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些屈辱的日子里,张居正默默忍受着这一切,与此同时,他又发现了这个世界的另一面:原来人生也可以如同天堂一般。
比如这位辽王,含着金钥匙出生,丰衣足食却依然不知足,鱼肉着属地的百姓,想用就用,想拿就拿,他要做人,百姓就得做牲口,他要潇洒地去活,百姓就要痛苦地去死。
每当张居正结束应酬,离开丰盛的酒席,走出金碧辉煌的王府门口时,总能看到饿得奄奄一息的饥民和无家可归只能睡大街的流浪者。
原来天堂和地狱只有一墙之隔。
这就是大明天下的真相,当无数的贫民受到压榨,失去土地四处流浪的时候,高贵的大人们却正思考着明天去何处游玩,该作一首什么样的诗。
这些在官员们看来并不稀奇的场景却深深地打动了张居正,因为他和大多数官员不同,他还有良心。
面对着那些乞求和无助的眼神,面对着路旁冻饿而死的尸骨,张居正再次确立了他的志向,一个最终坚持到底的志向——以天下为已任。
所谓以天下为已任,通俗点说就是把别人的事情当作自己的事情来办。地球人都知道,却似乎只有外星人办得到。
几百年前,一位叫亚当斯密的人在自己的家中写下了一本书,名叫《国富论》,在这本被誉为经济学史上最为伟大的著作中,亚当同志为我们指出了这样一个真理——人天生,并将永远,是自私的动物。
只要回家照照镜子,你就会发现这个法则十分靠谱,试问有谁愿意为了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去拼搏、奋斗,付出自己的一切努力、心血乃至生命?顺便说一句,没准人家还不领你的情。
不是个傻子,也是精神病。相信这就是大多数人的回答,但问题在于,这样的人确实是存在的,他们甘愿牺牲自己的一切,只是为了别人的利益。
而这个特殊的群体,我们通常称之为伟人,所以说伟人不是那么容易干的。
孔子应该算是众多伟人中的一位,他的一生都致力于寻求真理,普及教育,当然,他并不是一个所谓“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他的言行自然也不是“心灵鸡汤”或“励志经典”,在我看来,他倒像是个“不可救药的悲观主义者”。
他流浪数十年,周游四方,目睹了最为残酷的屠杀与破坏,但他依然选择了传道,把希望与知识传递给更多的人,这无疑是一个伟大的行为,而他这样做的真正原因决不是乐观,而是——悲悯。
了解世界的黑暗与绝望,却从不放弃,并以悲天悯人之心去关怀所有不幸的人。
这才是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的真正原因,这才是人类最为崇高的道德与情感。
张居正就是这样一个伟人,他锦衣玉食,前途远大,不会受冻,更不会挨饿,他可以选择作一个安分守己的官僚,熬资历混前途,最终名利双收。
然而和那位骑着摩托车横跨南美洲的格瓦拉医生一样,在见识了世上的不公与丑陋后,他选择了另一条道路,一条无比艰苦,却无比光辉的道路。
在黑暗之中,张居正接过了前人的火把,成为了又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人。
所以我相信,即使这个世界十分阴晦,十分邪恶,即使它让你痛不欲生,生不如死,但依然应该鼓起勇气,勇敢地活下去。
所以我相信,希望是不会死去的。
【天赋,无与伦比】
嘉靖三十六年(1557),张居正回到了北京,此时的他已经脱胎换骨,他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也知道该如何去做。
如果单以智商而论,嘉靖年间的第一聪明人应该还轮不上徐阶,因为从实际表现上看,张居正比他还要厉害得多。
在那年头,想在朝廷混碗饭吃实在不易,为了生存,徐阶装了二十多年孙子,还要多方讨好妥协,而张居正的表现却让所有的人大吃一惊。
这位年轻人虽然刚刚三十出头,且在不久之前还是个标准愤青,但在短短几年之间,他已经变成了一个喜怒不形于色,城府深不可测的政坛高手。当时徐阶已与严嵩公开对立,除了个把胆子大的,没人敢与徐阶公开接触,唯恐被严党当作敌人干掉。即使像吴时来、邹应龙这样的死党,每次找徐阶都是趁着夜里,悄悄地进府,打枪的不要。
唯一的例外就是张居正,他总是白天来,还喜欢坐官轿,高声通报,似乎唯恐人家不知道他和徐阶的关系,甚至在朝堂上,他也敢公开和徐阶交头接耳。
而更为奇怪的是,对于这一幕幕景象,严嵩及其党羽却不感到丝毫奇怪,也不把他当作对手,因为张居正和他们这边的关系也不错,虽然没有深交,却也经常走动。
即使在我们普通人看来,张居正的行为也无疑是典型的两面派,但在当时,连精得脑袋冒烟的严嵩都认为,这位张翰林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人,从不结党,坦坦荡荡。
