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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听了吴法宪的揭发，气得要命。公然在法庭上大骂“放屁，你是个什么狗东西”。遭到法庭的禁止。
最后，受害人秦桂贞出庭指控江青。揭示了20世纪30年代江青一些丑事以及对她忘恩负义、恩将仇报的事实，使江青感到十分狼狈。此时江青不敢骂了，也不能骂，只好说秦桂贞是好人，自己装作是不知情的人。
审判员甘英宣布：起诉书指控江青迫害上海文艺界人士的事实已经调查完毕。
审判长曾汉周宣布：“把被告人江青带下去。休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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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审江青 法庭调查（五）
1980年12月12日上午9时至10时35分，第一审判庭第五次开庭审问江青。
特别法庭庭长江华，副庭长伍修权、曾汉周、黄玉昆和17名审判员出庭。第一审判庭庭长曾汉周主持审判活动，审判员曲育才、甘英进行法庭调查。
特别检察厅厅长黄火青、副厅长喻屏、史进前和5名检察员出庭支持公诉。
法庭就起诉书指控江青伙同康生诬陷迫害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诬陷干部和群众的事实，进行调查。
审判员问江青：“1968年7月21日，康生根据你的要求亲笔写了一封绝密信，信中附有诬陷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的名单，是不是事实？”江青承认是事实，但认为是正常的、合法的，那是准备召开十二中全会，为“九大”作准备。她说：“在一次会议上，我向总理说‘八大’情况我完全不知道，是不是给我一个名单，康生主动说‘我给你搞’，因为他管的专案多，能写出名单，他代替总理，帮我了解情况是为了开‘九大’。”她否认有什么勾结。
检察员接着发言，指出江青同康生合谋搞这份名单，是为了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实现篡党夺权的阴谋。“文化大革命”期间，康生、江青一伙到处点名，诬陷了许多中共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江青在1968年9月18日接见中国京剧团等单位时，诬陷陆定一是军统特务，胡乔木叛变了，周扬是内奸。还点名诬陷齐燕铭、王昆仑、钱俊瑞、荣高棠、田汉、廖沫沙、阿甲、王昆等是特务、叛徒、反革命、里通外国分子，致使他们遭到残酷的迫害。
在法庭出示有关证据后，江青仍然认为，康生代替总理给她写的诬陷“八大”中央委员及候补中央委员的名单是正常的，并声称，“中央文革”碰头会，就等于当时的中央，她有资格向总理要名单。
接着检察员江文发言，指出江青向总理要名单是在1969年2月，向康生要名单是在半年之前的1968年7月，这是两码事，江青向康生要名单是绝密的，没有任何人知道，这不能认为是正常的。当时中央并没有委托江青准备党的十二中全会。总理的名单是准备召开“九大”的名单，江青把这两件事加以混同，是不能允许的，不符合事实的。
江青听后说道：“我不愿意辩解了。”而面对其他诬陷干部群众的事实，江青回答不是“记不清了”就是“听康生讲的”或是说“讲错了”。
法庭调查了江青诬陷徐向前的夫人黄杰是“叛徒”，聂荣臻的夫人张瑞华是“特务”的事实。当庭宣读了江青1971年1月3日在华北会议上的讲话。其中江青说：“我怀疑徐向前的老婆黄杰是叛徒，聂荣臻的老婆可能是特务。1948年主席由延安到华北，住在华北军区司令部驻地阜平县东南庄，结果遭到国民党飞机的轰炸，是否张瑞华告的密？”检察员王振中就这一事实的真相作了说明，指出江青把二十一年前已经查清的一次国民党特务告密事件，栽赃到张瑞华头上，其目的是为了陷害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随后，法庭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关于1948年敌机轰炸阜平、平山情况》。江青听后，无言以对。
法庭还通知被害人王昆仑、廖沫沙等出庭作证。
王昆仑由女儿王金陵搀扶出庭，经审判长同意由其女儿代为发表证言。
王昆仑退庭后，廖沫沙出庭作证，当陈述到江青对他无中生有，凭空捏造特务罪名，并谈到20世纪30年代就同江青认识，互相是了解的，江青是故意制造冤案，使他受到残酷迫害时，江青在法庭上竟公然辱骂证人，说什么“怎么净找一些叛徒、特务、反革命来作证”。审判长按铃制止。江青不听警告，继续吵闹，违犯法庭规则，被押出法庭。这时全场听众，顿感大快人心，不禁热烈鼓掌。廖沫沙继续陈述完毕退庭后，审判长宣布休庭。
六审江青 法庭调查（六）
1980年12月23日上午，第一审判庭继续开庭审问江青。
特别法庭庭长江华，副庭长兼第一审判庭审判长曾汉周和16名审判员出庭，审判长曾汉周主持审判活动，审判员甘英、曲育才进行法庭调查。
特别检察厅厅长黄火青，副厅长喻屏和5名检察员出庭支持公诉。
法庭就起诉书指控江青伙同康生诬陷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诬陷干部和群众的事实，进行调查。
