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夜我回家好好地洗个澡，很舒适地睡了一夜。
37再被羁押（1）
廿三日夜里在觉林的时候，在座中的朋友已经有人听到消息，说高二分院于当天下午五六点钟又已签出拘票拘传沈先生等四人。大家觉得他们既已“责付”律师保出，尽可随传随到，何必再出拘票呢？所以还在半信半疑中。廿四早七点钟，我起身后就先打一个电话到沈先生的家里，探问他的安全，得到的回答是沈先生昨夜刚安睡了一小时，在深夜一点钟的时候，又被捕房捕去了！随后又有朋友打电话来通知，说王、沙两先生也于同夜再被拘捕，李先生因睡在朋友家里，所以未即捕去。随后又有朋友打电话来，极力劝我避开家里。我就打电话征求我的律师的意见。我告诉他，我既由他保出，对他当然要负责，不能随便走开的，不过既由律师负责保出，尽可随传随到，现竟随意拘捕，很可诧异，我想暂行避到朋友家里去，但是地址要让他知道，以便他随时通知，我即随时可以出来。他赞成我的意思，于是我便匆匆洗脸、整衣、用早餐，叫了一辆汽车，到一个好友家里去暂避。我一到了那一个好友的家里，就接到我妻的电话，说前夜来过的那个大块头（公安局的侦探）又在我们的弄口东张西望了！午饭后我的二妹来看我，因为她听见我咳嗽，特送一小瓶药片给我。我们正在谈话的时候，我的律师有电话来通知，说法院已定下午四点钟开庭，叫我三点钟到他的事务所里一同去，我答应他照办。
我们按时到高三分院报到，但因章先生和史女士未到案，延展到当夜十二点钟才开庭。在开庭前，我被押在法院的法警室，律师和家属都不得进来谈话，我一直在那里等到当夜十二点钟。不过我在法警室里却也不算寂寞，我对几十个法警弟兄们大开其话匣，说明国难的严重和我们的全国团结御侮的主张，他们都听得津津有味，点头称是，待我格外好起来了，倒茶的倒茶，让座的让座！后来我发现其中有几位还是我的读者，我们更成了莫逆之交了。
当夜十二点钟开庭，章先生到了，史女士还是未到。问的答的还是那一套。律师再请求交保，不许。于是我和章先生被几个法警押送到特区第二监狱里去羁押。审判长在押单上批明“予以优待”。
这监狱离法院也很近，所以我们也是步行。走进了一个大铁门，便是监狱所在地了。被带进了一个办公室，向例要由职员问几句话，由他填写在簿子上。他问了姓名、年岁、籍贯后，就问犯的什么罪，我脱口而出地答道：“救国”，他听了这两个字，一点不迟疑地立刻在簿子上写下了这四个字：“危害民国”！使我于哭笑不得中感到幽默的是他那样熟练的神情。
这个手续完毕之后，经过搜查，再向里走，经过第二道门的时候，又经过一次问话。那里有个职员好像对我们演说似的“训”了一大套话，大意说在里面不可以吸香烟，不可以有聚会式的谈话，违犯了是要上镣铐的。他立在一个高高的柜台里说，我和章先生立在柜台外呆呆地听着。随后章先生的香烟盒和钱袋等零物交出代存，我没有什么东西要交出，我带着的那副眼镜也还得架在原处（这是回家时另换一副的）。我们还在那里再打一番手印。我们到了这个时候，手印也打得很熟练了，好像在银行支票上盖个图章一样，伸出手来就是！
这大概就是“予以优待”吧。他们没有把我们放进盗犯们的监狱，却关到幼年监狱里面去。这幼年监狱一进门便是一个小教室，教室的旁边有四个铁格子门关住的小囚室。我们两个人被带到第一个囚室的外面，望望里面约有六七尺宽，十几尺深。排着一个两层的小铁床，一张小木椅（骨牌凳）。近小铁床一头的角落里放着一个马桶。下层的铁床已有一个青年睡着。看守把他叫醒，请他搬到上层。我和章先生进了后，家里的被窝已交来，打算睡觉。余下的铁床只有一层，我们两人之间必须有一人要睡地板，彼此互让不能决，我从衣袋里挖出一个小银角掷在掌上，用另一掌掩着，说明角子的阳面朝上我睡床，阴面朝上他睡床，结果轮着我睡床，他睡地板。我们睡的问题解决了，随进来的几个看守瞥见我的那个银角子，认为也要交出代存的，我只得随手把这个硕果仅存的银角子交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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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再被羁押（2）
那一夜，我们两个人很安静地睡在那个小囚室里面。
38同情和厚意（1）
