队长身后的两列纵队各自分开，以五人为单位进行布阵，狼筅兵迈步上前，与盾牌并列，形成第一道防线，两名长枪手跟随其后，短刀手殿后，开始独立作战。
如果说鸳鸯阵是戚继光改编自唐顺之原创的话，那这个阵型应该算是他的独立发明创造，主要用于狭窄地区的巷战，它的名字叫五行阵。
毕竟人少好办事，五个人比十一个人要灵活得多，倭寇们挥舞长刀，面对五行阵，既不能攻，也不能守，只要被狼筅挂住，顷刻之间就会被长矛刺穿，虽然许多人持刀狂呼，死战不退，但除了身上多几个窟窿，实在没有更多的收获。
于是他们决定逃跑，也就在这个时候，戚继光再次下达了指示。阵型就此开始第二次变化。
在命令下达的那一刻，狼筅兵迅速上前，超越所有同伴，站在队伍的最前面，两名长枪手紧跟在他的身后，盾牌手和短刀手分别站在长枪手的侧方，保护他们的侧翼。阵型在狼筅兵的带领下，开始发动追击。
这是鸳鸯阵的第二种变化，它的名字叫三才阵。主要用于冲锋进攻，或是敌军败退时的追击。
当然对于日本人而言，阵型变不变，实在已经不重要了，五行阵和三才阵都是要人命的，跑路才是最佳选择。戚家军追击残敌，再次大获全胜。
嘉靖四十年（1561）四月二十七日，花街战斗结束，倭寇伤亡一千余人，全军溃败，救出被掳百姓五千余人，戚家军伤亡合计：三人。
在新河之战与花街之战后，倭寇大势已去，戚继光继续发动攻击，并在上锋岭和长沙之战中大量歼灭敌军，同年五月末，进犯倭寇全线败退，日本的仁兄们乘兴而来，被人追着屁股打了一个月，没有抢到钱，反而赔了本，只好败兴而归。
这是一次光辉的战役，是一次以戚继光的彻底胜利，日本倭寇的彻底失败而告终的战役。
“臣都察院右都御史，总督直浙兼制军务胡宗宪上奏，（嘉靖）四十年四五月，倭贼分犯台州水陆诸处，台金严参将戚继光，共擒斩倭首一千四百二十六夷，焚溺死者四千有余。”
自嘉靖四十年（1561）四月二十二日至五月二十七日，戚继光率其所部四千明军，对阵两万敌军，在无其它军队配合的情况下，五战五胜，共计歼敌五千五百余人，累计伤亡不足二十人，史称“台州大捷”。
第十九章 侵略者的末日
【妥协】
戚继光终于功成名就了，因为在台州大捷中的优异表现，他升任都指挥使，从此，他开始被人称为民族英雄，抗倭名将。但在这一切光辉的背后，是另一个戚继光——一个善于搞关系，迎合领导，请客送礼，拉帮结党的人。
在无数史书中，戚继光是英勇无畏的化身，他能谋善断，所向无敌，这一切都是事实，但他也有着另一面，比如他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先去拜码头，请客送礼，大吃大喝一通，然后再认同族找祖宗，大家就算是兄弟了，但是依照他的工资，绝不可能承担得起这么高的花销。所以结论就是：戚继光是一个既收礼又行贿的人。
在少年时代，每天环绕在戚继光耳边的，是父亲的教诲，教诲他一定要为人清正，不能搞歪门邪道，戚继光曾坚信并坚持过这些教导，他相信父亲是不会错的。
然而从他十八岁到山东上任时起，他就发现自己错了，虽然他清正廉洁，虽然他刚正不阿，但这一切毫无用处，没有人理会他，也没有人帮助他，他的理想和信念或许很高尚，却根本无法实现。
而对他影响最大的一件事，无疑是俞大猷的被迫离去。
对俞大猷而言，岑港之战是一个十分惨痛的教训，和戚继光一样，他也开始了演练新军，并很快就锻造出一支极有战斗力的军队，此即所谓“俞家军”，而他的阵法也十分奇特，分别叫做三叠阵和夺前蛟阵，这里就不详细介绍了，你只要知道这两个阵型很牛就行了。
军队有了，阵法也有了，俞大猷准备大干一场。
然而他没有等到这个机会，因为和之前一样，他再一次遇到了莫名其妙的事情，而这一次的主角是胡宗宪。
嘉靖三十八年（1559）四月，胡宗宪接到了这样一个通报，说有群倭寇在浙江沿海游荡，请示如何处理。
胡宗宪想了一下，下达了这样一个命令：
“不要管他们，别让这些人靠岸就行。”
两个月后，他接到消息，都察院监察御史李瑚告了他一状，罪名是纵敌逃窜，以邻为壑。
这也真是流年不利，胡宗宪没有想到，那帮倭寇是来干抢劫的，不去东家就去西家，胡总督不接待，他们就跑到了福建，大抢了一把。
福建巡抚气得鼻子都歪了，暴跳如雷，一定要找胡宗宪算账，于是便把官司打到了皇帝那里，要求追究胡宗宪的责任。
但胡宗宪毕竟是浪大水深，几番动作下来平安过了关，事情经过大致如此。
但这个故事和俞大猷似乎毫无关系，麻烦又从何而起呢？
