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到广场上来对年青人放开嗓子唱！我们的‘广场’为争鸣而开，我们的‘广场’是百花齐放的地方！”《广场发刊词》，收入《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页19、20。 txt小说上传分享
燕园的三个学生刊物（10）
应该说，“重新估定价值”、“个性”与“民主”，这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本观念；如果说张元勋、沈泽宜在《是时候了》里宣称“（我们的）火种来自——五四”，还多少有些空泛，现在就比较具体，而且是真正抓住了要点，可见这一代人对五四的继承是建筑在对这一传统的深刻认识基础上的，是一种理性的选择。问题是他们认为，在五十年代的中国，正急切需要一个“社会主义时代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也是出于他们对中国现实问题的一种深切的把握与理解，而这样的先驱者的觉醒意识，却是为许多思想仍被束缚的人们所难以理解的，他们也就无以摆脱孤独与寂寞：这也是与五四先驱者的命运相同的。
这里还需要补充一点：《广场》的主编张元勋作为一个校园诗人，他在参加《广场》的编辑工作时，也必然要贯彻他的诗歌理想：据说他是竭力要开创一个“广场诗派”的。但由于当时###的更大迫切性，使他对自己（更准确地说，是他所代表的一部分校园诗人）的诗歌理想未能充分展开，只能从片言只语中略见其大端。比如，在他所起草的《广场发刊词》里，有这样的一段话：“中国将到来社会主义时代的春秋诸子百家争鸣，会到来社会主义时代的以少年事业为风骨的、建设文学的再生，会到来社会主义时代的盛唐般的诗的创造。”这里提出的文学（诗歌）理想，是中国文学（诗）传统在社会主义时代的集大成，其中的关键词是“争鸣”、“少年风骨”、“建设”与“创造”。《发刊词》里还讲了两点：“唱出你愿意唱的个性的歌”，“我们的《广场》矛头指向阳光下的黑暗”，这里对“自由的个性表现”与文学（诗歌）的“批判性”的强调，大概都是新的诗歌理想的重要内容，而且是有着明确的现实针对性的。所以，在《北大民主墙选辑》（《广场》油印本）的《写在前面的话》里，就有这样的声明：“我们的《广场》将着重发表揭露的和‘非正统’的作品。”在反右运动中批判者还揭露，“据说所谓《广场》诗派的特点是在于赤裸裸地揭露人的内心世界”刘萤：《斥右派分子所谓“思想解放”的谬论，为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斗争》，收入《粉碎〈广场〉反动小集团》。，批判者曾经指责《广场》上选录的许多诗歌（包括张元勋、沈泽宜所写的《墓志铭》、《人之歌》、林昭的《党，我呼唤……》）充满了“惊骇、迷惑、怀疑”的情调王南山、杜北原：《分行的诅咒，有韵的诬蔑——评〈北大民主墙选辑（〈广场〉）的反动诗歌》，收入《红楼》“反右派斗争特刊”第4号。，其实正是对内心世界的一种展示。
文学史家可能因此而注意到，1957年这些处于萌芽状态，未及充分展开的诗歌观念与理想，与二十多年以后中国诗坛的“崛起的一代”，是存在着某种内在联系的。有意思的是，“崛起的一代”也曾掀起轩然大波，而其最有力的辩护人与理论家谢冕、孙绍振就是当年北大的校园诗人；只不过由于时代的不同，“崛起的一代”终成气候，而“广场诗派”刚出生就被扼杀在摇篮里了。
1957年还有一位右派学生写了一篇《诗人颂》谈他心目中的“诗人”，也就是他所“理想的人”：“正如向上帝挑战的撒旦一样，诗人是最傲慢最狂妄的叛逆，什么习惯、戒律、神圣的威权……全被视为粪土；他的字典，没有‘谨小慎微’这些字眼，他的竖琴绝不会奏出奴隶的呻吟！……烧毁各色各样的面具，追求和创造真正的美，是诗人的天性，也是诗人的天职。”他又说：“诗人是最敏感的人，最坦率的人，最真诚的人，最热情的人，最容易冲动的人，最富于同情心及正义感的人……然而，诗人首先是一个孩子”，有一颗“赤子之心”。刘绩生：《诗人颂（诗人是指我理想的人）》，收入《右派言论汇集》。——集“撒旦”与“赤子”于一身，这或许正是1957年中国校园里的“广场诗人”的自我写照与自觉追求。
不过，当时人们似乎并不热心于做诗人，即使是诗人也有某种政治家的气质，政治抒情诗因此而成为主要的诗歌类型（另一重要类型是政治讽刺诗，“广场诗歌”中就有王国乡的《一个“积极分子”的自白》、《一个落后分子的自白》，江文的《新乐府四首》均收入《右派言论汇集》。等代表作）：这倒是和那个时代诗坛的总体气氛相一致的，只是政治倾向有所不同。 。 想看书来
燕园的三个学生刊物（11）
