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是什么时候？正是我们所引述的邓小平的文章中所说的，“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党的中心任务已经不同于过去，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极为繁重复杂”，在这样一个历史的转折关头，这些年轻人提出了反对权力过分集中，反对特权等问题，要求民主与法制，应该说是及时的，表现了可贵的敏感与先见；但也正如前引的他们自己在大字报中所说，尽管“制度上的弊端”已经引发出了各种矛盾，但“现在还不甚尖锐”，还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因而更不容易为大多数人所察觉与认识，于是，尽管警告已经发出，国人依然处于盲目与盲从的不觉悟状态。这样，这些忧国忧民的“广场”上的年轻人陷入鲁迅笔下的夏瑜那样的命运，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他们必要为自己思想的“超前”而付出血的代价。
但对先觉者的远见卓识的拒绝，更不用说运用权力对之进行反击与镇压，也是要付出代价的。这就是邓小平在他的文章中所一再谈到的，由于不承认集权、特权等问题的存在，拒绝扩大民主与实行法制，进而将现行制度中的弊端推到极端，终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在这个意义上，有些研究者认为，1957年的“反右派”打开了“通向‘文化大革命’的道路”（见朱正：《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这是符合实际有道理的。历史确实捉弄人：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彻底性，相当多的右派的批判者落入了被批判者同样的命运，人们用他们当年批判右派同样的，或更为极端的语言与逻辑批判他们，在自身陷入了同样的绝境以后，才逼出了最后的觉悟。——自然，也有始终不觉悟的，在恢复了原有的地位以后，又重新使用起与权力结合在一起的原有的思想、逻辑与语言。但毕竟还是出现了这样的历史现象：先驱者的思想终于在某种程度上被他的批判者所接受，并且在批判者手中得到或一程度的实现——当然，批判者是在自己的利益驱动下去实现的，这已与先驱者无关，而且先驱者的历史污名也未必因此而得到洗刷，更不用说他们应有的历史地位的恢复与确认，不继续整他们就已经够人道的了。在大多数人的眼里，甚至在后代人的心目中，他们依然是“有罪（至少是曾经有罪）之人”。——这样的结局，无论对先驱者自身，还是当年的批判者、后来的遗嘱执行人，都是无情而无奈的。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不容抹煞的思想遗产（4）
面对这种无情与无奈，我们所能做的，仅是指明这样一个事实与这样一种历史联系：1957年“广场”上的思考与呐喊，正是1980年代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先声；举世瞩目的中国的改革的思想基石，正是这样一些中国民间的年轻的先驱者以特殊的形式，用自己的生命奠定的。而在他们之后，也还有新的付出。——但愿在这世纪末的狂欢、表演中，至少还有人能够保留一点清醒的历史记忆。
关于这些1957年的北大学子，似乎要说的话还很多。人们，甚至是历史学者，在谈论与研究1957年的风波时，往往注目于那些右派头面人物，特别是政治上的风云人物，这大概也是一种思维的惯性吧。其实如果仔细研究当时的种种右派言论，就不难发现，那些右派政治家所关注的主要是政治权利的分配——这当然也关系着他们自己的政治理想的实现，并非完全为了私利，因而自有其意义，需要另作讨论；但真正体现了这场风波的思想、文化上的深度与意义的，恐怕还是被称为右派学生（也包括一些右派教师、知识分子）的思考。这是一些尚未涉世的青年，因此他们的探索的热情，并非源自利益的驱动，而纯是或基本上是出于对真理的追求——前引《广场》“发刊词”就是宣称他们是“为真理”而“毫无顾虑地发言”的。因此，他们的思考，除了前文已略作分析的现实社会、政治、经济问题之外，还包含了更为广泛、更深层次的思想、文化问题——政治学的，经济学的，法学的，伦理学的，心理学的，哲学的，等等，出现了一批着重于理论探索的长篇论文，以及诸如《自由主义者宣言》、《利己主义者宣言》这样的有关世界观与基本立场选择的宣言书。今天看来，这些讨论自然是粗疏的，但确实又是反映了时代思考水平的。——顺便说一句，这一时期，专门从事理论研究、创造的那些知识分子，除个别人之外，大都表现出惊人的理论上的沉默：即使是仍然保有独立思考品格的，关注的也限于现实的政治、社会问题，而鲜有理论的探讨；更不用说为现行权力政治作理论阐释与辩护的。这就迫使这些尚处于准备阶段的青年学生远非成熟的理论习作，充任这个时代理论水准的代表，这实在是中国思想理论界的悲哀，中国知识分子的失职。——不过，这已是题外话。
