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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3月5日，蒋介石考虑对日作战方略，自记云：“我之对倭，在以广大之空间土地，求得时间持久之胜利；积各路之小胜，而成全局之大胜。”《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总第1332页。
同年3月6日，蒋介石制订山西应战要则，并且致电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和副司令长官卫立煌，提出“化整为零”、“分合进退”等作战原则，要他们遵照实施。电文说：“总之，我军此后作战方略，在利用我广大土地之活动，以求得时间持久之胜利，无论大小部队，皆须立于主动地位，无论胜利大小，收获多寡，只要处处袭击，时时扰乱，即可积各处之小胜，而成最后之大胜。”《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总第1332页。
检核上引各条材料，特别是将白崇禧1963年12月21日的口述和1938年3月6日蒋介石给阎锡山等人的电令对照，可以看出，二者完全相合，因此，我们可以判断，白崇禧向蒋介石提出“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的意见，必在1938年3月6日之前。当年1月27日，蒋介石在武汉召集各战区部队参谋长和参谋处长会议，要求到会人员“贡献各人的学问和经验，彼此交换研究，切实检讨，来决定今后整理部队的统一计划和具体方案，实行改进全国的军队”。《部队长官与参谋人员的责任和修养》，《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5，《演讲》，第75页。会议共召开三天。29日，蒋介石在会上作《抗倭战术之研究与改进部队之要务》的报告，声称“各位根据治军作战的实际经验，对大会有很多贡献”。《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5，《演讲》，第85页。白崇禧的意见应该就是在这次会上提出的。蒋介石因为觉得白崇禧的意见好，所以2月7日先在武昌中枢纪念周上阐述“以空间换时间”的问题，次于3月5日摘录备忘，又于第二天致电阎锡山等，命其贯彻执行。
以上种种，都发生于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演讲之前，证明不论是白崇禧，或是蒋介石，在提出“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的方针时，都不可能受到《论持久战》一文影响，程思远的有关回忆是错误的。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蒋介石并没有读过《论持久战》。蒋介石阅读范围较广，*、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人的著作他都读，而且常在日记中加以记录，并发表读后感，有时甚至自叹读之过晚。但是，检阅蒋介石这一时期的日记，却完全没有他阅读《论持久战》的记载。这是有原因的。
1938年7月上旬，*中央曾致电以王明为书记的长江局，要求在武汉的《新华日报》上刊登《论持久战》，王明因为不赞同该文的观点，以文章太长为理由拒不刊登。其后，*中央再次致电，要求分期刊登，王明仍然拒绝。当时在武汉的*刊物《群众》也因而未能刊登。这样，蒋介石自然不可能及时读到《论持久战》，日记中也就没有相应的阅读记载。1938年9月，蒋介石研究抗战阶段，拟分消耗战、防守战、反攻三段。《蒋介石日记》（手稿本），《困勉记》，9月18日。本来，抗战阶段划分的标准应是战局发展的时间先后，毛泽东正是按照这一标准将抗日战争划分为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的，而蒋介石的划分则是以战争的攻守特点为标准，它并不是“阶段”区分，而是“特点”区分，而且，分得并不科学，例如“消耗战”与“防守战”之间，就不可能严格地加以区分。这一情况的出现，只有两个可能。一个可能是，蒋介石这时还没有读到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第二个可能是，读到了，但不以为然。
国民党人的“持久战”思想（3）
【二】陈诚与“以空间换时间”的作战方针
