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在她看来充满不祥之兆实际上却光芒万丈的名字应运而生。既然有先入为主之见，姜夫人对自己生下的儿子，大概是没什么好脸色的，但因为好歹是自己身上的肉，也就只得勉为其难，把他抚养成人。可自从生下二儿子“帅哥”（一表人才，面如傅粉，唇若涂朱）共叔之后，母爱的天平就自然而然地倒向了共叔一边。
在春秋战国时期，直至后世的封建半封建社会时代，按照当时的礼制，王位的第一继承人，都是大儿子，除非采取非常手段（像唐太宗李世民），否则，哪怕只是晚生一两分钟的儿子，就别想爬上龙椅宝座。“寤生”因为是当时“独秉周政”的郑国郑武公的大公子，已经被公认为是“法定继承人”，郑武公一完蛋，“寤生”入主“龙宫”，那是板上钉钉的事。可姜夫人不干！姜夫人要让共叔做王，“寤生”这个“扫把星”是万万不可在共叔头上撒尿拉屎的。于是她翻动起三寸不烂之舌，在郑武公耳旁吹枕头风餐桌风堂屋风，煽阴风点鬼火，说共叔是如何的英俊潇洒富有文才武略，“寤生”是如何的猥琐无能不堪大用。但郑武公不是“气管炎”，不是“唯美是图”的昏庸无道之人，耳朵也不软，不是川渝人所谓的“粑耳朵”，目光也不短浅，知道废长立幼可是后患无穷，人人得而诛之，况且也没先例可循，不能也不敢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就断然拒绝了姜夫人的要求，立“寤生”为“世子”，也就是王位继承人。姜夫人的美好愿望“总被风吹雨打去”，瞬间化为泡影，“一江春水向东流”的自然就是她的宏伟蓝图，那个郁闷哟，非“怏怏不乐”所能形容！但姜夫人并没有死心，在老公归西“寤生”继位之后，她想方设法要把共叔的封地搞得大一些，并且要封在京城，被“寤生”也就是郑庄公拒绝之后，以“若不允，惟有逐之他国，使其别图仕进，以糊口耳”相要挟，郑庄公当然不肯给大家留下“相煎太急”的把柄，也不能太逆母亲之意（违母之命，可会给别人留下*的口实），被迫把自己眼皮子下面的京城分封给了弟弟共叔，卧榻之旁能容他人酣睡，郑庄公的心胸可谓开阔之极。
郑庄公不聋不盲，他对自己老娘的所作所为所想，其实是心知肚明的，他听在耳里看在眼里，也记在了心里，《左氏春秋》《战国策》没有对此做过任何说明与叙述，自然，《东周列国志》也没有进行任何的记叙与刻画。整个事件，给人的印象是，郑庄公是个孝子，有仁爱之心，有人性，他回答大夫祭足反对分封京城给共叔的话——“我母之命，何敢拒之”——蒙蔽了所有人的耳朵，让所有人都觉得他实在是个“唯母命是从”的大孝子，而其后的富有戏剧性的“掘地见母”，让铁石心肠的人都感动地流泪。可从他的所作所为来看，这其实是他的阴谋，也正是他的“毒”的体现。
不管在哪个朝代，尊重母亲，听母亲的话，做一个不折不扣的孝子，是对每个人的道德要求，特别是对于处于高位的人来说，这一点尤其重要。逆子是人神共愤的！一个不尊重母亲、不听母亲话的人，是没有资格没有本钱管理别人的，就算有幸登上了宝座，别人也能以此为借口*他，拉他下马。郑庄公虽然“出生不好”，可他却聪明得很，给大家留下了“孝子”的美好形象，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做了这样的铺垫，郑庄公开始了自己辉煌的政治生涯。
对于母亲姜夫人和弟弟共叔要造反篡位的阴谋，郑庄公一开始从母亲执意要把京城封给弟弟，就已经有所察觉，甚至心里亮堂堂。可母亲和弟弟的造反态势又不是那么明显，只是在酝酿，不好下手，只能暂时按兵不动，以待时机。他手下的文臣武将以为他是个“傻老冒”“二百五”，提醒他劝谏他，给他出主意出计谋，要他未雨绸缪，铲毒瘤于萌芽。见郑庄公无动于衷，个个急得尿滴。郑庄公那时心里肯定直乐，想那些人真他妈的“井底之蛙”，一群笨蛋。玩他们玩够了，才一语道破天机：“我今置之度外，任其所为……待其造逆，明正其罪，则国人必不敢助，而姜氏亦无辞矣。”原来他所有的隐忍，都只不过是为杀弟搞个名正言顺以封天下人之口！从他故意给母亲和弟弟造成造反可以成功的假象，并且是在诱使他们造反来看，他其实对他们是恨之入骨的——也可以从弟弟共叔造反失败自杀之后，他把母亲异地安置发的誓言可以看出：“不及黄泉，无相见也！”做儿子的对妈妈说“咱们死后见”，这种怨恨，不是彻骨的，又是什么？
郑庄公与手下人搞了个计谋，说自己要往周朝去“面君辅政”，国家由那个叫祭足的监理，成功地将母亲和弟弟拉到了造反的前台，并使他们按照自己预先设计好的路线走，共叔最终一败涂地，只好骂了一句老母亲“姜氏误我”，自杀身亡，玩完了。不，是被他亲爱的哥哥给玩完了！
