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一见天光
让批评和指责
急雨般落到头上
新生的草木
从不怕太阳照耀
我的诗
是一支火炬
烧毁一切
人世的藩篱
它的光无法遮拦
因为，它的火种
来自——“五四”！！！
（二）
是时候了
向着我们的今天
我发言！
昨天，我还不敢
弹响沉重的琴弦
我只可用柔和的调子
歌唱和风与花瓣
今天，我要唱起心里的歌
作为一支巨鞭
鞭笞死阳光中的一切黑暗！
为什么，有人说团体里没温暖？
为什么，有无数墙壁隔在我们中间？
为什么，你和我不敢坦率地交谈？
为什么……
我含着愤怒的泪
向我辈呼唤
歌唱真理的弟兄们
快将火炬举起
火葬阳光下的一切黑暗！！！《是时候了》一诗，现存资料中，字句略有不同，这里依据的是第一次作为“附录”公开发表的《红楼》第4期。
燕园的三个学生刊物（6）
5月19日
这是典型的“墙头诗”，自然不能不引起极大的注意与震动。这是一种被压抑的声音（“背地里的不平、愤慨、忧伤”）急欲公开表达的诉求（“向着我们的今天，我发言”），是以五四为源头的民主、自由的呼喊，并且旗帜鲜明而又尖锐地把批判的锋芒指向“阳光下的黑暗”；它所采取的又是马雅可夫斯基“楼梯式”的形式，形成鼓点般的节奏，一再重复“是时候了”的呼唤，更取得了震撼的效果：它是极能唤起年轻人的内在的批判激情的。如前文所分析，它已经郁积已久了。
因此，《是时候了》一诗一出，即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在整个校园引起了爆炸式的反响。
很快就在《是时候了》的旁边，出现了另一张大字报，题目是《我们的歌》，这是中文系新闻专业一年级的学生写的，领衔者江枫也是《红楼》的作者。诗一开始就明确表示：“我们/不同意/《是时候了》的基调/那声音/仿佛是白毛女申冤”，“为什么/高声疾呼着/‘急雨’/为什么/不能用/‘柔和的调子’？/真理的力量/并不在于/‘真理的揭示者’姿态的/疯狂。/假使我们爱党/首先想到的/就会是/效果，/而不是/醉心于/歇斯底里式的/手段”；“我们也难于接受/你们举起的/‘火炬’，/尽管你们自己宣称/它的火种/‘来自五四’”。诗人毫不掩盖自己的维护现存秩序的立场，宣称“我们的曲调之间/不太和谐/可也难怪。/我们缺乏/你们那根/‘沉重的琴弦’，/我们并不像你们/经常‘在背地里/不平/愤慨/忧伤’。/要放火吗/我们/也不打算。”《我们的歌》，《红楼》第4期。
声音也依然真诚而坦率：那个时代人们还没有学会掩饰与做戏。于是，就形成了两军对垒，旗帜鲜明：依照人们在现存体制中所处的不同地位，采取了完全针锋相对的立场，并展开了短兵相接的交锋，而且依然采取诗的形式。
针对《我们的歌》“那声音/仿佛是白毛女申冤”的指责，物理系四年级学生刘奇弟就公开打出《白毛女申冤》的旗号：他要控诉肃反运动中对无辜学生的无端迫害：“啊，天知道/白毛女/‘反党，反人民，反革命’”，“今天/白毛女要问/逮捕证在哪里？/为什么/私设公堂/私人审讯/为什么/伤害人身心？/宪法做什么用？/这是谁出的主意？”他也写了一首《是时候了》：“为何不是时候？/难道谁还苦闷得不够？/为何不是时候？/我们的嘴还要封多久？/为何不是时候？/你还想千万人头落地？（斯大林杀的忠诚党员）/为何不是时候？/你还要等匈牙利事件再起？（拉科西种的根）”
刘奇弟的呼喊引起了许多肃反运动的受害者的共鸣，一位叫作邓贵介的学生写了一首《孤独者的歌》：他所倾诉的，不仅是被“随随便便逮捕，随随便便定罪，随随便便释放”的折磨与痛苦，更是即使平反以后也依然被孤立、被隔绝的精神痛苦：“今年，/我再碰不到审问员/也没有被押到很多人面前/只遇到很多人，他们与我/点点头/瞪瞪眼/互不睬理……/一个人接着一个人/一个领导接着一个领导/在我面前/过去/过去/我多难受啊/——他们还有什么理由让我孤独？”他始终弄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赶走这颗赶不走的共产主义赤心？”刘奇弟、邓贵介的诗都因收入《右派言论汇集》而保存下来，此书现存北京大学图书馆。
