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文化环境里，陌生人靠规章制度、操作手册一类的东西是组织不成有战斗力的团队的，领袖或者老板要有自己的班底，要有一帮子弟兵，虽然事业做大了，要及时地把人才路线更张为“五湖四海”，但老班底沉在下面仍然是基础。
所谓老班底，就是发家之前即相识，甚至是亲戚，老板和他们相互之间知根知底，谁能喝几杯，谁能尿几壶，大家都清楚，该交底的交底，该承诺的承诺，合作的条件不待明文规定而各自门儿清。班底一旦形成，在革命事业的发展过程中，就会起到最后防线的作用，也会形成一个核心的利益集团。
有句俗语叫“家鸡撵得团团转，野鸡赶得到处飞”。“家鸡”一般情况赶不走，对于基本团队的稳定有帮助，事业发展之初，老板手头没有更多的资源吸引人才，只能靠原来的人脉资源启动。在发展过程中，难免有人事振荡，这时，老班底又像压舱石，能起到稳定大局的作用。
老班子的素质一般不是最优秀的，很少有老板像刘邦这么幸运，一开始就得到萧何、曹参这样的人物，所以当事业发展，老班底不敷足用的时候，就要吸引更多的人，就要搞五湖四海。
这样，在一个集团内部，就会形成###派和新人的某种对立，老板在其间肯定是最重要的平衡力量，他用以平衡、制衡的一套心得和办法，就是传说中的权术。优秀的老板就是能够在发展的过程中，把老班底不断扩大。
这里面，老板的格局器宇是关键，没有这个，终究是土匪；有了这个，那叫执政党。
“汉初三杰”张良、萧何、韩信，我认为萧何的作用最大，做一方诸侯，做割据的军阀，有张良在侧韩信在前足矣，要坐天下，则不能少了萧何。
萧何进了秦丞相府，不知是哪位丞相，李斯耶？赵高耶？这已经不重要，关键是“收秦丞相府图籍藏之，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萧何的治国意识就此可见。我们讨论到，当是时，各路英雄，不论六国之后，不论郡县之民，对未来的设想多数倾向于复辟“天子虚位、列国并存”的体制。能认识“皇帝”这两个字的价值的，可能只有刘邦、萧何。张良是复辟派，韩信也是，猴急急地要封王。刘邦和萧何的心是相通的，甚至说刘邦在这个阶段受到了萧何巨大的影响也说不定。领袖之所以成为领袖，往往是下属抬起来的，黄袍加身不只宋朝有，只不过陈桥兵变的那帮兄弟们做的比较明显、具备形式感而已。
刘亭长乍入皇宫，“帷帐、狗马”我所欲也，“重宝、妇女”亦我所欲也，人性底层的毛病和欲望统统暴露，这不算什么，不这样做反而有些矫情，显示不出乡村干部的淳朴本质。让人意外的是，卖狗肉火锅的樊哙语出惊人：“你是想做皇帝呢？还是想做小地主呢？”皇帝可以天天猪肉大饼，小地主只能逢年过节改善伙食，这个选择题出的比王小丫有水平。
如果屠狗之辈有此见识，后来韩信还耻于与樊哙为伍，那就是韩信有毛病，韩信有毛病虽不至于死，但确实欠扁；反过来说，如果韩信没看错人的话，那就有这样的可能，樊哙这几句回响于历史天空的话是萧何一字一句教的，著作权是萧何的，只不过借樊哙的大嗓门和威武气势发表一下而已。如果真是这样，张良“愿沛公听樊哙言”的劝告就有点儿晚了，落在萧何之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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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袍加身岂止在陈桥（2）
我甚至这样联想，“进了咸阳做皇上”这句话，萧何早就已经念叨给刘邦听过了：黄袍已经加身，登基还需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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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忽悠人一个坑人（1）
十一月，沛公悉召诸县父老、豪桀，谓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诸吏民皆案堵如故。凡吾所以来，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无恐。且吾所以还军霸上，待诸侯至而定约束耳。”乃使人与秦吏行县、乡、邑，告谕之。秦民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飨军士。沛公又让不受，曰：“仓粟多，非乏，不欲费民。”民又益喜，唯恐沛公不为秦王。
项羽既定河北，率诸侯兵欲西入关。先是，诸侯吏卒、繇使、屯戍过秦中者，秦中吏卒遇之多无状。及章邯以秦军降诸侯，诸侯吏卒乘胜多奴虏使之，轻折辱秦吏卒。秦吏卒多怨，窃言曰：“章将军等诈吾属降诸侯。今能入关破秦，大善；即不能，诸侯虏吾属而东，秦又尽诛吾父母妻子，奈何？”诸将微闻其计，以告项羽。项羽召黥布、蒲将军计曰：“秦吏卒尚众，其心不服，至关不听，事必危。不如击杀之，而独与章邯、长史欣、都尉翳入秦。”于是楚军夜击坑秦卒二十余万人新安城南。
——汉高帝元年（公元前206年），《资治通鉴》中华书局版第299～300页
