仔细看鲁迅这段话，有两点值得注意。鲁迅首先是把“整理国故”看作是一种社会思潮。它当然与作为倡导者的胡适有关，但又包括了更广的范围，如鲁迅这里所说，既有胡适这样的“少年”，也有“老头子”，他们之间的意见也并非完全一致，如鲁迅这里所说的只讲“保存”而反对“求新”，就未必是胡适本人的意见；但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来考察，这样的差异就并不重要，也就是说，关注的是在现实生活中发挥的实际作用，所产生的实际影响中所显示出来的实际意义，而这种实际意义与倡导者的初衷未必一致。以前我们讲过鲁迅在五四时期批判儒家学说时，他并不关心与讨论孔子当初是怎么想的，即所谓“原初儒学”的教义，而是着眼于“儒效”，儒家学说在中国产生的效果；现在，他又把这样的方法来考察胡适的主张了。这本身也就很有意思：胡适正是以做孔夫子那样的“当代圣人”为自己的追求的。
那么，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整理国故”这一口号所产生的实际效果是怎样的呢？也在1924年，曹聚仁在《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上发表过一篇文章，有这样的描述与分析：“国故一名词，学者各执一端以相答应，从未有确当的定义。于是，那班遗老遗少都想借此为护符，趁国内学者研究国故的倾向的机遇，来干‘思想复辟’的事业。”见1924年3月26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胡适的朋友陈源后来也说，胡适作为“民众心目中代表新文###动的唯一的人物”（这话自然有些夸张），他自己研究国故不要紧，“其余的人也都抱了线装书咿哑起来，那就糟了”。西滢：《闲话》，载《现代评论》3卷63期（1926年2月20日）。其实，早在1922年，周作人就写过文章，指出：“要整理国故，也必须凭借现代的新学说新方法”，如仍一切依照“中国的旧说”，“整理国故”就“只落得培养多少复古的种子”；他特别提醒人们警惕“国粹主义的勃兴”，强调“现在所有的国粹主义的运动大抵是对新文学的一种反抗”，而且会发展为“国家的传统主义，既是包含着一种对于异文化的反抗”。《思想界的倾向》，《周作人自选文集·谈虎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页88—89。胡适当即写文章反驳，认为“国粹主义”“差不多成了过去了”，周作人举的许多例，“都只是退潮的一点回波，乐终的一点尾声”。《读仲密君〈思想界的倾向〉》，《胡适文集》卷11《胡适时论集》，页64、66。不过，胡适自己后来还是发现了他的倡导所带来的弊端的：“现在一般少年人跟着我们向故纸堆里乱钻，这是最可悲叹的现状。我们希望他们及早回头。”《治学的方法与材料》，《胡适文集》卷4《胡适文存》3集，页114。他同时又写了我们前面已经提及的《整理国故与“打鬼”》，也就为了作一弥补吧。但这已是1927、1928年，也就是鲁迅等提出批评三五年之后；而胡适公开承认这样的“可悲的现状”本身却是表现了他的坦诚，说明这确非他的本意，这里所发生倡导者的初衷与实际效果之间的错位，真是“最可悲叹”的，这也算是胡适的悲剧吧。
北京大学教授的不同选择（12）
现在，再回到1924年鲁迅的批评上来。鲁迅的观点其实是很明确的：作为个人，或出于兴趣，或出于学术研究的需要，要“整理国故”，甚至要“读死书”，都是无可非议的；问题是，拿“整理国故”作为一面“旗子来号召”，进而引导青年，以为“大家非此不可”——这正是胡适的要害所在，也正是鲁迅要加以辩驳之处：在鲁迅看来，它是会扼杀人的生机，并使“中国永远与世界隔绝”的。
于是，又有了1925年“青年必读书”的事件。这本是由《京报副刊》征求“青年必读书”的活动引发的，在这之前，胡适和梁启超都分别开过关于“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鲁迅的回答，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针对胡适的，至少是他对“整理国故”思潮的某一反应吧。他先回答说：“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交了张白卷；但又加了一段“附注”——
但我要趁这机会，略说自己的经验，以供若干读者的参考——
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
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
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青年必读书》，《鲁迅全集》卷3，页12。