然而，是不是可以据此认为，白崇禧就是“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的“十二字方针”的创造者呢？还不能。陈诚回忆说：二十五年（1936）十月，因西北风云日紧，我奉委员长电召由庐山随节进驻洛阳，策划抗日大计，持久战、消耗战、以空间换取时间等基本决策，即均于此时策定。至于如何制敌而不为敌所制问题，亦曾初步议及。即敌军入寇，利于由北向南打，而我方为保持西北、西南基地，利在上海作战，诱敌自东而西仰攻。关于战斗系列，应依战事发展不断调整部署，以期适合机宜；关于最后国防线，应北自秦岭经豫西、鄂西、湘西以达黔、滇，以为退无可退之界线，亦均于此时作大体之决定。总之，我们作战的最高原则，是要以牺牲争取空间，以空间争取时间，以时间争取最后胜利。《陈诚先生*——抗日战争》（上），〔台北〕“国史馆”2004年版，第23页。“西北风云日紧”，指日本关东军及其卵翼下的伪蒙军对察哈尔和绥远的侵扰。关东军侵占中国东北后，其下一步侵略目标，一是河北省。1935年11月，日本指使殷汝耕发动“冀东事变”，在通州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提倡华北特殊化，策划经由华北自治而成立“华北国”。一是察哈尔、绥远等省。1936年，关东军利用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德王制造内蒙古独立，利用李守信建立伪军。同年5月，德王、李守信等在嘉卜寺成立“蒙古军政府”和伪蒙军，日本人村谷彦治郎等任顾问。伪蒙军本已占领察哈尔东部的张北、商都等八县和正蓝、镶白等八旗，这时，又积极企图侵扰绥远，完成其建立“蒙古国”的迷梦。为了解决华北和绥远面临的危机，蒋介石一面和日方谈判，要求取消华北特殊化，保障中国国家主权的完整，一面则准备发动绥远作战，首先打击日本操纵下的伪蒙军。
1936年10月1日，蒋介石日记云：“应作随时应战准备，并转入主动地位。”其中提到：“倭如制造华北傀儡时之处置”，“内蒙与华北及倭寇之利害关系”等问题。同日日记又云：“调陈任务”，“与辞修谈时局”。《蒋介石日记》（手稿本）。这一天的日记表明，蒋介石意欲发挥陈诚在对日备战和对伪蒙军作战中的作用。
陈诚是具有强烈爱国思想的将领。还在1935年7月，他就上书蒋介石，认为日本“贪欲无餍”，要求蒋介石速下决心，准备抗战，“应于玉碎之决心与准备中求瓦全，不应于瓦全心理中得玉碎之结果”。《陈诚先生*——北伐平乱》，第341页。1936年9月30日，陈诚再次上书蒋介石，认为“就中日问题论，前途终不免于一战”，“中日间之关系，今日实已至最严重之阶段”。他建议，中国急务，除健全最高统帅部外，“应即就国防之需要，将全国各省切实分区，兼程厘整，旦夕应变，即就地予以守土之责，实为无可再缓”。他要求立即“积极建设两湖，作为国防根据之中心”。函称：“为今之计，应认定西南重心之所在，切实委任，严行督促，以期树立复兴民族坚固不拔之基础。”《陈诚先生*——北伐平乱》，第355…356页。同年10月，陈诚奉蒋介石之命，协办晋绥国防。陈诚与阎锡山商定，由中央与山西共组30万兵力，防备日伪来犯，相机收复为伪军占领的百灵庙、商都、张北等地。29日，陈诚随蒋介石飞洛阳。同日，蒋介石日记云：以后政治重点：甲、先整理长江各省，确实掌握，而置北方于缓图，并加慰藉以安其心。乙、川湘孰先？若为现实与由近及远，应先整理湘省，然为根本解决计，则先整川省。此时似可着手乎？《蒋介石日记》（手稿本）。蒋介石这一天的日记表明，陈诚关于对日备战的意见起了作用。他接受陈诚“兼程厘整”全国各省、“建设两湖”、“认定西南重心”等建议。只不过，陈诚建议以湖南、湖北作为国防根据地，而蒋介石从1933年起，就决定以四川为根据地，因此，他不得不考虑“川湘孰先”的问题。参阅拙作《卢沟桥事变前蒋介石的对日谋略》，《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01…402页。
国民党人的“持久战”思想（4）
10月31日，蒋介石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洛阳分校演讲，声称“我们要复兴国家民族，完成国民革命的使命，只有准备‘打日本’”。次日，陈诚到校，演讲《对敌作战之时间、地点与方法》。他提出要研究三个问题：在什么时间打日本？在什么地方打日本？用什么方法打日本？关于时间，陈诚表示：“在敌人方面，是以‘速战速决’为利；而我方则以持久忍耐，才能够有利。”“我们多一天准备，就多增加一份力量。”“我方一味延缓，也是很对的。”关于地方，陈诚表示：“日本要亡我是整个的，不是局部的，我们就得有准备，任何地方都要有准备。”《石叟丛书？言论第5集》，第146－152页。由于这次演讲面向该校全体官佐、学员，所以不可能透露他正在设计中的抗战方案，但从蒋、陈二人的连续演说看，他们确在思考相关问题。据记载，陈诚即在此际向蒋介石提出《关于国防准备及设施之建议》（附表），可惜此文件至今未见。大概陈的设计很得蒋的欣赏，因此蒋在同一时期写作的《本月反省录》中又写道：“对倭政策，彼以不战而屈来，我以战而不屈破之；彼以不宣而战来，我以战而必宣备之，则倭寇外强中干之技毕露矣。”蒋介石的日记没有与陈诚如何“策划抗日大计”的记载，但这一天的日记所表达的显然是“策定”之后的心情。同年12月4日，陈诚再次向蒋介石上书，提出对日作战重点在鲁、豫、苏、皖毗邻边区、晋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