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对自我奴性的正视与清醒也许是更为重要的：这才构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反叛。诗人因此而向世人，也向自己，发出这样的警示：“别让那‘组织性’掩盖了/你的盲目，虚伪和不正，/别让它隐藏了对权力的畏惧/和那些自私自利的目的。/即使在执行组织的决议时/也要保持你说话的权利。”
这里，几乎是一针见血地点破了五十年代中国的时代病症，新的国民劣根性与知识分子的痼疾；但正因为它过于尖锐，为当时的大多数人（包括知识分子）所不能接受，诗人因此而罹难，整个民族也为拒绝忠告而付出了代价。可以看出，《是时候了》与《我们的歌》的诗论战，发展到这里，已经是相当深入了。
燕园的三个学生刊物（8）
杜嘉真还写了一首《致勇士》，对《是时候了》里所发出的“鞭笞死阳光中的一切黑暗”的号召，作了更深入的思考，提出了一个“黑暗里/做一个勇士——容易；/光明里/做一个勇士——难”的命题。诗人这样写道：“在光明里的/黑暗/披上了各式各样的/衣衫；/有的握着/党的权杖/窒息着/人性；有的高举着/人道主义的大旗/反党/反人民。/勇士啊，/信心/要百倍坚定。/勇士啊，/眼睛/要格外分明。/既不能把/光明看成黑暗/也不能把/黑暗/当作光明。”
这又是一个非常重要，也非常及时的提醒：现实生活中经常出现“看似光明，实为黑暗”与“看似黑暗，实为光明”的混杂现象，如何识别“真假（光明与黑暗）”，这正是时代向真正的“勇士”提出的一个新的课题。在诗的结尾，诗人对这些新时代的“勇士”的命运作了这样的预言——
我相信
黑暗
会永远存在，
像大地上
永远
会有尘埃。
我相信
勇士
会在斗争中
倒下，
但勇士的精神
将像松柏般
常青。
我相信
勇士
会被历史
湮没，
但勇士会用
生命
鞭笞着社会
前进。杜嘉真的这几首诗：《是时候了》、《组织性和良心——致林昭》、《致勇士》均收入《右派言论汇集》。
或许这正是对1957年燕园发生的这场由《是时候了》引发的用诗的形式展开的思想交锋的最好总结。《是时候了》与《致勇士》这两首政治抒情诗，也许因此而获得了某种史的意义和价值。
（三） 《广场》：推动“社会主义文艺复兴”和
“社会主义民主运动”
6月6日，校园里的一张大字报，又引起了爆炸性的反响。大字报标题是：“救救孩子，《广场》在难产中！”同时公布了《广场》第1期的要目、《发刊词》及一篇题为《北大民主运动纪事》的文章，并征求预订与捐款。全校的目光顿时集中在这个自称“难产”的刊物上，并立刻因对《广场》及其所显示的倾向的不同看法和态度，而引起激烈的论争：赞成或同情，还是反对，几乎成了每一个北大人都不能回避的选择；而且在两天以后即开始的“反右运动”中，当时的不同表态，就几乎决定了每一个人此后的命运。一个学生刊物竟然与上万的北大人的命运发生如此密切的关系，这确实是一个罕见的文化现象，却真实地反映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政治、文化的某些特质。
人们自然要问：《广场》——这是怎样的一个刊物？它是由谁创办的？它的宗旨是什么？它为什么会“难产”，这又预示着怎样的命运？
《广场》的发起人是这样为自己的刊物定位与定性的：“一个面向全国的综合性的同人刊物。”《北大民主运动纪事》，原载《广场》，收入《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页26。这里最引人注目的，自然是“同人刊物”的性质。本来，办同人刊物，是新文化运动的传统：从五四时期的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等的《新青年》到三四十年代胡风主持的《七月》、《希望》均是如此。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特别是经过了社会主义改造，取消了私营新闻、出版业，所有的报刊都成了党或党所领导下的群众团体的机关刊物，如前文所说，即使是校园里的《红楼》这样的学生文艺刊物，也是置于团委与学生会的领导下的。即使是历史上存在过的同人刊物，如《七月》、《希望》，也给予了重新评价，在反胡风运动中，办同人刊物就成了胡风“组织反动小集团（后上升为‘反革命小集团’），与党争夺领导权”的“铁证”。这样一种对民间同人刊物的禁令，在鸣放期间开始受到质疑；江苏的高晓声、叶至诚、方之等青年作家并已开始行动，筹划创办《探求者文学月刊》，明确宣布“我们是同人刊物，有自己的主张，自己的艺术倾向”，“我们将在杂志上鲜明地表现出我们自己的艺术风貌”。转引自朱正：《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页386。但反胡风“反革命小集团”的记忆犹新，大多数人还是视同人刊物为“异端”，不敢问津。现在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小青年，竟然想在北大这样的一举一动都会影响全国的敏感地带办同人刊物，自然会引起许多的疑惧。 txt小说上传分享