林昭看了《我们的歌》，愤慨难忍，深夜写了一首《这是什么歌》，坦诚直言：“我/（并且/还不止我一个）/指责这种凌人的盛气”，“为什么/非得搬出/吓得死人的名词/‘疯狂，歇斯的里’……/几乎，就差一句/‘反革命分子’”；“如果我们爱同志/‘首先想到的’/就会是亲切的帮助/而不醉心于/指手划脚的/满脸义愤的/煞有介事的/自鸣得意”。她尖锐地指出，分歧正是由于对现实有不同的感受，这又是根源于不同的生存境遇、利益关系：“是啊，也许/你不曾有过/那样的日子——/背负着沉重的/歧视，冷淡和怀疑∥在/凝定的孤寂里/惘然徘徊/不知道哪儿有/不沉的水/不眠的长夜/一口口/独自吞着苦泪∥也许你/一直在青云里/什么不平、愤慨/忧伤/和你全无关系/所以你缺乏那根/‘沉重的琴弦’/也怪不得你”。诗的最后，她把批判的锋芒直指“真理”的垄断者与“代表”：“真理的力量/决不在于/维护真理者/姿态的傲慢。/因为你/（即使你当仁不让/舍我其谁）/毕竟不能代表真理。”林昭此诗当时影响很大，但久寻而不得。正以为已经失传，突接老同学韩乐群君来信，从他当年的日记中抄录了此诗，大喜过望。韩君又将其保存的《红楼》、《浪淘沙》杂志相赠，并写有题词：“乐群珍藏，随我四十余年。赠理群吾弟保存，定可发挥更大作用，寄厚望焉。”或许正是这“厚望”的压力促使了本文与本书的写作。文章写出，可以告慰老友与林昭在天之灵了。 。。
燕园的三个学生刊物（7）
林昭所要维护的正是每一个公民都应拥有的探索真理的权利。此后，林昭还写有《党，我呼唤……》，用“任锋”的笔名发表，据说被收入《北大民主墙选辑》（《广场》），但已失传，仅在批判文章中得其残句：“奇怪的谴责像马刀砍来/我年青的心伤痕斑斑”，“日夜在痛苦中徘徊”。参看王南山、杜北原：《分行的诅咒，有韵的诬蔑——评〈北大民主墙选辑〉（〈广场〉）的反动诗歌》，载《红楼》“反右派斗争特刊”第4号。
林昭的《这是什么歌》发表以后，《我们的歌》的作者即发表声明，宣布“休战”，这场诗的论战似乎暂告段落，但《是时候了》掀起的心灵的风暴并未停息。于是，又有俄语系的诗人杜嘉真写了同题诗，以示呼应与补充：“‘是时候了！’——/这是响亮的呼声，/纵然/写它的人/怀着怨愤；/但是/这声音里/有着战斗；/这声音/能使/血液沸腾”；“每个人/都皱着眉头/在思索，/看吧，/群众的海洋/已波荡到了/最底层，/我们要/再一次/刷洗/自己的生活”。——这里所提出的“波荡最底层”，“再一次刷洗自己的生活”的命题或许是更为深刻与根本的，但却被更加急切的政治性的话题所淹没，似乎没有引起什么反应。
不久，林昭又引起了另一场争论。在5月22日的辩论会上，林昭以她固有的坦诚谈到自己内心的矛盾：“我感到组织性和良心有矛盾。”此时北大部分“文艺界人士”（其中有《红楼》的编委、作者张炯、谢冕、任彦芳、江枫、曹念明、王磊、杜文堂等三十余人）已经开辟了“卫道者论坛”，在宣言书中有这样的说法：“有人说我们毕竟不代表真理，我们愿意和所有一切愿意追求真理的同志把真理追求”，“有人说要像狼一样吃掉卫道者。那么吃吧，如果办得到！”参看张炯、谢冕：《遥寄东海》，载《红楼》第4期。前者显然是对林昭《这是什么歌》的回应（“卫道者论坛”参加者江枫、曹念明都是《我们的歌》的主要作者），而后者更是针对张元勋的。在林昭作了前述发言后，“卫道者论坛”即发表了一首题为《致林昭同志》的诗。作者接连发出责问：“青年团的组织性就是良心，团章哪一条要我们为组织性昧去良心？”“该怎样理解你的良心和你的真理？”作者并且声称自己“并不感到（组织性与良心的）矛盾”，这正是近于《我们的歌》的立场。
“卫道者论坛”的开辟与这首诗的发表，显然意味着《红楼》编辑部与作者群思想上的分裂，并且已经公开化。林昭本人对这首诗未作回应，倒是另一位校园诗人杜嘉真写了一首《组织性和良心——致林昭》的诗，对林昭表示了深切的理解：“你吐露出了深心的怀疑，/我知道你为什么说出了这句话，/这句话有多少酸辛。/而我更知道你的心比他们/有着更多的真理，更多的同情”；并这样尖锐地批评那些“卫道者”们：“他们‘快乐地成长，并不觉得矛盾’/生活和文章都是那样四平八稳！/他们从没看见组织上的错误，/看见了也从不承认；/他们从没看见别人的痛苦，/更从不感到自己应负的责任。/我痛心，他们为什么这样的麻木不仁/我痛心，他们为什么/有意无意的‘为组织性昧去了良心’。”诗人更是无情地揭示了自己的、也是林昭的内心痛苦，把批判的触角伸向自我灵魂的深处：“同志啊，我知道你那/欲言而又不敢的苦衷，/多少人和你一样/有着这种复杂的心情”，“扪心自问，在过去/我们曾多少次说出了违心的话，/做了它（组织）驯服的奴隶。/多少次压抑了自己，伤害了别人，/如今事过境迁已悔之莫及；/有的事使我们如此羞惭、痛苦，/有的事将使我们遗恨终身。”
这样的对自我奴性的正视与清醒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