“约法三章，话一句耳！”我忘了这是哪位古人说过的，印象很深，所以每当读书读到此处，看到刘邦忽悠三秦父老时，这句话就自然而然冒上来。甚至后来每当看到有人在信誓旦旦地描绘美好未来的时候，每当有人在言之凿凿承诺要如何如何时，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话一句耳”。锐圆在伟大的祖国生活了四十多年，人生观谈不上，人生经验还是有一条：对美好的承诺和许愿怀疑一下没坏处。“听其言，观其行。”对###如是，对其他人也不妨如是。
历史学家一般认为，汉法多承秦法，“悉除去秦法”盖不可信。我不是学法律史的，也没读过这方面的书，但总体感觉，在中国，历朝历代，法本身如何似乎并不重要，关键是执法者的尺度掌握。“公门里面好修行”，是一个方面；“灭门县令”是另一个方面， 都是讲掌握的尺度，和秦法、汉法，抑或《大明律》、《大清律》，关系不是很大。直到今天，李敖都说我们的宪法是全世界最好的宪法，在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力方面非常充分。但是，我们的宪法实践则远远不如那些“差劲”的国家。
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杀了什么人？什么人杀人？伤人到什么程度？盗了多少？抵什么罪？刘邦一句话就能把如此繁复的立法工作全部搞完？我认为关中父老之所以欢迎刘亭长，关键是“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一是灭了暴秦，二是纪律尚好，后来军队没有驻扎在咸阳，而是“军霸上”。“约法三章”在今天看来，任何一个原始部落都自然而然能做到。如果说真的是刘邦的“约法三章”起了作用，那主要也是因为关中父老由此感觉到刘邦是个讲法制讲道理的人，一支武装，讲道理就是军队，不讲道理就是土匪。
项羽是作为刘邦的反衬出现的。项羽在河北灭了王离，降了章邯，全部击溃了秦帝国的主力军团。当他胜利之后环顾形势的时候，发现刘邦卡在非常重要的位置。搞叛乱和政变，不控制首都不是瞎整吗？！另外，对秦皇的仇恨还没有宣泄，于是项羽挥师西向。
项羽在西进过程中坑杀降卒。关于此事论者众矣，但多从道义、人性的方面批评项羽杀降不祥，如此而已。其实在技术层面，项羽也是有些不得已，人心浮动，不好控制。整建制的部队投降，从现代的经验看：一、要把将帅和士卒分开，降将不能继续带降卒，否则上下一体，随时可能复叛；二、降卒要化整为零，溶解到老部队中。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军的兵源基本上是国军的俘虏，共产党对俘虏兵，一是洗脑，看一出《白毛女》或《血泪仇》，进行阶级教育；二是均匀地分配到老部队里，即使是对起义的部队，也是这样，傅作义的部队在北京起义之后，没俩月，他就找不着了，去哪儿了，掺到解放军里面了。项羽为了保持江东子弟兵的纯洁性，想不到这些招数，没招了，就用最笨的招，坑杀。
一个忽悠人一个坑人（2）
项羽所坑者，应该都是章邯所部，联系到项羽后来封章邯为雍王，留守关中，而在这之前又把章邯所部尽皆坑杀。从关中父老看，对项羽是痛恨，对章邯是怨恨，章邯王关中绝无人望可以定矣。项羽封这么一个“跛脚王”防范刘邦，岂能有功效。
项羽以为有八千子弟兵，骁勇无敌，即可纵横天下。这哥哥个人英雄主义太严重，不知道笼络人心，网罗人才。章邯是个人才，以文职官员，率民工和囚犯，灭了很多起义军，可见其绝非等闲。要用人，就要给人才起码的环境，项羽把章邯的兵都杀了，章邯就是想死心塌地地为项羽打工，但却连自己的小兄弟都罩不住，活下去的面子都没有了，基本上也就是个废人了。项羽不能用降卒，亦不能用降将，最后还是个“一人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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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大片《鸿门宴》
范增说项羽曰：“沛公居山东时，贪财，好色。今入关，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气，皆为龙虎，成五采，此天子气也。急击勿失！”
……亚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剑撞而破之，曰：“唉！竖子不足与谋！夺将军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属今为之虏矣！”
——汉高帝元年（公元前206年），《资治通鉴》中华书局版第300、304页
“鸿门宴”大家都很熟悉，故事就不复述了。
范增观察人还是有一套的，刘邦反常了，贪财好色的老毛病改了，虽然我们知道是在樊哙（背后可能是萧何）、张良同志的帮助下改的，但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反常就有猫腻，结论就是“其志不在小”。
后来事实证明范增的判断是对的，刘邦克制自己，必有所图。历史大片《鸿门宴》播映以后，范增观察判断人的方法普及了，以后的同志们为了韬光养晦，干脆贪财好色，以自污迷惑对手。总之，兵不厌诈，揣着明白装糊涂的方式可以变化无穷，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