燕园的三个学生刊物（9）
而且发起者还不讳言，他们要与团委领导下的《红楼》“对着干”。《广场》的起名本身就包含了这样的意思，其主编张元勋（他刚刚与《红楼》的大多数编委发生思想上的分裂）这样解释说：作为五四运动发源地的北大，有两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建筑物，一是红楼，另一个就是民主广场，它是民主力量集合的地方。北大团委、学生会办了《红楼》，我们就办《广场》。陈奉孝：《我所知道的北大整风反右运动》，收入《没有情节的故事》，页500。而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这样的“对着干”，在许多人看来，其目标自然就不只是对着《红楼》而已，它的难产从一开始就是注定了的。
首先遇到的就是经费问题，在国家、集体垄断了一切资源以后，本来就断了同人刊物的活路，何况这些年轻人几乎是身无分文。据陈奉孝回忆，他和谭天荣都把自己除书以外的东西都卖了，最后自己只剩下身上穿的一套单衣和一条线毯子。陈奉孝：《我所知道的北大整风反右运动》，收入《没有情节的故事》，页504。这仍然是杯水车薪，只得向师长求助：马寅初校长本已同意资助，后得到“提醒”而作罢；几位教授（傅鹰、吴组缃等）因对学生的意见存有怀疑，且经济并不富裕，也未解囊。万般无奈，只得直接向全校同学发出“救救孩子”的悲壮呼喊。而且也果真有效：据后来批判者公布的材料，同学预定了1786份杂志，共付款357元，个人捐款与借款则有486元，加上后来《广场》（油印本）售出400本，获资40元，共计约883元，这在当时也勉强可以支付购买纸张、制版、油印的费用了。洪成得：《广大同学与〈广场〉反动小集团的斗争》，收入《粉碎〈广场〉反动小集团》。
当然，最“可疑”的，还是《广场》组织者、发起人：他们全是校园内最激进，也最有争议的人物，以后都成了“大右派”。最初，这些校园里的激进人物是分别聚集在几个论坛上的，著名的有陈奉孝、张景中、杨路（数学系学生）等人的“自由论坛”，刘奇弟（物理系学生）、崔德甫（中文系学生）的“百花坛”等，还有的是“游兵散勇”，如谭天荣（物理系学生）、王国乡（中文系学生）、龙英华、叶于胜（哲学系学生）等。由于他们总体上都处在孤立的状态，于是就有了联合的要求，并因此于5月29日成立百花学社——这几乎是建国以后第一个未经请示、批准，自行成立的学生社团，同时决定创办自己的刊物，后又联合了因《是时候了》一诗而在全校很有影响的张元勋、沈泽宜，以他们为正副主编：这就是《广场》的由来。因此，在反右运动中就有了这样的说法：“它实际上已经成了我校右派的一个大本营”谢自立：《〈广场〉反动小集团的反动本质》，收入《粉碎〈广场〉反动小集团》。，如果去掉意识形态的评价，应该说这是大体符合事实的。
问题是他们的办刊宗旨与主张。在由主编张元勋起草的《发刊词》里，明确提出要推进“社会主义时代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争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文化”，宣称“我们的广场期待着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文艺复兴的到来”。《广场发刊词》，收入《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页19、20。在同样表达了《广场》同人意愿的《北大民主运动纪事》里，则声称以“五·一九”为开端的运动，是一个“青年人挣脱一切束缚，争取思想解放的启蒙运动，是东方文艺复兴的序幕”《北大民主运动纪事》，收入《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页27。。
这里，要推动“社会主义的思想解放的启蒙运动”，创造“社会主义新文化”，促进“社会主义文艺复兴”的宗旨是十分明确而自觉的。具体地说，则包含了三个方面的基本主张。首先，这是一次“思想意识的大革命”，要以“五四先辈们的大胆提问、大胆创造的精神”，“对一切都要进行勇敢地再认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要进行重新调整，一些过去习以为常的东西要重新进行肯定和否定，对于现代的一些论点和观点都要重新进行估计、评价和探索”；其次，要创造“十分鲜明可爱的社会主义的个性”；其三，要充分发扬社会主义的民主，实行真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们的‘广场’是真正‘广’的‘场’，是一切不脱离社会主义的言论的讲坛。只要为了‘真善美’，不论什么基调的歌都可以到广场上来对年青人放开嗓子唱！我们的‘广场’为争鸣而开，我们的‘广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