我们还是拉回来说。或许是受着五四传统的影响，这些北京大学的学子们在观察与思考中国的问题时，除了前所分析的社会制度方面的弊端之外，更关注这种制度的受动者——中国国民的反应；如前文所引，他们是把“社会主义民主遭到压制”与“党团员的盲从成风”看作是互相关联的“三害”的社会根源的。另一位学生的文章就说得更加尖锐，他指出，“任何时代，权力的高度集中，都是极大的危险”，而“当人民群众被麻痹被愚昧，就更加百倍的危险”，因为一旦权力的集中者“犯有严重错误或变质，就没有任何力量足以克服它！”（王书瑶：《从斯大林的错误中应得的教训》）对群众不觉悟状态的这种焦虑，显然是五四“改造国民性”思想的继续，这些“广场”上的北大学生把他们发动的这场思想运动称之为“启蒙运动”，大概就已经自觉地意识到他们与五四时期发动新文化运动的前辈们之间的血肉联系。可以说，他们所要揭露、批判的，正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新的国民性的弊病；共和国的敏感的年轻人在考察自己时代的国民精神状态时，同样面对着人的异化与自我的丧失。他们这样论述着自己的痛苦的发现：共和国初期在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领导下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中国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使人们陶醉，由陶醉进而产生迷信，以至形成了对党，国家，领袖的崇拜与宗教式信仰，制造出了种种神话，仿佛党，国家，领袖具有天然的、绝对的正确性、真理性，过去是正确的，现在是正确的，将来也就永远正确，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正确的，并且这种正确性、真理性是唯一的、垄断的，只要是不同意见，就一定是错误的，是不能允许存在的。而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这种抽象的党，国家的绝对真理性、正确性，就变成了具体的上级领导，以至个人的绝对正确。在这样的绝对理念支配下，人们所能做的唯一选择只能是跟着走就万事大吉，这种无条件的绝对服从不仅是盲从，更导致了人的工具化与异化——一位青年诗人这样自责：“扪心自问，在过去，我们曾多少次说出了违心的话，做了它驯服的奴隶”（杜嘉蓁：《组织性与良心》）。而尤其让这些觉醒了的年轻人感到痛心的是，这样的“形而上学思维方法”一旦成为定势，就形成了“习惯的机械势力”：只要不同意领导就是思想有问题，或者可能是反党，喜欢思考或不按照规定的方式思考，就是“落后分子”，“听说是反动分子就不分皂白地群起而攻之，就这样不自觉地，机械地，反射式地，每日每时地伤害着别人与自己”（谭天荣：《第三株毒草》），“一旦有人提出新的问题，没把问题弄清楚就盲目地加以反对”（刘奇弟：《论当前的整风——民主运动》），以至“造成了对一切不懂的东西的无条件的仇恨”（谭天荣：《救救心灵》）。正像鲁迅当年面对着“无物之阵”一样，今天新中国有思想的年轻人又为这样的“习惯的机械势力”所包围，欲挣扎而不能，陷入了无以摆脱的困境。正是在这“习惯的机械势力”的支持与拥戴下，对“不合人们胃口的思想施予暴力”，竟成了精神生活中的常规（谭天荣：《我们为了什么》），这样的实现在欢呼声中的“群众专政”（这正是共和国的一个专有名词），是真正令人恐惧的。当人们欢天喜地地将自己的有头脑的兄弟姐妹送上审判台上时，他（她）们自己的心灵也受到了扭曲与损伤，“造成了不堪忍受的知识的贫乏，思想空虚和意志薄弱，造成了习以为常的言行不符和自欺欺人，造成猜疑冷酷和互相残害”———面对这样的新的国民性的弱点，一位“右派”学生领袖这样写道：“我看到了这一切，希望改变这一切，而又被那些诚实的人所反对，这件事对于我，更大的痛苦是不可想象的。”（谭天荣：《救救心灵》）
不容抹煞的思想遗产（5）
这发自内心的深沉的悲叹，使人不能不想起当年同样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鲁迅。于是，与1918年“救救孩子”的呐喊相呼应，1957年的中国又响起了“救救心灵”的呼唤。而人们首先要争取的，就是人所应有、独有的精神的自由，独立思考的权利，他们庄严宣告：“世界上没有什么不允许怀疑的问题”，“任何人都有探讨一切问题并坚持自己见解的权利”（刘绩生：《我要问、问、问？？？……》），“我们要思考，除了我们自己谁又能禁止我们思考？不让想吗？偏要想……我们要走自己的路！”（谭天荣：《又一株毒草》）同一篇文章还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述，宣布我们“不承认任何种类的外界权威。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要站到理性的审判台面前，或者开始证明其存在的理由，或者放弃其存在权利。思维和理性成了测定一切现存事物唯一的尺度”。这样的引述，自然有策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