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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之死与当时的爱国主义（2）
《说难》是一篇非常漂亮的文章，把“说”与“被说”者的心理状态刻画得很清晰。游说和被游说其实是一场心理战，有共同价值观当然好游说，但我们的经验是：经常需要与虎谋皮，被游说者处在极其强势的地位，而游说者的生杀予夺皆由人主，向这样的主子讲世界潮流、普世价值，你不留点心眼儿，绕着弯说，那还不马上让你闭嘴。
人主都有逆鳞，撄人主逆鳞的都没有好下场，这是韩非的伟大发现。但是历朝历代都有所谓的“文谏死”，专门找皇帝不自在的地方下药。
韩非死在秦国，并非因撄秦王之逆鳞，而是死于李斯同学的嫉妒和秦王的一时昏头而已。
小人的生存之道
王翦将上地兵下井陉，端和将河内兵共伐赵。赵李牧、司马尚御之。秦人多与赵王嬖臣郭开金，使毁牧及尚，言其欲反，赵王使赵葱及齐将颜聚代之。李牧不受命，赵人捕而杀之；废司马尚。
——秦始皇帝十八年（公元前229年），《资治通鉴》中华书局版第223页
王翦击赵军，大破之，杀赵葱，颜聚亡，遂克邯郸，虏赵王迁。
——秦始皇帝十九年（公元前228年），《资治通鉴》中华书局版第224页
郭开一类的人物，在中国历史上层出不穷。这类人的生存方式是依赖，是依附，和寄生虫一样，他们的人生理想就是让自己过得舒服一些，生理上的满足度要足够。当然，他们也有个人的尊严，但他们会不假思索地选择狐假虎威的生存方式，因为他们还有一点点自知之明，那就是凭自己的学识、修养、奋斗精神……种种赢得尊严的正道都走不通。
由于不学无术，这些人生存的道路和技术只能是做温顺的奴才。他们的特长是善于察言观色，投主子所好，利用主子人性的弱点来谋取自己的利益。他们对凭才华吃饭的人有天生的嫉妒心理，诋毁他人是必须做的功课。
政治理想对他们来说，是永远读不懂的天书，只有金钱和眼前的好处他们才看得见，鼠目寸光甚至会让他们反噬自己所寄生的主子，郭开就是这样一个东西。郭开是不是阉人，不清楚，但他和阉人一样有不健全的人格是可以肯定的。
对这样的小人，读书多的儒臣向来没有什么好办法可对付，因为皇帝的权力是没有限制的，而这些小人就庇护在这没有限制的权力之下。
郭开无疑是“赵奸”，为一己私利出卖祖国，且出卖以后，自己的私利能不能得到保障还很难说，卖国贼往往也是短视的。但是今天我们谴责郭开这样的小人，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这种人永远都会存在，而且存在的方式都很巧妙。问题是，当时的赵王为什么要自毁长城？
“亲贤臣远小人”，这是诸葛亮用哭腔喊出来的千古名句，问题是，这些昏聩的家伙们根本就不知道谁是贤臣、谁是小人，不知道什么是自己的根本利益，一旦给这样愚蠢的家伙打工，除了冤屈什么也落不下。
郭开这样的人，能量非常之大，先前他被选去考察廉颇，廉颇为了重新回到工作岗位，抖擞精神，猛表现了一番，郭开回去说：“廉颇老矣，一饭三遗矢。”这一次，他又砍断了支撑赵国的最后两根大柱子——李牧和司马尚，这么多名将坏在这么一个小人手里，让我们除了吃惊也只能感慨了。最终的责任人其实还是赵王自己，国君对自己的江山社稷不负责任，谁都没有办法。
为什么看不到秦始皇的军事才能？
（秦）王如邯郸，故与母家有仇怨者皆杀之。
——秦始皇帝十九年（公元前228年），《资治通鉴》中华书局版第224页
秦始皇统一中国，但历史书上没有片言表现出他的军事才能和战略思想，既没见他运筹帷幄，也没见他南征北战，这和后来的刘邦、刘秀、李世民、朱元璋等开国君主的气象迥然不同。他们好像都是董事长兼总经理，而秦始皇则更像一个潇洒的董事长，具体业务全部交由手下打理，灭六国，一统天下，这样开天辟地的宏大事件，主角竟然没有任何表演。秦始皇之所以事迹不突出，是不是因为他搞了“焚书坑儒”，得罪了笔杆子？
直到王翦攻破赵国首都邯郸，我们才看到秦始皇的身影，但他的到来，似乎纯粹是为了处理私人事务。他来赵国的目的，据史书上记载是找那些“与母家有仇怨者皆杀之”。我们知道他的父亲曾在赵国做无人理会的质子，父亲在和吕不韦认识之前，常受人欺负或许还有可能，但他母亲是一位“职业性工作者”，能有什么仇人？所以，秦始皇此次“御驾亲征”，杀的是所有认识和了解他母亲的人，他以母亲曾做过三陪女为耻，所以他要用屠刀斩断历史。心眼小的人，不能得势。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对上海电影圈的老友们也毫不客气，心态与秦王（后来的始皇帝）大概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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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秦之一：儒家的保健药方