吸引《广场》里的大多数人的，是更加直接的政治参与。《广场》的发起人坦然宣称，他们所要推动的，不只是“思想解放的启蒙运动”，还有“群众在拥护社会主义的前提下，自下而上地争取社会主义民主的政治运动”《北大民主运动纪事》，收入《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页21。。在私下的谈话中就说得更加明确：“要把《广场》办得像《星火报》一样。”这是直接从苏联共产党的历史中得到的启示：在五十年代的中国，《联###史》是大学的必修课，因此，每一个大学生都知道，《星火报》是当时俄国社会民主党（苏联共产党的前身）的机关报，在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上起了非常大的作用。现在，《广场》的年轻人所看重的，正是列宁所说的报刊的“组织者”的功能。
于是，就有了后来批判者所说的“《广场》纲领”（实际上是《广场》的编委叶于胜提出的“对实际活动的建议”）：把“促进法制的建设与改造，促进社会主义民主化”作为《广场》的总目标，具体的步骤是：“充分揭发三害事实”，并“逐步把中心转移到探讨三害的根源，使大家明确认识问题不单是作风，而是牵涉到国家制度”。同时提出的是“舆论自由”、“取消出版的检查制度”、“确保言者无罪”等要求，以及使“自己的社团成为当前群众运动的核心”和“成为长久性的组织”，并“通过各种形式扩大影响”，直到“校外”去的设想。谢自立：《〈广场〉反动小集团的反动本质》，收入《粉碎〈广场〉反动小集团》。
前述《广场》的自我定位：“面向全国的综合性同人刊物”，“面向全国”即体现了这一追求。据批判者调查，《广场》通过各种方式取得联系的大学即有：“（北京的）人民大学、地质学院、石油学院、农业机械化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钢铁学院、航空学院、矿业学院、林业学院、中央戏剧学院、工业学院，以及天津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天津师范学院，更远及上海、湖南、开封、太原、青岛、内蒙、新疆等地。”余光清：《〈广场〉反动小集团在校外的阴谋活动》，收入《粉碎〈广场〉反动小集团》。
这当然为当时所不能容忍，也不被一般民众所理解。因此，当6月9日（《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发出反击右派的号令的第二天）《广场》送到北京印刷一厂时，工人即认为“里面尽是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反动言论”而拒绝排印，并当面质问前来校稿的张元勋等人。参看署名“北京市印刷一厂全体职工”与“丁虹远”等青年工人的《第一印刷厂工人给北大同学的信》（两封），载《浪淘沙》第3期。——《广场》的组织者之一的陈奉孝在四十多年后回忆此事时，则坚持“这显然是当时的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搞的”陈奉孝：《我所知道的北大整风反右运动》，收入《没有情节的故事》，页505。。
在正式铅印受阻以后，就决定自己动手油印，以《北大民主墙选辑》为名，印了500份，散发一空，同时宣布《广场》暂时停刊。
但《广场》的成员却在有组织、有领导的“反右运动”中无一例外地遭到了严酷的审问与群众性的批判，7月19日、20日（正是“五·一九”民主运动发动两个月以后）连续两天，全校师生员工与部分外校师生一万一千余人召开了规模空前的“揭露、批判《广场》反动小集团大会”，会上宣布：“《广场》的反动性已经远远超过了刊物本身的范围”，“《广场》编辑部是一个具有相当严密的组织和一套完整的纲领的彻头彻尾的反动集团。它实际上已经成了我校右派分子的一个大本营，成了我校右派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司令部，成了社会上右派集团在北京大学的一个纵队，还力图使自己成为首都乃至其他地方一些高等学校学生右派分子的总指挥部”。谢自立：《〈广场〉反动小集团的反动本质》，收入《粉碎〈广场〉反动小集团》。
《广场》编委会成员无一不受到严厉惩罚：张元勋（主编）、陈奉孝（编委）、刘奇弟（编委）等被捕入狱，沈泽宜（副主编）、王国乡（副主编）、崔德甫（副主编）、张景中（编委）、龙英华（编委）、叶于胜（编委）、李燕生（编委）、张志华（编委）等均被送交劳动教养，长达二十余年。以上《广场》编委会名单，据赵光武：《〈广场〉群丑》，名单上的编委还有：袁橹林、樊启祥、李亚白、梁次平等。赵文收入《粉碎〈广场〉反动小集团》。刘奇弟在劳改农场被折磨至疯，冻饿而死（在劳改农场被折磨致死的还有西语系助教任大熊）；另外两位《广场》的积极支持者林昭（中文系学生）、张锡琨（化学系学生，他曾参与《广场》油印工作）先后在监狱和劳教农场被枪毙；被枪毙的北大右派学生还有黄宗羲（哲学系学生）、顾文选（西语系学生）；还有一位在万人批判会上被点名为“《广场》幕后支持者”的贺永增（西语系学生），也在狱中因不堪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