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可以说是当时北大的“校园心境”。或许读着这期《红楼》，燕园学子就会回味起刚刚度过的新年联欢晚会的情景——这几乎成了晚会参加者终生难忘的校园生活中最后一个美好的记忆：“大餐厅的中心放着一个直径两米的大花盆，里面栽着一株五六米高的针松圣诞树，枝叶之间灯光明灭……‘迎接伟大的一九五七年’金色大字悬挂在主席台上，所有的聚光灯都投射在这十个金色大字上，仿佛它就是即将展现在我们面前的那金色的日子！……午夜十一时三十分，我们敬爱的马寅初校长、周培源教务长等学校领导来到迎接新年的会堂，登台贺年，舞曲骤停，八千骄子静立。当午夜的钟声敲响第十二响，余音未绝，北大沸腾了，如群山在笑！……”“马老的习惯用语‘兄弟我！’刚一出口，他的话便被海涛般的掌声所淹没”，他出乎意外地朗声说道：“恭喜诸位新年发‘才’”，看到同学不解的眼光，又不慌不忙地解释道：“这不是‘财富’之‘财’，而是‘人才’之‘才’：祝福诸位成为国家建设的栋梁之才！”哗然大笑之后，又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张元勋：《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收入《没有情节的故事》，页524—525。关于“发‘才’”这一段话，则是也在会场中的本文作者的回忆。
燕园的三个学生刊物（2）
“成才”，确实是那个年代的北大学子的共同的金色的梦想，似乎也是时代的要求：就在1956年，1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4月，毛泽东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正式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校园里的十七八岁、二十来岁的年青人立刻被这“时代鲜丽而充满朝气的口号迷住了”，如时为北大中文系二年级的学生、《红楼》编委的谢冕所说，“就这样，我们这些如花的生命便集结在‘向科学进军’的旗帜下，从此开始了我们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理想主义的‘进军’”。谢冕：《开花或不开花的年代》，收入《开花或不开花的年代——北京大学中文系55级纪事》，页14。
在这样的时代风气下，校园里的文学气氛十分浓郁。谢冕的同班同学、也是《红楼》作者、校园诗人的孙玉石有这样的回忆：“我们这些不谙世事的年轻人，整天沉醉在喜欢的书本里，新鲜的文学作品中。为了满足同学的创作欲，邓美萱、李鑫办起了手抄版墙上小报《小火星》，许多今天看起来也是最大胆先锋文学作品，都在那里发表。为了享受一场人艺名流演员演出的话剧《雷雨》，全班人散场后无车可坐，竟旷野放歌，夜走京城，到学校已经是凌晨四点了。我们宿舍的六个同学，个性与趣味各异，天南海北，无所不谈，后来索性弄一张纸，用毛笔写了‘六味书屋’几个字，贴在宿舍的门口。张时鲁用他的内蒙口音，给我们这些从中学来的，经常大讲萧洛霍夫、杰克·伦敦、海明威，他赞不绝口的是：‘真了不起啊，《静静的顿河》、《荒野的呼唤》、《老人与海》！……’他像一匹饥饿的狼，吞噬着一些西方的现代名著，总是埋头写自己的长篇小说。才华横溢的孙绍振，读的书最多，思想也像跑野马一样自由无羁，他和才女温小珏一起，常常把最先锋的作品的信息，传到班里来。‘萧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岳野的话剧《同甘共苦》，真是妙极了！’于是，我们班里很多人抢着读这些作品，为萧洛霍夫对于战争摧残人道的描写所震撼，为一些老干部进城后的喜新厌旧而愤愤不平。拉甫列涅夫的《第四十一》，从小说到电影，班上看了的人交口称赞，简直崇拜得五体投地。普希金、莱蒙托夫、聂鲁达、希克梅特，艾青的《宝石的红星》、《在智利的海峡上》……几乎成为我们几个喜欢诗歌人口头议论的专利。……在宿舍里，教室里，孙绍振常常伸出双臂，尖声高叫地朗诵着：‘伐木者，醒来吧！’”
这“醒来”的呼喊，就成了那一代人生命中的永恒：孙玉石在四十三年以后，回首往事时，“不能忘却的，而且要刻骨铭心要牢记于怀的”，依然是这呼喊。孙玉石：《“如歌”的岁月里》，收入《开花或不开花的年代》，页10—11，页12。
