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这集中反映在这一期作为头条发表的张炯、谢冕的《遥寄东海》一文中。正如编辑部的检讨中所说：“它所占的地位和篇幅，显然就决定了这一期的基本倾向。”本刊编辑部：《我们的检讨》，《红楼》第5、6期。这篇文章最引人注目，也为批判者抓住不放的，主要有两点。一是该文在观察、描述鸣放时期的北大运动时，始终认为尽管“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归罪于社会制度，实际上是想否定社会主义”，但“在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意见倒是一致的”；他们因此坚持一点：“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党应当领导人民扩大民主。只有在民主的基础上，党才能永远不脱离群众。”
燕园的三个学生刊物（14）
这大概是很能反映这一代青年内心对民主的渴求的，即使是投身于反右运动，也不愿意放弃这一基本的，也是根本的要求。因此，他们对当下的运动的理解，也是坚持“左右开弓”，也就是这一期《编者的话》里所说，要开展“两条路线的斗争”，即一面进行反右斗争，“反对一切反社会主义的思想言论”，一面“支持善意地助党整风的意见和批评”，也即坚持反对“三害”：党内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
这一期选录的发表于5月20日的一首《回答》大概是很能反映编者的立场的：“马列主义/是我们的灵魂，/教条主义/是我们的死敌。/我们/坚决地/清除教条主义，/我们/更坚定地/保卫马列主义。/只有这样，/我们才不愧为/真正的/五四父兄的/子弟。”作为这样的基本思想与立场的体现，这一期除发表了许多可称为“反右檄文”的杂文、短论及诗歌、小说以外，还以相当的篇幅刊登了《儒林内史》、《新拍案惊奇》这类“反三害”的文学作品，而作为“贴在墙头上的诗”专栏首篇的《我的弟兄，我的姐妹》，更是高喊：“思想自由之花在五月的阳光下缤纷/真理的声音像春雷滚过初夏的长空：‘剿灭三害，助党整风！’”
这样的声音出现在反右运动中，自然要被认为是一种干扰，甚至是继续放毒。那个时代的逻辑是：党既然已经发出了“反右”的号令，一切都应该统一到党的这一意志上，而决不允许有另外的理解与行动。结局只能是这样：《红楼》编辑部最后作出检讨，承认自己“迷失了方向，表现了立场的动摇”本刊编辑部：《我们的检讨》，《红楼》第5、6期。，并在组织上进行了改组：先是将编委中的右派张元勋、李任等开除见《本刊编辑部开除张元勋、李任》，《红楼》“反右派斗争特刊”第2号。，以后又彻底换班，另组编辑部。
也许更为重要的是，作为校园里的学生刊物，由此开始的编辑指导思想、方针与组织原则上的根本变化。
在《红楼》编辑部的检讨中，在追查“犯错误”的原因时，谈到了两点。首先是在“编辑方针”上，《红楼》把自己定位为一个“习作园地”，“以发表作品为满足”，这就完全“忽略了文艺作为阶级斗争的锐利武器，作为共产主义事业的一部分，作为党的事业的一部分，它必须服务于政治，服务于社会斗争”，“忽视了文学的目的性，忽视了文学的党性原则，实际上是削弱共产主义思想对文艺的武装，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文艺思想、文艺路线的反映”。
其次，在组织原则上，《红楼》在《发刊词》中，“把党和学校行政、广大群众提在一起，只看作是支持和关怀的关系”，“没有坚决地依靠党的领导”，这是“犯错误的根本原因”。本刊编辑部：《我们的检讨》，《红楼》第5、6期。
于是，就有了改组以后的《红楼》的新的宣言：1958年第1期，为“纪念《红楼》创刊一周年”，《红楼》编辑部发表了题为《更高地举起社会主义的红旗》的文章，明白宣告：“我们公开承认，《红楼》是党的宣传工具，是党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青年的武器之一。它应当为政治服务，为党的事业服务，而不能脱离当前的###。”这也正是反右运动的目的：它要从政治、思想、组织上确立党的绝对领导，而且是毫无例外的，即使是校园内的学生刊物也要置于党的绝对控制之下。这就是当时及以后一再强调的党性原则。
（五） 《浪淘沙》：坚持党的立场、观点与方法
