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呐喊- 第1部分

学者新作披露鲁迅兄弟失和原因
“我写的鲁迅单独一人的传记，算来已有四本了。可是没有一本是能够保存得下去的。我希望现在写的这一本能够保存下去。”学者朱正说。近日，他写的鲁迅传记《一个人的呐喊》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朱正分析大量资料之后推断出，鲁迅与周作人失和原因在于周作人妻子羽田信子癔病发作，周作人轻信妻子谗言所致。
　　重新诠释兄弟失和
　　朱正在本书《兄弟失和》一章写道，周作人常常为信子的癔病所苦，1934年她同周作人到日本游历，可是她疑心丈夫有外遇，“冷嘲热骂，几如狂易”。兄弟失和事发那天，被周作人剪去十来个字的日记：“7月17日，阴，上午池上来诊。下午寄乔风函件，焦菊隐、王懋廷二君函。”池上是常来八道湾看病的日本医生。朱正据此推断：假如这天池上真是来给癔病发作的信子看病，信子“易作，如谵如呓”，周作人就是把她的谵语或者呓语作为同兄长绝交的理由了。
　　此外，朱正还认为，《伤逝》这篇小说实际上是哀悼兄弟恩情。1925年10月12日的《京报》副刊上，周作人发表了一篇短文《伤逝》，借了罗马诗人的一首诗和英国画家的一幅画，传达了他对已经不可再得的兄弟之情的追念。这时《京报》副刊的编者是孙伏园，鲁迅是它经常的撰稿人和每天的读者。后来也用了《伤逝》这个题目写了一篇小说作答。北大中文系教授严家炎认为，“《兄弟失和》写得十分精彩和有说服力，尽释疑惑，可成定论。”
　　51年五写鲁迅
　　朱正表示，自己这次是第五次写鲁迅的传记。1956年，25岁的朱正在作家出版社出版了《鲁迅传略》。他的第二本书是1979年出版的《鲁迅回忆录正误》。他认为，这书不是传记的体裁，按性质说应该算是传记一类。
　　1980年，朱正被借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参加十六卷本《鲁迅全集》的编注工作，之后着手“修订”《鲁迅传略》字数从旧本的10万增加到20万。这期间，人民出版社编印《祖国丛书》，编者约朱正写了一本十万字以内的《鲁迅》。
　　朱正称，《一个人的呐喊》比他原来的几本进步很明显。书中所用的资料，许多都是近年才出现的。例如考证出许寿裳曾给鲁迅写信，说蔡元培准备请鲁迅做###创作员，这封信出现在中华书局今年出版的《江绍原藏近代名人手札》里，而《鲁迅全集》里面也没有。再就是学术界的空气、意识形态的色彩有所淡化，实事求是的态度有所增加。“而我的主观条件也有了一些改善，在这些年里，又多读了一点书，增加了一些阅历，对鲁迅的一生事迹，自以为大体弄清楚了。拿这本书和1956年出的那本对照来看，有些说法是完全不同了。”（《新京报》张弘）
　　

六家评语
朱正先生一九五○年代出版《鲁迅评传》，显示对鲁迅的尊崇。一九六○年代出版《鲁迅回忆录正误》，展现出超群的学术勇气和坚实的考订功力。一九九○年代出版《一九五七年的夏天》，一代史家，卓然独立。有此功底，撰著《鲁迅传》，“语必征实”，史料丰赡，考证精审，知人论世，特立不群。不仅是青年了解鲁迅的基础读本，也是有志者研究鲁迅不可不读的启蒙书；盖治学先治史，鲁迅生活的时代，同时代的人物——前辈、同辈和晚辈，同道、亲朋和论敌，一一尽收笔底，平实地娓娓道来。
　　——王得后
　　这是墨写的与血写的，史笔与诗笔；刻着无声的预言。在凝望鲁迅时；穿越了历史的盲区；一代人的心语；散落其间。史家之妙思；鲁迅之幽远；怎不使人久久流连？
　　——孙郁
　　书刊影视，例有儿童不宜者。
　　鲁迅的书和讲鲁迅的书，也有“不宜”：不但如鲁迅说的，“蚊子”不宜，“苍蝇”不宜，“叭儿狗”不宜，而且“二丑”不宜，“做戏的虚无党”不宜，帮闲、帮忙以至帮凶都不宜，“花瓶”或非花瓶的书报检查官不宜，从指挥刀下骂出去的评论家自亦不宜。
　　除此之外，向一切读者开放，尤其是青少年乃至儿童大宜，朱正此书应该是写给他们看的。——他们是中国的希望，人类的希望。
　　——邵燕祥
　　出版鲁迅传记，无论在北京出版社还是朱正自己都不是第一遭。这本《鲁迅传》的独特可贵之处在于：第一，它集中运用了最近二十多年国内外发现的不少有关鲁迅的新的资料，纠正了此前学界一些不确切乃至不正确的说法，体现了作者平时治学上的刻苦积累。第二，在体例上，多从难点、疑点下手，深入掘进与突破，力避面面俱到与泛泛而谈。第三，以中肯细密的论析，推进了鲁迅研究中某些关节点的解决。如第十三章《兄弟失和》，就写得十分精彩和有说服力，尽释疑惑，可成定论。凡此种种，均见出作者功力之深厚圆到。“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此之谓乎？！
　　——严家炎
　　鲁迅先生曾经说，对自己喜欢的作家，除看他的专集，了解其文学史地位以外，“倘要知道得更详细，就看一两本这人的传记”（《读书杂谈》）。坊间鲁迅的传记已有不少，朱正先生说他就写了四本，但又说希望“这一本能够保存下去”。我以为他有理由作这样的期待。这本传记不仅集鲁迅史料研究成果之大成，而且作者也有自己的史料的独立准备；同时作者对这些年学术界关于鲁迅一生中的重大事件的论争，更有独立的判断，如“兄弟失和”，“鲁迅与左联的关系”，“鲁迅与新月派和胡适的论争”等，都在对事实的考释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一家之言。作者对鲁迅既非仰视，也非俯视，而平视之的态度和眼光，或许更能给读者以启示。
　　——钱理群
　　鲁迅谈及自己，总在自嘲；他平生写过一两回小传，各数百字，事事一笔带过；他知道自己伟大，但无所谓，不自恋。朱正先生的这本《鲁迅传》，应该不是鲁迅传记的头一份，我不曾读过其它，无从比较起，而也似乎不必读，因鲁迅身后即被意识形态的涂料弄得不像一个人。朱正先生作传，平正宽厚，不知怎地使我想起鲁迅老友许寿裳。许先生与鲁迅太近，不及朱先生的有距离：这距离，是国家与时代付了多少代价才能有，其中连同鲁迅先生被扭曲的身后名。书中史料的选择与铺陈，竭尽全力，以目下能够公布与评说的程度，可谓用心良苦，尤以鲁迅晚年与周围诸人诸事的是非与纠葛，眼下暂且只能说到这一步。此后新的鲁迅传记，恐怕还会有吧，但愿晚来的作传者在比今天更为纵深宽阔的历史维度中，能够参看这一本。
　　——陈丹青
　　

