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有了上述的点火仪式、主题歌和文艺演出，各个主办国都憋足了劲儿，下大力气，苦思绝招，想要超凡绝俗地给世界一个出其不意、一种耳目一新的美与神奇，也给奥运会增添加倍的光彩和欢乐。
为此，对开幕式的保密工作是筹备奥运会中饶有趣味的一件大事。保密愈严，开幕式就愈具神秘感与悬念。但它终究要在开幕的一刻大白于天下。
我们将向世界奉献怎样一个充满中国文化气质又具现代奥林匹克精神的开幕式。今晚，鸟巢将做出回答。
王蒙老了吗？
这些天王蒙被作家会冠之以名誉头衔，有人便在网上问：王蒙老了吗？还有人跟着发出“怀念王蒙”的感叹，以为王蒙要从文坛退休下岗了。
前几年，王蒙还扬扬得意于自己的“满头青丝”，近半年叫人见了一怔，飘在他头顶上的头发缘何也像深秋的荻花一样灰白了？我忽然想起数年前与王蒙一同在爱尔兰的都柏林拜谒肖伯纳故居时，看到肖公书房内一切如旧，连曲别针也在桌上，不在的惟有肖伯纳本人。王蒙对我说：“看来生命还是最脆弱的。”想到这件事，心里真有点感慨。王蒙真的老了？
可是过两天在书店里，却见王蒙几本新书摆在那里：《尴尬*》、《苏联祭》和《自传》，让我心动，让我强烈地感到他现在的写作不还是轰鸣一般的如在盛夏？特别是《苏联祭》中对那些影响了我国半个世纪的种种文艺观念是非曲直的思辨，其犀利和清晰仍然让人感到他头脑之透彻。读《尴尬*》，他的幽默机智和快乐的天性亦依然故我。这也使我联想到他的同时代人。比如李国文的随笔、从维熙的散文、邵燕祥的杂文，哪一支笔有枯竭之感，不是反而更加挺劲，更加自如？他们何老之有？
其实作家有两个生命。一个是肉体生命，一个是艺术生命。生理和肉身的生命是物质的，一定会老化，反正王蒙、维熙不能拔河踢毽前滚了。但艺术的生命却不是这样，因为艺术生命是精神的、情感的、思想的、创造的，不一定和肉身的消长同步。只要手中的笔还是激情的、发烫的、鲜活的；只要对社会人生心怀兴趣与责任，作家的生命依旧如日中天。
当然，作家艺术家的年纪大了，未必还会像年轻时那样工作，未必还能秉烛夜耕、日书万言，未必还去拼大部头的长篇。青年时代心怀浪漫去吟诵《女神》的郭若，晚年便沉入种种历史的追究中。鲁迅也是一样。他后期很少再写小说，主要的写作方式改为杂文。可能因为文字的思想比形象的思想更能直插现实的症结。作家分为两种：一种作家一生都在写小说，从年轻写到暮年，比如老舍、奥亨利、契ú夫和莫泊桑。他们属于艺术性的作家，更应称做小说家。还有一种作家小说之外也写随笔、杂文、社会文化批评，直接介入和参与时代的理性思考。这是一种思想性作家。其中杰出者更接近“文学家”的称谓。比如鲁迅、雨果、托尔斯泰等等。这后一种作家，常常在写作前期以形象创作为主，后期偏重于形而上的思考。然而当他们一旦从写小说的形象思维进入社会文化批评的理性思维，就很难再回去。余华不是写了几年艺术随笔之后，发觉返回小说很困难吗？不过他还年轻，想象充沛，到底还是回到《兄弟》中了。
年轻时，未来多，未来是空白的，是一个博大的空间，易于小说和诗歌创作时想象的挥洒。年岁大，历的现实多了，精神活动渐渐转为理性。除去少数作家如泰戈尔把诗歌一直写到耄耋之年，大多作家的晚年还是偏重于理性。比如巴金、钱钟书、孙犁等等全是这样。理性的果实往往成熟于作家写作生涯的后期，它却十分重要。再比如巴金，如果没有他晚年的《随想录》，我们对“作家的良心”的感受与认知就会凭借有限，是《随想录》终结性地成就了伟大的巴金。
因此说看一个作家，不仅要看他盛年力作，还要关注他晚年的思想与文字看他全部的心灵历程。只要这个作家是用心灵写作，心灵才是他的文学真正的一贯的隐性的主题和主人公。
故而，我很关注年长于我的作家们不断写出来的新的文字，因为从这些文字可以看到他们在思考什么，有什么突破性的人生发现与人生认识。当然，也可能超然世外，以笔墨自娱；也可能思想止步，笔尖只在地徘徊。写作是寂寞的，作家们个个踽踽独行。他们总是要在稿纸上走到个人的极致，倾力完成一篇又一篇的作品，但只有在他们全部作品完成之时才真正完成了自己。这时，他人生与艺术的得失，以及成就与局限，品格与过错，勇气与无奈，金子与垃圾，全都清清楚楚摆在那里了。对于作家来说，没有一行字是没用的，都是他的见证。
当作家最终放下了笔，他的艺术生命终结了吗？还是没有。因为此时它已把这生命转移到作品上。作品自己开始了能否长久存世的全新的历程。作家的个性、气质、所思所想、喜？哀乐、七情六欲，依然在作品的字里行间有声有色地表现着，并使我们活脱脱地感受到。从真正文学的意义上说，作家是不会老的。还是让我们关心作家们源源不断地来自心灵的文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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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又写小说了？”