明明是徐党,明明是耍手段,那么多人都看着,就是看不穿。在长达四十余年的嘉靖朝中,这是最让人莫名其妙的一幕。
而对此怪象,唯一合理的解释是:张居正是个超级能人。在他的身上,有着一种可怕的政治天赋。即使在最为险恶的政治环境中,他也能够进退自如,在交战双方的枪林弹雨中游刃有余,如此绝技,估计连国际红十字会也望尘莫及。
所以在那几年里,虽然外面你死我活,血流成河,张居正却稳如泰山,安然无恙。
可你要是由此认为他安分守己,那就错了。
在徐党中,张居正大概是最为激进的一个,经常在徐阶面前喊打喊杀,大有与严嵩不共戴天的气势。
然而徐阶只是微笑,他安排吴时来、董传策、张翀试探严嵩,命令邹应龙弹劾严世藩,但张居正这颗棋子,他却从未动过。因为他很清楚,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人,而现在,还不是让他上场的时候。
事实上,张居正不但没有出场的机会,连官都升得慢,嘉靖二十六年的进士,一转眼都十多年了,还是个正七品编修,连杨继盛都不如。
对此张居正也想不通,怎么说自己跟的也是朝廷的第二号人物,进步得如此之慢,实在有点说不过去。
但当两年之后,他听到那道任职命令之时,所有的抱怨顿时烟消云散,他终于知道了徐阶的良苦用心。
嘉靖三十九年(1560),翰林院编修张居正因工作勤奋努力,考核优异,升任右春坊右中允,兼管国子监司业。
右春坊右中允和国子监司业都是六品官,看上去无足轻重,也不起眼,但事实绝非如此:
右春坊右中允的主要职责是管理太子的来往公文,以及为太子提供文书帮助,而国子监司业大致相当于中央大学的副校长,仅次于校长(祭酒)。
现在明白了吧,成了右中允,就能整理太子的文件,就能和太子拉上关系,这叫找背景。当上中央大学的副校长,所有的国子监学员都成了你的门生,这叫拉帮派。要知道,蒋介石就最喜欢别人叫他校长,那不是没有道理滴。
况且这两个职务品级不高,也不惹人注意,没有成为靶子的危险,还能锻炼才干,对于暂时不宜暴露的指定接班人来说,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
算盘精到这个份上,徐阶兄,我服了你!
但天衣无缝总是不可能的,顺便说一句,当时的国子监校长恰好就是高拱,而这一巧合将在不久之后,给徐阶带来极大的麻烦。
徐阶对张居正实在是太好了,好得没了谱,嘉靖三十九年,徐阶与严嵩的斗争已经到了生死关头,双方各出奇招,只要是个人,还能用,基本都拉出去了,但无论局势多么紧张,作为徐阶最得意的门生,张居正却始终没有上阵,只是安心整理公文,教他的学生。
照这个势头看,即使要去炸碉堡,徐大人也会自己扛炸药包。
而这一切,张居正都牢牢地记在心里,他知道徐阶对自己的期望。
严嵩终究还是倒了,倒在比他更聪明的徐阶脚下,于是张居正的前途更加光明了,嘉靖四十三年(1564),他被提升为右春坊右谕德。
右谕德是从五品,也就是说张居正在四年之间,只提了半级,然而当他听到这个任命的时候,高兴得差点跳起来,因为这个右谕德的唯一工作,就是担任裕王的讲官。
裕王跟徐阶从来就不是一条线,能把张居正安插进去,那实在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就这样,张居正进入了裕王府,成为了裕王的四大讲官之一,说来有趣,其他三位都是他的老熟人,他们分别是:当年的老同事高拱,当年的老同学殷士儋,还有当年的老师陈以勤(高考时是他批的卷)。
这四位讲官就此开始了朝夕相处的教学生活,在不久的将来,他们将成为帝国政坛的风云人物。
徐阶本打算让张居正再多磨砺几年,到时再入阁接班,但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由于自己的错误判断,高拱已然占据了优势,必须提前开始行动了。
但当徐阶准备收获自己栽培了十几年的庄稼时,意外发生了。
他惊奇地发现,在张居正这块自留地上,竟然长出了杂草。
杂草的名字叫做高拱。
高拱这个人人如其名,性格高傲且极其难拱,与他同朝为官的人很少能成为他的朋友,因为他不但自负才高,且常常藐视同事和上级,动不动就是一句:你们这帮蠢……
或许你会奇怪,这人自己不蠢吗,群众基础如此之差,怎么还能升官?我告诉你,高先生可不蠢,你要知道,他虽然瞧不起上级同事,却很尊重老板(皇帝)。经常写青词送给嘉靖,且文辞优美,当时的大臣们公认,他写这种马屁文章的水平可排第二(第一名是状元李春芳),徐阶都要靠边站。
更何况,他手里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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