共叔其实是可以不死的。只要郑庄公稍一警告，或者展以实力，又或者把他弄到偏远之地，共叔极有可能寿终正寝。可从人性角度来看，共叔又是必须死的。首先，不管怎么说，共叔的存在，始终对自己是个威胁，因为，那个母亲是站在他那一边的，况且他的手下，也都是一些追逐名利之徒，实力也不可小觑；其次，童年和少年、青年的遭遇，应该在郑庄公的心里，烙下了挥之不去的痛苦印迹，一个长时间受到歧视、得不到母爱的人，当然会对夺去他尊严和母爱的人产生心理上的反感与痛恨，即使错不在对方——共叔不死，这说得过去吗？郑庄公最终是完成了这种见不得人的心愿，但没有人能说什么，更没理由对他加以指责。因为，“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哥哥弄死弟弟，是多么的天经地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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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人与狗不得入内
据环球网3月21日报道，浙江临安年近五十的农民老陈去年6月26日在给一徐姓的别墅搭墙面时，被主人的藏獒咬伤。老陈于今年1月向徐某索赔三万余元。在法庭上，被告的律师反问老陈，“我们是高档住宅区，你这种身份低下的人怎么可能进来？！”
又据报道，黑龙江民工王建民腹痛难忍被“120”急救车送往同仁医院，因身无分文，院方拒绝救治。次日凌晨，王被发现死在医院厕所门口。庭审法官认为民工身份的王建民不应被送到“同仁医院”救治，理由是北京同仁医院不是流浪人员、农民工的定点救治机构。
看到这样的新闻，一切善良的人都会拍案而起，为这个社会的不正常。如果说，上面那位律师的话多少包含有个人感情，反映的是一个律师的职业道德的话，那么，下面这位庭审法官的看法，就让人感到后怕，后背发凉。虽然事件不同，但受害者的身份相同，都是农民工，而律师认为，作为农民工，没有资格和权利，进入“高档住宅区”；法官认为，作为农民工，没有资格和权利，进入“同仁医院”得到救治。社会的冷漠，与公权的歧视，编织了一张无形的大网，把处在底层的农民，包裹得严严实实。
我们这个社会“病”了！
这种“病”，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一朝一夕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它来自于母体的遗传，来自于两千年的历史浸泡。人以三六九等划分，存在由社会地位特别低下、没有独立人格的人所构成的贱民等级，是封建国家普遍的社会现象。这种贱民等级在我国封建社会中早已存在，从商周就已经开始。孔子的所谓“儒家思想”，对于等级有着较为详细的说辞与定位。汉代一代大儒董仲舒的“三纲五常”论，把等级观念推到了极致，影响深远。到了明代，封建国家的法律开始对人民区分良贱。清代时，封建国家才在法律中明确规定贱民的范围，把奴婢、堕民、丐户、九姓渔户、蛋户、佃仆、隶等统统归于“贱民”。统治者从住房、服饰、器具、车马等等方面进行了规定，人民严格按照等级划分，住该住的屋，穿该穿的衣，用该用的器具、坐该坐的车，说该说的话，做该做的事，去该去的地方，否则就是越轨，为当时的社会与法律所不容。因为不平等，下层的“贱民”希望改变现状，冲突就不可避免。无数历史事实表明，几乎所有社会问题、矛盾、冲突的根源都与等级制度密切相关。鲁迅先生把封建社会的这种制度称为“人吃人”的制度，其见解是极其深刻的。
正因为这种“人吃人”的制度导致了整个社会的不公平，无数仁人志士为打碎“铁屋子”上下求索，力图进行社会变革。孙中山先生的“三*义”，在当时的中国，无疑是一剂良药，社会的天空显出了光亮。新*主义革命的成功，一度让广大人民看到了“平等”的曙光，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看上去已被彻底击碎。*运动中，封建的残渣泛起，直到现在，“臭老九”的历史印痕，在无数人的记忆中，挥之不去。
因为脱胎于有病的母体，社会发展到了今天，仍延续着她的基因。改革开放，使大多数人从贫困走向了富裕，一些富人从经济领域起家，向政治领域渗透，不但把持着社会的财富，也把持着社会的权力。为了维护既得利益，维持等级制度的存在，就显得极其重要。随着贫困人口的减少，富裕人群成了大多数，那些“贱民”不再成为社会政策感兴趣的对象，成为了少数人而且没有影响力。以前那些为穷人说话的政治家与思想家，由于是代表少数而且没有影响力的人说话，使他们自己也成为少数派并且丧失了影响力。结果，政治家和学者都不再和这个社会为贫困所折磨的成员站在一起。上面的两则新闻，那种“高档住宅”与“穷人医院”的思维，正是这种趋势的体现。这些人有一种论调，就是认为：贫困的一个重要来源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