去年忽然写了两个短篇《抬头老婆低头汉》和《胡子》，就不断有记者问：“你为什么又写小说？是不是要重返文坛了？”近十多年来，在东奔西跑忙于文化保护时，常常被指责般地问道：“你为什么不写小说？是不是郎才尽了？”
不写小说的道理很简单。作家所关切是时代的命运与人的心灵。当发现当代人心灵的空洞与文明传承的断裂密切相关，偏偏历史文化的载体遭到地毯式地破坏，而用小说的方式只能隔靴搔痒时，我则选择了思想理论上的文化批评和直接的身体力行的文化保护。鲁迅先生的后期不也是放下小说创作，而拿起更具短兵相接意义的杂文？
现在为什么又写小说呢？其实只是一个偶然，去年年初《上海文学》的主编赵丽宏与我聊天时说：“你当年发在我们刊物的《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影响多大呀，能再给我们写这么一篇吗？”我笑道：“我就给那篇小说写个姐妹篇吧！”他很高兴，又含着疑惑与不信。他说：“你有姐妹篇的想法？”我说：“有呵。也是一对夫妻，也是在世人眼里反常的一对，最终也是悲剧。我早就想写这篇小说。题目叫《抬头老婆低头汉》。”丽宏凭着他文学的敏感就能猜到这对不一般的夫妻的故事也准不一般。这么一来，就算定了。丽宏还是担心我不给他写。我说：“我心里一直搁着许多小说，长长短短，各种片断，各色人物。我没写只不过没机会写罢了。”
可是那篇《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在《上海文学》刊出是1982年吧！至今已有24年。哪有姐妹相差24岁的？整整隔了一个时代。其实当时这抬头老婆和低头汉的形象就已从脑袋里冒出来过。大概由于我是的出身，对可视的形象分外敏感，常常是先有形象和面，后有个性和冲突。可如果那时写了一定还是“*”背景，今天写便是当代底层小人物的无奈了。因为我心中装满了形形色色众生的无奈。
虽然这姐妹两篇写的都是一对内心相爱的夫妻不幸和伤感的故事，都是弱者，都是反常（女高男矮和阴盛阳衰）的另类，所用的笔法也都是卓别林式的外谐内庄。但是前一篇的结尾是妻子死掉，后一篇则是失去丈夫。前一篇的人物没有姓名，后一篇有姓无名。这因为前一篇我有意不刻性格，只让一个个场面和面“说话”，后一篇我则努力以性格的逻推动小说。我是真正把他们作为“姐妹篇”来设计来写的。我想把它俩像虎符那样，最终合成完整的一个。
小说写得如何，自己说什么也没用，只有听凭读者说长道短。
此刻我想说的是一种感受，那就是许久不写小说的好处是内心的储存愈来愈足，张力也就愈大。笔落纸上，有如钻井，地下乌黑光亮的油自己会疯狂般地往外蹿。就像这次动笔的前两天，在牙医那里候诊时，忽来了这小说的动念，顺手抓起窗台上一条白纸，顺手就将小说的提纲写下来，连绝好的细节也蹦出来几个，快得叫自己惊讶。这种久违的写作*正是长期压抑之所获。直到完成这篇小说后，依然令我兴奋不已。接下来的短篇小说《胡子》便是在这种状态里写出来的。那几天真有“重返文坛”的感觉。
但我真的会重返文坛吗？不知道。因为此后无数个文化抢救的线索，各种遗产与传承人濒危的呼叫，以及不断从脑袋里冒出来的尖锐的文化思辨，很快就把我全部地占有了。
我不知道下一部小说由何而起，从何而至，这便是我的现实。我真的要将生命全部融入民族文化的抢救和保护之中吗？说不好。从小说家的角度看，这是一种无奈亦无助；从时代的意义上看，却是一种必须承担而不能推却的抉择。
关于散文写作的十个提问（1）
（笔答《中华散文》编部）
记：1990年以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散文热”，“女性散文”、“大文化散文”、“先锋散文”、“后散文”、报纸副刊散文以及网络散文等各式各样的散文纷争并起。对于这种散文热的现象，你如何看？
答：由于文化的市场化，对这种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散文热”，要格外小心。它可能是商家导演的一种“商业造势”。当然，也可能是另一种“文化造势”，那是文坛的老毛病。喜欢名义，喜欢旗号，喜欢弄潮，喜欢有来头和由头。似乎这样可以乘风而起，人多势众，风头一时。往往“热”过之后，烟消云散了，留下的只是一片荒芜。其实散文最要平常心。一部小说可以闹得“惊天动地”，一篇散文却不会，散文没有那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