如果有关系，那这事就不奇怪了，俞大猷这一辈子，奇就奇在莫名其妙上。
事情了结后，胡宗宪开始回过味来，福建方面一口咬定是自己放任不管，莫不是自己这里有人透露了消息，当了内奸吧？
于是他开始查找蛛丝马迹，先查李瑚，福建人，再查自己，福建的，层次高的，能接触机密的，于是答案终于出现了：俞大猷，浙江总兵，福建晋江人。
这真叫命苦不能怨政府，俞大猷同志老老实实干活，勤勤恳恳做事，就因为是福建人，结果竟然成了奸细。胡总督雷厉风行，他随即上书，把责任推到了俞大猷的身上。
皇帝又一次生气了，他当即下令，削去俞大猷的官职，把他抓进诏狱。
戚继光亲眼目睹了这一切，他清楚地记得，当初胡宗宪是多么器重俞大猷，对他言听计从，而转瞬之间，他就把这个他曾无比信任的人，亲手送进了监狱，从浙江军区司令员，到锦衣卫监狱的囚犯，只要短短的几天。
所以他终于意识到，把自己的命运和信念寄托在一个人的身上，是极其不靠谱的，亲密战友胡宗宪也不例外。
然而就在他为俞大猷痛惜不已之时，另一个更让人吃惊的消息传来：俞大猷竟然出狱了，并调往北方边界戴罪立功。而根据消息灵通人士透露，能得到如此宽大处理，是严嵩收了钱，在皇帝大人面前说了话。
戚继光百思不得其解，官场之中，俞大猷的收入也就是个最低生活保障水平，家里有几文钱他很清楚，能养活老婆孩子就不错了，哪里有钱去行贿？但如果没有钱，严老贪怎么会帮他说话呢？
于是他开始怀疑，俞大猷和严嵩之间有着某种秘密的关系。
不久之后，他终于从朝廷内线那里得到了消息，俞大猷确实没有送钱给严嵩，也绝非严嵩的亲信，他能够得到宽大处理，是因为他有着一个好朋友——陆炳。
俞大猷是如何搭上陆炳这条线的，谁也不知道，但可以确定的是，陆炳不但出面为他说情，还自己拿钱送给严嵩，当作是办事的费用。陆大人的面子严嵩自然要给，于是俞大猷就此光荣出狱。
这个答案震惊了戚继光，他没有想到，平日沉默寡言，老实巴交的俞大猷，竟然有这么硬的后台，而自己与他交往多年，关系非常好，竟然从未听他透露过一语。
戚继光感到毛骨悚然，他终于发现自己是如此的脆弱。他明白，自己固然有着舍身保国的伟大理想，但如果没有靠山，没有关系，俞大猷的今天就是他的明天，即使是平日关系极好的胡总督，也可能随时翻脸，让自己吃不了兜着走。
而那时，他将孤立无援，也不会有另一个陆炳来救他。
于是戚继光明白了，在残酷的现实面前，要想不负父亲的期望，就不能遵照父亲的处事方法，他决定改变这一切。
此后的戚继光开始了奔波，兵部有领导下来，他请客，他到兵部去，还是他请客，而酒桌上拜把子拉兄弟更是家常便饭，大家都认为戚继光够朋友，够大方，久而久之，他在兵部扎下了根，上级领导对他也十分重视。
但这并不是他的目的，戚继光知道，要想立于不败之地，他必须要找到自己的陆炳，找到一个真正的靠山。
在戚继光的寻找名单中，两个人的名字被最先划掉，第一个就是严嵩，因为他很清楚，胡宗宪是严党分子，如果自己要绕过胡宗宪结交严嵩，必定死无葬身之地，更为重要的是，严老贪胃口很大，要请他吃饭，先要数数自己荷包里有多少钱。
第二个是徐阶，这个人也不能考虑，虽然戚继光对他有好感，但毕竟在朝廷中，他处于下风，如果投靠此人，就等于与严嵩为敌，没准会比徐大人死得更早。
两位大哥被排除后，戚继光开始继续寻找，而种种迹象表明，当时的中央大学校长（国子监祭酒）是一个很厉害的人，将来必定前途远大，于是他在自己的名单上记下了这个人——高拱。
他的眼光确实精准，然而不久之后，他就发现，这是一个无法实现的梦想，因为这位高拱虽然官职不高，却是一个十分孤傲嚣张的人，而且此人还有个最大的特点——不收贿赂。
换句话说，这个人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既不要钱，也不要女人，当然，高拱同志绝对不是无欲则刚，他只是将所有的欲望放在了一件事上——权力，他的最终目的是夺取帝国的最高统治权，而这是戚继光绝对无法满足的。
但天无绝人之路，就在戚继光感到前途茫茫的时候，他意外地发现了另一个人，此人是高拱的副手，时任国子监司业，大致相当于中央大学副校长，为人深谋远虑，极有发展前途，于是戚继光的名单上又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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