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严嵩当权那几年,内阁里只有徐阶给他跑腿,后来徐阶当权,就找来自己的门生袁炜入阁跑腿,可是这位袁先生似乎不打算当狗腿子,压根没把老师放在眼里,时不时还要和徐阶吵一架。徐大人当然不会生气,但自然免不了给袁炜穿穿小鞋,偏偏这位袁先生心理承受能力不强,郁闷之下竟然病了,嘉靖四十四年(1565)告病回了家。
不听话的走了,就找两个听话的来,这两个人,一个叫严讷,一个叫李春芳。
严讷兄就不多说了,他于嘉靖四十四年(1565)入阁,只干了八个月就病倒了,回了老家,内阁中只剩下了李春芳。
这位李春芳同志,那就不能不说了,他的为人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厚道、太厚道了。
在几百年后看来,作为嘉靖二十六年的状元,李春芳是不幸的,因为与同科同学相比,他的名声成就实在有限,别说张居正,连杨继盛、王世贞他也望尘莫及。但在当时,这位仁兄的进步还是很快的,当张居正还是个从五品翰林院学士的时候,他已经是正二品礼部尚书了。
他能升得这么快,只是因为两点:一、擅长写青词。二、老实。自入朝以来,外面斗得你死我活,他却不闻不问,每天关在家里写青词,遇到严嵩就鞠躬,碰见徐阶也敬礼,算是个老好人。
所以徐阶挑中了他,让他进内阁打下手。
事情到了这里,可以说是圆满解决了,但接下来,徐阶却作出了一个错误的判断,正是这个判断,给他种下了致命的祸根。
嘉靖四十五年(1566)三月,经内阁首辅徐阶力荐,皇帝批准,礼部尚书高拱入阁,任文渊阁大学士,与其同时入阁的还有吏部尚书郭朴。
在这个任命的背后,是一个精得不能再精的打算。
高拱不喜欢徐阶,徐阶知道。
自打嘉靖二十年(1541)高拱以高分考入朝廷,他就明确了这样一个认识——要当,就当最大的官,要做,就做最大的事。
高翰林就这样踌躇满志地迈进了帝国的官场,准备找到那个属于自己的位置,然而现实对他说——一边凉快去。
在长达十一年的时间里,翰林院新人,七品编修高拱唯一的工作是整理文件,以及旁观。
他看到了郭勋在监牢里被人整死,看到了夏言被拉出去斩首,看到了严嵩的跋扈,徐阶的隐忍,他很聪明,他知道如果现在去凑这个热闹,那就是找死。
直到嘉靖三十一年(1552),他才第一次看到了自己的希望,在这一年,他成为了裕王府的讲官。
对于寂寂无名,丢进人堆就没影的高翰林而言,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而高拱牢牢地抓住了它。
自从嘉靖二十八年(1549)太子去世以后,嘉靖就没有立过接班人,不但不立,口风还非常之紧,对剩下的两个儿子裕王、景王若即若离,时远时近。
这件事干得相当缺德,特别是对裕王而言。按年龄,他早生一个月,所以太子应该非他莫属,但嘉靖同志偏偏坚信“二龙不相见”理论,皇帝是老龙,太子就是青年龙,为了老子封建迷信的需要,儿子你就再委屈个几十年吧。
不立太子也就罢了,可让裕王想不通的是,按照规定,自己的弟弟早该滚出京城去他的封地了,可这位仁兄仗着没有太子,死赖着就是不走,肚子里打什么算盘地球人都知道。
于是一时之间群魔乱舞,风雨欲来,景王同志还经常搞点小动作,整得裕王不得安生,唯恐到嘴的鸭子又飞了,整日提心吊胆,活在恐惧之中。
在这最困难的时刻,高拱来到了他的身边,在之后的日子里,这位讲官除了耐心教授知识之外,还经常开导裕王,保护他不受侵扰,日夜不离,这十几年的时间里,高拱不求升官,也不图发财,像哄小孩一样地哄着这位软弱的王爷,并用自己的行动对他阐述了这样一个事实:面包会有的,烧饼会有的,皇位也会有的,就算什么都没有,也还有我。
所以在那些年,虽然外面腥风血雨,裕王这里却是风平浪静,安然无恙,有高门卫守着,无论严嵩、徐阶还是景王,一个也进不来,比门神好用得多。
裕王很感激高拱。
关于这一点,严嵩清楚,徐阶也清楚。
于是高拱就成了抢手货,双方都想把他拉到自己这边,严嵩当政的时候,高拱从一个讲官被提拔为太常寺卿(三品)兼国子监祭酒,成为了高级官员。
高拱没有推辞,他慨然就任,却不去严嵩家拜码头:朝廷给我的官嘛,与你严嵩何干?
