，这就是一个佐证。《资治通鉴》卷第八秦纪三（凡二年）◎《资治通鉴》卷第八秦纪三（凡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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帅哥李斯被踹入茅坑的前因后果（1）
二世数诮让李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盗如此！”李斯恐惧，重爵禄，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以书对曰：“夫贤主者，必能行督责之术者也。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为桎梏’者，无他焉，不能督责，而顾以其身劳于天下之民，若尧、禹然，故谓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韩之明术，行督责之道，专以天下自适也；而徒务苦形劳神，以身徇百姓，则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贵哉！故明主能行督责之术以独断于上，则权不在臣下，然后能灭仁义之涂，绝谏说之辩，荦然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如此，群臣、百姓救过不给，何变之敢图！”二世说，于是行督责益严，税民深者为明吏，杀人众者为忠臣，刑者相半于道，而死人日成积于市，秦民益骇惧思乱。
——秦二世皇帝二年（公元前208年），《资治通鉴》中华书局版第267页
二世是个聪明人，会用话碴子噎人。大泽乡刚揭竿而起之时，秦帝国中央肯定没有予以高度重视，待各地风起云涌，二世扮起了鸵鸟，下面也吃不透局势到底会怎么发展，所以报喜不报忧，大事尽量化小，小事干脆化无，及到星火燎原，大批官员被杀，大量城池失守，农民军扣关西向直逼咸阳的时候，二世知道不能继续扮演鸵鸟了，于是，调整政策，实行“问责制”。
危机之初，不能见微知著；危机显现，不仅不能积极应对，反而采取眼不见心不烦的逃避策略；及到危机爆发，则掉过头来责备属下。一个领袖在处理危机过程中最不应该犯的错误，秦二世一个都不少地实践了一把，一而再再而三地证明自己不是那块料，是典型的衰神二代。
衰神二代中有浑蛋，也有玻璃蛋。二世是玻璃蛋，小聪明小机灵抖得不错，他摊开双手，一脸无辜地问李斯：“你老人家位居三公，是中央电视台千古名相的年度候选人物，怎么搞成这个局面？”
李斯本来是个聪明人，甚至用“聪明”二字都不足以形容其聪明，他是有资格进入权谋家的明星阵容的。李斯这时候一定也有些恍惚，怎么回事？格老子和秦始皇配合得那么好，天衣无缝绝代双骄，怎么和二世哥哥配合起来，球越打越臭呢？
李斯是法家，“文化大革命”时定的。儒家“尚德”，法家“重势”，李斯著名的“鼠论”，和法家重势的理论是相通的，或者说是法家理论的通俗版。李斯认为，同样是老鼠，一个在臭茅坑，一个在谷仓，位置决定价值。客观地讲，邓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