鲁迅的这一意见在当时以至今日都引起很大的争论。许多人都以此作为鲁迅“全盘否认传统”的证据，似乎是鲁迅的一大“罪状”。但如果仔细读原文，就不难看出，鲁迅在这里主要不是讨论“如何评价中国传统文化”这样的学理问题，而是一个“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什么”这样一个现实的问题。这正是我们讲过的鲁迅的基本命题“现在中国人的生存与发展”的延伸。在他看来，当下的中国青年最要紧的是要做“活人”而不是“僵尸”，是要“行”而不是“言”，这就必须和实际生活相联系，而不能脱离实际生活。正是从是否有利于现在中国青年的生存发展的角度，他对“中国书”与“外国书”对青年人的精神的影响与作用，作出了不同的评价。而他认为中国书总是使人“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却并非一时偏激之言，而是他长期考察、思考的结果：大家该记得，早在二十世纪初鲁迅对中国文化就有过不“撄人心”的概括与批判。《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卷1，页70、71。这更是他最为痛切的生命体验与人生记忆；因此，他反复强调“我主张青年少读，或者简直不读中国书，乃是用许多苦痛换来的真话，决不是聊且快意，或什么玩笑，愤激之辞”，“自己却正苦于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时常感到一种使人气闷的沉重”，“我觉得古人写在书上的可恶思想，我的心里也常有”，“我常常诅咒我的这思想，也希望不再见于后来的青年”。《写在〈坟〉后面》，《鲁迅全集》卷1，页302、301。——可以看出，鲁迅不是以指导者的姿态出现，更不是把自己当作“前途的目标，范本”，他是将心交给青年，把自己痛苦经验告诉年轻人，不希望曾经纠缠自己，给自己带来了极大痛苦的古老的鬼魂再来纠缠年青的一代，期望他们不要重走自己的老路，而能走出一条不同于自己与前人的新的路来：他依然坚守了“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鲁迅全集》卷1，页135。的基本立场与态度。他担心，如果号召青年人都读古书，钻到故纸堆里去，而青年又缺乏必要的批判精神与科学方法，结果“进去了”却“出不来”，被故纸堆所俘虏，就可能由“活人”变成“僵尸”：对此，他确实有“大恐惧”。
后来，鲁迅又把这种鼓励青年钻故纸堆，与实际生活脱离的倾向概括为“进研究室”主义，进行了更为尖锐的批判。在1925年的《通讯》里，他这样写道——
北京大学教授的不同选择（13）
前三四年有一派思潮，毁了事情颇不少。学者多劝人踱进研究室，文人说最好是搬入艺术之宫，直到现在还不大出来，不知道他们在那里面情形怎样。这虽然是自己愿意，但一大半也因新思想而仍中了“老法子”的计。《通讯》，《鲁迅全集》卷3，页25。
这里说的“学者”是应该包括胡适在内的——但查胡适的著作，似乎并没有“进研究室”这样明确的说法；1919年6月29日胡适曾在《每周评论》上发表过一篇《研究室与监狱》的文章，引用陈独秀的说法：“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来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见《胡适文集》卷11《胡适时论集》，页17。但这一说法似与鲁迅概括的“进研究室”主义无关。所以这仍然是对一种思潮的概括，它大体包含两个含义，一是鼓励年轻人钻入研究室里，两耳不闻窗外事，和社会实际、现实生活脱离，闭门读书；另一就是读死书，使人成为“书厨”，结果思想“逐渐硬化，逐渐死去”。鲁迅后来说，“我先前反对青年躲进研究室，也就是这意思”。《读书杂谈》，《鲁迅全集》卷3，页462。
一个月以后，鲁迅在《春末闲谈》中，把“进研究室”主义置于中国历史与现实的专制体制中来考察它的实际作用，就提出了更为锋利的批判。他说，专制的统治者对他的臣民（被统治者）有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方面，要绝对服从自己，另一方面又要“贡献玉食”供自己享受，这两者是可能存在某种矛盾的：“要服从作威就须不活，要贡献玉食就须不死；要被治就须不活，要供养治人者又须不死。”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发明一种奇妙的药品”，注射在臣民的身上，既使其知觉神经“完全的麻醉”，不能思想，但保留运动神经的功能，还能干活，也就是“没有了头颅，却还能做服役和战争的机械”。鲁迅指出，这样的替统治者着想的“良药”，除了“遗老的圣经贤传法”，就是“学者的进研究室主义”，还有“文学家和茶摊老板的莫谈国事律，教育家的勿视勿听勿言勿动论”之类。《春末闲谈》，《鲁迅全集》卷1，页215、216、217。——这样的批判，已经跳出了具体的人和事，真正把“进研究室”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而揭示了它的实质：初初一听，似乎提得太高，似难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