等到嘉靖四十一年(1562),严嵩退休了,徐阶当政,高拱再次升官,成为了礼部副部长,没过多久他再进一步,任正部级礼部尚书。
傻子也知道,这都是徐阶提拔的结果,然而高拱却依然故我,官照做,门不进,对徐大人的一片苦心全然无视。
说句实诚话,徐阶对高拱是相当不错的,还曾经救过他一次:原先高拱曾经当过会试的主考官,不知是那根神经出了岔子,出了个惹事的题目,激怒了嘉靖。皇帝大人本打算打发他回家种地,好在徐阶出面,帮高拱说了很多好话,这才把事情解决。
现在徐阶又一次提拔了高拱,把他抬进了内阁,然而高拱的反应却大大地出乎了徐阶的意料。
他非但不感激徐阶,还跟徐阶捣乱,自打他进内阁的那天起,就没消停过。而闹得最大的,无疑是值班员事件。
当时的内阁有自己的办公楼,按规定内阁成员应该在该处办公,但问题是,嘉靖同志并不住在寝宫,总是呆在西苑。当大臣的,第一要务就要把握皇帝的心思,对这么个难伺候的主,要是不时时刻刻跟着,没准明天就被人给灭了。所以但凡内阁大臣,都不去内阁,总是呆在西苑的值班房,坐下就不走。
终于有一天,嘉靖没事散步的时候去了值班房,一看内阁的人全在,本来还挺高兴,结果一盘算,人都在这呆着,内阁出了事情谁管?
嘉靖不高兴了,他当即下令,你们住这可以,但要每天派一个人去内阁值班,派谁我不管,总之那边要人盯着。
于是内阁的大臣们开始商量谁去,当然了,谁都不想去,等了很久也没有人自动请缨,于是徐阶发话了:
“我是首辅,责任重大,不能离开陛下,我不能去。”
话音还没落,高拱就发言了:
“没错,您的资历老,应该陪着皇上,我和李春芳、郭朴都刚入阁不久,值班的事情您就交给我们就是了。”
徐阶当时就发火了。
从字面上看,高拱的话似乎没错,还很得体,但在官场混了这么多年,徐阶自然明白这位下属的真正意思,估计高拱先生说话时候的语气也有点阴阳怪气,所以二十多年不动声色的徐首辅也生气了:严嵩老子都解决了,你小子算怎么回事?
虽然发火,但是涵养还是有的,徐阶同志涨红了脸,一言不发,扬长而去。
看起来,高拱似乎有点不识好歹,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但凡混朝廷的人,都有这样一个共识——不欠人情,欠了要还。
这才是高拱与徐阶两个人的根本矛盾所在,徐大人认为高拱欠了他的人情,高拱认为没有。
徐阶不是开慈善机构的,他之所以提拔高拱,自然是看中了他的裕王背景,虽说自己现在大权在握,但毕竟总有下岗的一天,要是现在不搞好关系,到时高拱上台,想混个夕阳无限好自然死亡就难了。
可惜高拱也很清楚这一点,要知道,在斗争激烈的嘉靖年间生存下来,官还越做越大,绝不是等闲之辈能做到的,他早就看透了徐阶的算盘。
按照皇帝现在的身体,估计熬个几年就能升天了,到时候裕王必定登基,我高拱自然就是朝廷的首辅,连你徐阶都要老老实实听我的话,哪要你做顺水人情?
加上高拱此人身负奇才,性格高傲,当年不买严嵩的帐,现在的徐阶当然也不放在眼里。
精明了一辈子的徐阶终于糊涂了一回,他没想到提拔高拱不但没能拉拢他,反而使矛盾提前激化,一场新的斗争已迫在眉睫。
更为麻烦的是,徐首辅在摸底的时候看走了眼,与高拱同期入阁的郭朴也不地道,他不但是高拱的同乡,而且在私底下早就结成了政治同盟,两人同气连枝,开始跟徐阶作对,而李春芳一向都是老好人,见谁都笑嘻嘻的,即使徐阶被人当街砍死,估计他连眼都不会眨一下。
在近四十年的政治生涯中,徐阶曾两次用错了人,正是这两个错误的任命,让他差点死无葬身之地。这是第一次。
当然,现在还不是收场的时候,对于高拱和徐阶来说,这场戏才刚刚开始。
丰富的政治经验及时提醒了徐阶,他终于发现高拱并不是一个能够随意操控的人,而此人入阁的唯一目的,就是取自己而代之。
虽然走错了一步,在内阁中成为了少数派,但不要紧,事情还有挽回的余地,只要再拉一个人进来,就能再次战胜对手。
【天才,就是天才】
当何心隐帮助徐阶除掉严嵩,在京城晃悠了大半年,飘然离京之时,曾对人说过这样一番话:
“天下之能士尽在京城,而在我看来,能兴我学者并非华亭,亡我学者也非分宜,兴亡只在江陵。”
这是一句不太好懂却又很关键的话,必须要逐字解释:
所谓我学,就是指王学,这段话的中心意思是描述王学的生死存亡与三个人的关系。而这三个人,分别是“华亭”、“分宜”与“江陵”。
能兴起王学的,不是“华亭”,能灭亡王学的,不是“分宜”,只有“江陵”,才能决定王学的命运。
在明清乃至民国的官场中,经常会用籍贯来代称某人,比如袁世凯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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