我不是说过吗？我和章先生在那个深夜里被带到一个小囚室的前面，从铁格子门望进去，就看见里面的小铁床的下层已睡着一个囚犯。他姓周，是一个###，是一个很可敬爱的青年！他当夜听见章先生无意中在谈话里叫了我的名字，引起他的注意，知道是我，表示十分的愉快；他原来也是我的一个读者，我们在精神上已是好友，所以一说穿了，便感到很深的友谊。当我铺床预备睡的时候，他看我们两人里面有一个要睡地板，再三要把他的那一层床让给我们，他自己情愿睡地板，经我们再三婉谢，他才勉强照旧睡下去。第二天清早，隔壁的囚室里就递过来一封长信，是一个二十岁左右的青年写给章先生的。他只听说章先生来了，不知道我也来了，所以信里只急急问起我被捕的情形。他当夜为着这件事，一夜没有睡着，局促着写了这封长信，充满着热烈和挚爱的情绪。他的纯洁、诚恳、坦白、激昂，深深地震动了我们的心弦。后来我们见面了，都感到非常的快慰。他当面谈了还觉不够，也许因为话语还未能尽量倾诉他的衷情吧，又局促地俯在床旁写了一封长信交给我，在信里很诚恳地安慰我，乃至听见我还有咳嗽的声音（这是那几天偶然有的），都使他感到不安，再三叮咛，叫我要为国珍重身体。我很惭愧，觉得实在够不上他的那样厚望。还有一位同监的十九岁青年，大家都叫他做“八十四号”，因为他的囚衣的前后写着“84”两个大字。他是由乡村里来的一个穷孩子，到上海一个烟纸店里做过打杂。因为这家店关闭了，他便失业，为着饥饿所迫，做了一次小偷，被捕进来。他的写的能力很差，但是也自动地在一张小纸片上写了几十个字交给我，虽然像通不通似的，但是对于抗日救国的热烈和对于我们被捕的义愤，也已跃然纸上。
后来听到这几位青年好友的报告，才知道监狱里许多囚犯都知道有我们这样两个人来了，都一致表示愤慨。尤其令人感动的，是一个被判了无期徒刑的盗犯，也在一封信里表示对于国难的关心和对于我们的深切的同情。他虽然用着很粗率的语句叙述他的意见，但是他那一颗火热般的心是谁看了都要感动的！听说全监九百余人为着援助绥远前线抗敌战士，决定全体绝食一天。
就在这监狱里的职员方面，也有许多表同情于救国运动，对于我们两人的被捕，表示深厚的同情。因为他们有职务上的关系，我在这里不能详述了，我只有在这里附笔表示对于他们厚意的深深的感谢。
同监的青年朋友们待我两人的殷勤是很可感的。我们的琐屑的事情，他们都争着代做。例如早晨倒洗脸水，扫地拖地板，饭后洗碗碟等等。监里犯人是各有一个号码的，铁格子门的外面便插有各人号码的硬纸片，职员招呼各犯时只叫各人的号码，不叫各人的名字。我的号码似乎是三百多号，章先生的号码二百多号，现在已记不清了，但是我们的号码虽记在铁门上的硬纸片上，都没有多大用处，因为同监的几位青年朋友不但自己一定要叫我们做先生，同时也一定要看守们叫我们做先生，不许叫号码。他们的那种天真的热诚，看着十分可感而又十分有趣！
我们的小小囚室，每日上午七点钟，由看守把铁格子门开锁，让我们到接连着的小教室里去坐坐走走。那小教室里排有学校里用的木椅桌七八排，我们白天就在那里谈话看书。午饭后，别的囚室的铁门还要关上一小时，各囚犯都要“归号”，我们两人因受优待，可以例外。不过到下午四点半，各囚室的铁门一律都要关上锁好，一律都要“归号”，我们也不能例外，因为白天有个看守监视着，下午四点半后锁上了铁门，一夜到天亮，只每隔几小时有个职员来巡视一次，并没有看守监视着。因此我们到了下午四点半，也只得同样地被关在那个小小的囚室里，局促在那个铁格子门的后面。那个小小的囚室，除放着一架两层的小铁床外，余下来的区域也只有比放一个小铁床的地位差不多，所以我们两人要在这里散散步，便要碰来碰去。碰了几碰，我只得采用折中的办法，章先生跑来跑去的时候，我就坐在那张骨牌凳上；他停走的时候，我就跑来跑去。晚上只在外面那个小教室里有电灯，小囚室里是没有灯的。我们跑得厌了，就拿些书挨在铁格子旁边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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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同情和厚意（2）
我们到的第二天，原在我们的囚室里的周君自动地搬到隔壁一间里去，所以原来的这一间囚室便只有我和章先生两个人同住了。在这个监狱里（指幼年犯监狱，非全部），除了几个幼年犯外，还有两个原来是监里的“主任”，犯了罪一同关在这里面。到了晚上倒也不寂寞。附近的两个囚室里的几个青年朋友睡在床上大开其“辩论会”，你一句，我一句，对于抗日救国问题也讨论得很激烈。在这些讨论里，你可以听到青年们的坦白的天真的意见。同时你可以听到住在稍远的那个囚室里的两个犯了罪的“主任”大念其佛经，发出喃喃不绝的“南无阿弥陀佛”的声浪来。
两层的小铁床上面铺的是木板。床架不是铁杆做的，只是较厚的铁片做的，在上层睡的人转个身的时候，全部的床架都有摇摆的姿态。章先生的身体比我高大，我怕他梦中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