于是，我们发现，1956—1957年的中国校园里的年轻人，正处在精神的苏醒之中，内心涌动着对知识、理性、理想的渴求，以及不可扼制的自由创造的冲动。年轻人的创作才情如熔浆般的喷发了。在《红楼》上经常可以读到这样的“北大文艺动态”：“中文系三年级同学王磊同学的诗集《寡妇泪》已在二月份由通俗文艺出版社出版”，“本校音乐创作组刘季林同学（中文系二年级）创作的音乐作品《少年钢琴曲》已被音乐出版社接受出版，这是作者的处女作”《北大文艺动态一瞥》，《红楼》第4期。；各个外语系纷纷编辑出版学习翻译的刊物，计有俄语系的《十月》、东语系《翻译习作》、西语系《桥》等，中文系的班级手抄刊物也如雨后春笋，如语言专业二年级一班的《短笛》、二班的《百花坛》、《小火星》、朝鲜族同学的《长白山》，新闻专业一年级三班的《向日葵》等《北大文艺动态一瞥》，《红楼》第2期。。校园文化活动也很活跃，据报道，苏联作家波列伏依、卡达耶夫，印度作家库玛尔，日本作家藤林成吉、青野季吉，奥斯特洛夫斯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作者）夫人，苏联电影大师邦达丘克，中国作家、学者###吾、陆侃如、刘大杰、康濯、吴祖光，电影演员赵丹、白杨、黄宗英、孙道临等，都曾来校与学生见面、座谈。《北大文艺动态一瞥》，《红楼》第2期、第3期。
燕园的三个学生刊物（3）
《红楼》就是在这样的土壤中拔地而出。在此之前，已经有了《北大诗刊》（1955年创刊，初为32开本，1956年改为16开本），聚集了几乎所有的燕园诗人，后来张元勋作了这样的描述：“当时的社长是现代派诗人赵曙光，社员则有古典派诗人崔道怡、哲理诗人马嘶、李任、海滨诗人孙克恒、叙事诗人薛雪、抒情诗人张玲、学者诗人谢冕、大漠诗人任彦芳、唯美诗人王克武等”，当然，也还有林昭和张元勋自己。当年，他和林昭一起负责编辑《北大诗刊——1956年新年专号》的情景，是永远难忘的：那一期的封面用的是粉红色的胶版纸，印着提着灯笼的女孩的刻纸图案，有一种朴素的美感，就是出自林昭的匠心。张元勋：《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收入《没有情节的故事》，页521—522。这一期还刊载了谢冕的一首《一九五六年骑着骏马飞奔而来》，其中有一句“虽然冰霜封冻着大地，可是我的心却燃烧得发烫”，与写在同时的张元勋的诗句：“欣喜。冰已消融！春已有了消息！”都是传递着一种心声，以及对时代变迁的信息的某种直觉的把握与敏感的。
因此，由《北大诗刊》到《红楼》，是一个自然的延续和发展：从纯诗刊发展成综合性文艺刊物，除这些校园诗人之外，又吸引了更多的校园作者：写小说、散文、评论，以及画画，作曲的……都纳入其中，俨然形成了同学们所戏称的“北大文艺界”。据张元勋回忆，任《红楼》主编的是时为团委宣传部长的中文系助教乐黛云，副主编是康式昭、张钟（中文系四年级学生），编委有马嘶、李任、王克武、林昭、张元勋、谢冕、张炯（按年级自高而低排列）等。张元勋：《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收入《没有情节的故事》，页523。从编委会的组成，可以看出，《红楼》是一个在团委领导下的学生社团刊物。这就表明，五十年代的中国校园诗歌与文学，它既是五四所开创的校园诗歌与文学的继续，同时也具有自己时代的特点：和五十年代的中国文学一样，它的合法性与出版经费、空间都是由党、团组织和国家、政府（学校行政领导）所给予的，因此，服从党团组织的领导，是决定其存在与发展的绝对要求。在这一前提下，学生也有一定的自主性和活动空间，如以后我们所要分析的，这中间也会出现一定的缝隙和矛盾。《红楼》的作者，除前述《北大诗刊》的大部分作者外，还有沈泽宜、孙绍振、蔡根林、刘登翰、张志华、汪浙成、杨路、韩乐群、江枫、陆拂为、孙玉石、杨书案、洪子诚、翟奎曾等。人们不难发现，这些作者尽管在反右运动以后有着不同的命运，但当二十年后中国开始出现新的复苏，他们就立即显示出新的活力，活跃在###十年代的中国文学界与学术界：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红楼》是培育“不垮的一代”人才的摇篮。
《红楼》就是这样的意气风发、才华洋溢、充满创造活力的一代人的自我塑像。
《红楼》第2期“封四”的一幅照片配诗这样写道：“世界是这么广大/友谊是这么真诚/生活是这么美好啊/我们又这么年轻”（作者：任锋，即林昭），于是，就有了这一代人的单纯而真诚的歌。他们在看来枯燥的大学日常生活中发现了诗：“在这短短的四十五分钟里，/新铺的铁路又伸长多少公里？∥多少个灿烂的小生命/哇哇落在洁白的产盆里？/多少倍‘四十五’的楼房，/在祖国的大地上矗立起来？/都在转瞬即逝的四十五分钟。∥也在这短短的四十五分钟，/我们又跨出了坚实的一步，/向着光芒四射的科学的高峰”张志华：《大学抒情·四十五分钟》，《红楼》1957年第2期。；寂静的小小教室、图书馆联结着沸腾着的广大新世界，这是凝结着那一代人的大学想象的。他们更是低声吟唱心里流出的恋歌：“你是快乐的春天，/我是沉默的冬天。/你靠我如此的近，/却又离我那么的远”汪浙成：《恋歌》，《红楼》1957年第2期。；“我每次都看到你的背影；/我们的距离并不太远！/和风会吹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