燕太子丹怨王，欲报之，以问其傅鞠武。鞠武请西约三晋，南连齐、楚，北媾匈奴以图秦。太子曰：“太傅之计，旷日弥久，令人心惽然，恐不能须也。”顷之，将军樊於期得罪，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谏曰：“夫以秦王之暴而积怒于燕，足为寒心，又况闻樊将军之所在乎！是谓委肉当饿虎之蹊也。愿太子疾遣樊将军入匈奴。”太子曰：“樊将军穷困于天下，归身于丹，是固丹命卒之时也，愿更虑之！”鞠武曰：“夫行危以求安，造祸以为福，计浅而怨深，乃连结一人之后交，不顾国家之大害，所谓资怨而助祸矣！”太子不听。
——秦始皇帝十九年（公元前228年），《资治通鉴》中华书局版第224～225页
燕太子丹策划的刺杀行动以失败告终，在这次历史事件中，荆轲、高渐离、田光、太子丹、樊於期、秦舞阳、秦王等历史人物，共同出演了一场话剧，给中国历史留下了说不完的话题，给中国文化涂抹了慷慨悲凉的美学光彩，给中国人格精神注入了些许男儿血性。
太子丹策划刺秦，一开始就遭到了他的老师鞠武的反对，鞠武给太子丹的建议是，继续寻求列国的支持和合作，结成统一战线，甚至寻找北方匈奴（这是异族）的支持。统一战线之不能寄以希望，已被无数事实证明。与匈奴合作，方式无非是许以财帛，类似今天之雇佣军。燕国有无财力满足匈奴兵的需要是一个大问题，匈奴在中原内地能否战胜秦兵更是大问题。更重要的是，公元前771年申侯借西戎兵攻破镐京，杀了周幽王，西戎不肯撤军，导致了周王朝东迁雒邑，此后向异族借兵一直为正统观念所不容，视之与叛国无异。当时，周朝已被秦灭，但内外（夷狄华夏）之界限恐怕还没有消弭，所以即便匈奴的兵可借，燕国也要冒更大的政治与道德风险。
司马光认为：“燕丹不胜一朝之忿以犯虎狼之秦，轻虑浅谋，挑怨速祸，使召公之庙不祀忽诸，罪孰大焉！而论者或谓之贤，岂不过哉！”听话听音，司马光的意思，是把燕国灭亡的责任推在了太子丹轻举妄动上。派刺客不是国家间进行###的正途，其“轻虑浅谋”，太子丹也不是不知道，但形势是，鞠武所说的组织统一战线尚被认为“旷日弥久”，远水不救近火，而司马光给燕国开出的救国药方则更是离谱：“夫为国家者，任官以才，立政以礼，怀民以仁，交邻以信；是以官得其人，政得其节，百姓怀其德，四邻亲其义。夫如是，则国家安如磐石，炽如焱火，触之者碎，犯之者焦，虽有强暴之国，尚何足畏哉！丹释此不为，顾以万乘之国，决匹夫之怒，逞盗贼之谋，功隳身戮，社稷为墟，不亦悲哉！”通篇的大道理，好像让人无从辩驳，其实是大而无当。当强敌压境，寻求邻国紧急援助尚来不及时，你让他按照儒家的圣贤学说，把官员选拔好，把政治搞好，把人民搞掂，把邻国勾兑好……就像对一个正在接受急救的病人说：你应该注意营养、加强锻炼、饭前洗手、不喝生水、不吸烟、不饮酒、早睡早起、和女人做爱带好安全套，这样就会“安如磐石”，百病不侵，更不用到医院等死。如果燕国能修炼到“安如磐石，炽如焱火，触之者碎，犯之者焦”的境界，不用你废话，他也肯定不会花银子请刺客玩儿命。
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标准向来都是多重的。从今天看，如果从人道的角度看，燕太子丹最好的行动是举国投降秦国，以避免战争，伤及无辜；从保留气节的角度看，如果宁死不降，临死前奋力一拼，甚至自杀性地以卵击石，也值得称颂；而抛开历史的可能性，以僵化的教条苛求他人应该如何如何，正是我们常说的，站着说话不腰疼。也许，司马光的这番话，其实是说给北方有辽、金压境的宋家皇帝哥哥听的，虽然不符合燕国的实际，但或许符合宋国的实际也未可知。宋朝以武人篡夺而军备不振，经济繁荣而国力积弱，与“任官”、“政立”、“怀人”、“交邻”等等关系也不大，宋鉴唐藩镇之祸走得过远，轻视将卒恐为主因。
刺秦之二：荆轲为什么杀不了秦王
太子闻卫人荆轲之贤，卑辞厚礼而请见之。谓轲曰：“今秦已虏韩王，又举兵南伐楚，北临赵。赵不能支秦，则祸必至于燕。燕小弱，数困于兵，何足以当秦！诸侯服秦，莫敢合从。丹之私计愚，以为诚得天下之勇士使于秦，劫秦王，使悉反诸侯侵地，若曹沫之与齐桓公，则大善矣；不可，则因而刺杀之，彼大将擅兵于外而内有乱，则君臣相疑，以其间，诸侯得合从，其破秦必矣。唯荆卿留意焉！”荆轲许之。于是舍荆卿于上舍，太子日造门下，所以奉养荆轲，无所不至。
——秦始皇帝十九年（公元前228年），《资治通鉴》中华书局版第225页
燕太子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