《一个人的呐喊》自序（1）
鲁迅的传记，我写过好几本了。
　　我上初中二年级的时候，开始读鲁迅的书，《呐喊》，《彷徨》，《野草》……一本接一本的，越读越有兴趣。别人写鲁迅的书，那时出得不多，已出的几种我也找来看了。那时，我就想给这位我敬佩的作家写一本传记。后来我意外地得到了几个月可以利用的时间，就动笔来写了。这就是1956年在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鲁迅传略》。这一年我二十五岁。
　　现在回想起来，这几乎是不可想像的事情。一个人，没有读过周作人的书，没有读过胡适的书，没有读过陈独秀的书，能够去写鲁迅的传记吗？事实就是这样：我是在完全不具备必要的条件之时写了，并且出版了我的《鲁迅传略》的。粗疏肤浅，自不待言。特别是书中绝无自己的见解，完全是人云亦云。我在一篇文章里说过：这本书不但是反映了我当时的水平，也是反映了当时研究界的一般水平，更是反映了当时所允许达到的水平。它在几个月之内印了两次，共计37500册。因为我被划为右派分子而不再印了，现在看来倒是件应该庆幸的事情。
　　我的第二本书是1979年出版的《鲁迅回忆录正误》。这是我看了许广平那本《鲁迅回忆录》，看到她书中说的许多都与事实不符，才决心写这本考证性质的书的。这书不是传记的体裁，按性质说应该算是传记一类吧。作这些烦琐的考证，是颇费时间的事情。正好这时我有的是时间。我解除劳动教养回家，因为开除了公职，成了无业游民，而父亲又管我的饭，我就有时间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来考证了。也不记得一共花了多少时间。等到1979年我平反（标准的说法是“改正”）了，恢复了工作，这本书也就得到了出版的机会。幸运的是，这部书稿曾经得到冯雪峰、孙用两位前辈的指教和鼓励。
　　1980年我被借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参加十六卷本《鲁迅全集》的编注工作，接触到了一些过去没有看到过的资料。这件事忙完，我就着手来修订《鲁迅传略》了。说是“修订”，其实旧本中的段落保存下来的不多，字数从旧本的十万增加到二十万。这书于1982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86年又印了一次。
　　这期间，人民出版社编印《祖国丛书》，编者约我写了一本十万字以内的《鲁迅》。后来我把它稍加修订，并请王得后兄配上了大量图片，作为两人合作的成绩，以《鲁迅图传》的书名于2004年在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附带说一句：这本书有幸被韩国学者洪允基先生看中，由他译成韩文出版了。
　　此外，还可以说到《周氏三兄弟》。这是鲁迅和他弟弟作人、建人的合传。是应东方出版社的约稿，编入他们的一个“书系”之中。看上去很大很厚一本，其实是图片为主，文字是并不多的。
　　我写的鲁迅单独一人的传记，算来已有四本了。可是没有一本是能够保存得下去的。我希望现在写的这一本能够保存下去。它比起我原先写的各本，进步是很明显的。这进步首先要归功于时代的进步。只说书中所用的资料，许多都是近年才出现的。不但195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