江青开始不回答审判员的提问，而就上一次庭审时违犯法庭规则，被押出法庭一事向庭长提出：“请教一件事。”她问：“法庭是不是刑场？上次你们用两个女法警把我的手扣到背后，还有一个男法警拉我……这不是搞成刑场了吗？”
江华庭长严肃指出：法庭是审判你的，不是刑场。为了严肃执行法庭规则，对违犯法庭规则的被告人，有权责令退出法庭。被告人江青继续纠缠，被审判长警告制止。审判员问江青：“你是不是说过王昆里通外国？”江青回答：“不知道。”法庭播放江青1968年9月4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中央专案组工作人员的讲话录音。证实江青说过此话，江青听后供认：“是我讲的话。”
法庭还对江青诬陷孙泱（撰写朱德传记的作者）和刘白羽，其目的是为了诬陷朱德委员长的事实进行调查；并对江青诬陷陈荒煤叛变了和要求整理出刘白羽是特务的材料等事实进行调查。江青的回答是：“不记得，可能有”或者说“这个案不是我定的”。当调查江青诬陷全国劳动模范时传祥是工贼一事。江青也说：“这个我记不得，这个可能有的。”法庭就此宣读蒯大富1980年9月“关于江青诬陷时传祥是工贼的证词”，证明1966年12月27日晚上，江青在接见他们时说：“时传祥是工贼，完全被资产阶级收买”。同时法庭通知时传祥的儿子时纯利出庭作证。当庭揭露江青诬陷时传祥是“工贼”、“粪霸”，致使时传祥在法西斯暴行的折磨下含冤死去的事实。要求严厉制裁江青。
接着，审判员对江青诬陷林默涵、阿甲是反革命一事进行调查，江青回答：“不记得。”法庭两次宣读和播放江青1970年7月3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周扬专案组”工作人员讲话录音，予以证明。并通知阿甲出庭作证。阿甲说：“江青为什么要把我打成反革命呢？江青为了篡党夺权的需要，除了谋害一大批文艺干部外，对我来说还有一个《红灯记》的问题。江青以提倡京剧改革为名，剥夺了广大戏曲工作者的劳动成果，据为己有，用以欺世盗名。作为她篡党夺权的政治资本，我和京剧院全体同志改编和演出的《红灯记》，江青当然不肯放过。”
阿甲退庭后，法庭又对江青、康生一伙诬陷迫害了一些地方的、中央的部级领导人，如安徽的黄岩、陕西的李起明、煤炭部部长张霖之等事实进行调查。江青的回答是“不记得了”。
法庭投影1967年1月张霖之被批斗的现场照片（张霖之脖上挂着牌子写着“彭真死党张霖之”，给张霖之戴的铁帽子重60斤）和张霖之尸体检验照片（背部伤30处，头部有创伤一处深至骨膜）。法庭通知原煤炭部机关党委副书记杨克出庭作证。杨克说，彭真主持煤炭部工作时，张霖之与彭真有过工作接触，此外没有其他关系。
最后，检察员江文发言：法庭调查证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江青出于篡党夺权，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始终把矛头对着我们的国家领导人以及各级领导干部，犯下极其严重的罪行，同时指出江青在法庭上攻击特别检察厅厅长，是一种新的犯罪行为，提请法庭追究其刑事责任。
法庭宣布，法庭调查完毕，法警带江青出法庭后，休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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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江青第七次开庭 法庭辩论（一）（1）
1980年12月24日上午9时至11时38分，第一审判庭对江青开庭进行法庭辩论。
特别法庭庭长江华，副庭长兼第一审判庭审判长曾汉周和17名审判员出庭。审判长曾汉周主持法庭辩论。
特别检察厅厅长黄火青、副厅长喻屏和5名检察员出庭支持公诉。
审判长曾汉周宣布：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指控被告人江青的犯罪事实，本庭于11月26日、12月3日、5日、9日、12日和23日上午，先后6次开庭，已经调查完毕。现在进行法庭辩论。
检察员江文起立发言，揭露江青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篡党夺权、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罪行，经过6次法庭调查，对被告人进行审问，出示和宣读证据、证言，听取证人出庭作证，播放了江青的讲话录音，完全证实了对江青反革命罪行的控告。江青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是“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头子……她犯下的罪行是十分严重的。她的主要罪行是：第一，伙同康生、谢富治等人诬陷迫害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制造了全国最大的冤案。江青硬把逼出来的假供当成定案的依据，结果造成了全国在“文化大革命”中最大的冤案。刘少奇终于被迫害致死。第二，江青肆意点名诬陷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和群众。至于江青个人究竟点了多少名，诬陷了多少人，这个数字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