尽管《红楼》竭尽全力地“改正错误”，连续编辑了“反右派斗争特刊”，“作为对同学的期望的答复”，但毕竟元气大丧，在同学中的影响逐渐减小。在反右运动中，异军突起的是《浪淘沙》。前述《红楼》第4期的重头文章张炯、谢冕的《遥寄东海》里写于6月20日的信中首次谈到《浪淘沙》于“昨天下午出版”，并介绍说“这是由《儒林内史》编辑部和求实书会（《清华园奇观》和《新拍案惊奇》的作者们）合办的同人刊物”。反右运动中有人写文章指明《儒林内史》是由中文系研究生二班的“全体党团员”编写的。见谭令仰：《〈儒林内史〉是毒草》，载《红楼》第5、6期。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燕园的三个学生刊物（15）
《浪淘沙》第1期还是一个油印刊物，在编者《后记》里这样表明自己的立场：“除了淘洗三害的沙之外，我们还要‘淘’离开社会主义的泛起的那些沉沙沉滓，不让他们和许多善良的爱护党的意见和言论搅在一起，淆乱是非，引起混乱，是以将本刊定名为《浪淘沙》。”这样，尽管从总体上《浪淘沙》也是坚持“左右开弓”，第1期同时发表了揭露“三害”的《儒林内史》与揭露校内右派的《阿O外传》（这两篇也转载于《红楼》第4期）但随着反右运动的深入，《浪淘沙》及《红楼》发表的《儒林内史》也受到了严厉的批判，被判定为“歪曲和攻击党的干部政策和党团组织原则，反对或不满党团的领导，丑化党团的领导干部”的“毒草”。见谭令仰：《〈儒林内史〉是毒草》，载《红楼》第5、6期。；但其重点却一开始就放在反击右派上。
它的第一个为全校师生注目的行动，是发了一期《号外》，公开披露了《广场》主编张元勋、沈泽宜在印刷厂被工人包围的消息。这样，也就把自己推向了反右的第一线。
在随后（6月24日）出版的《浪淘沙》第2期（已改为铅印）发表的编辑部文章《现实告诉我们什么？》，就以更加鲜明的态度，强调“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还会有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斗争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人们应该在这场斗争中认清道路”，“（这）是维护社会主义和推翻社会主义的斗争，这种斗争是必然激烈，必然紧张，就不会像请客吃饭那样轻松”。而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对“立场，观点，方法”的强调：“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每一个人都应该经常给自己划一个问号：我所站的是什么立场，所持的是什么观点，所用的是什么方法。它的确是使我们从乱丝般的现实中辨别方向，判明是非，分清敌我的法宝。”可以说《浪淘沙》的最大特色，就是它是自觉地以党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投入反右运动，不仅批判右派言论，也批判一些所谓“中间派”的“糊涂观点”。
今天重读这些文章，却也能从中多少获得一些运动发展的信息。例如前述《现实告诉我们什么？》一文，就透露出“有人说‘太紧张了！’‘过分了！’‘白热化了！’‘过分了！’摇摆于是非之间，站不稳立场”；另一面又有人以“左”的面目出现，“要求把谭天荣送上断头台，也有人提出理发工人、修鞋工人都拒绝为谭天荣服务等过分的要求”。另一篇中文系教授高名凯先生的文章，则真切地谈出了在反右运动中知识分子的困境：“我们常常暴露这样的思想情况，不知道要如何的和右派分子划清思想界限，我们常常感到‘我说的话的确出诸诚意，的确有善良的动机，但却和右派分子的言论有某些共同之处，我不知道如何和他们思想上划清界限’”，他的结论是：“如果不是工人阶级出来说话，如果不是党报给我们敲响了警钟，不少的知识分子就可能在所谓‘善良’的动机下作出危害人民的事情”，“这事情本身就说明我们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没有彻底成功”。高名凯：《反右派斗争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载《浪淘沙》第4期。
《红楼》“反右派斗争特刊”与《浪淘沙》都发表了不少教授的文章与来信（《浪淘沙》还专门开辟了“老师的话”这样的专栏），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红楼》“反右派斗争特刊”第4号的《冯至教授给本刊的信》。信中谈到“《红楼》的第一期和第二期，我是不大满意的”，“总起来看，给人一种薄弱无力的印象，好像跟我们新青年应有的豪迈气概配合不起来。其中甚至有个别的诗歌是晦涩的，带有消极的、低徊的情绪”，“如今的《红楼》与过去的不同了，精力饱满，冲锋陷阵，成为保卫党，保卫社会主义的一队尖兵”。来信最后表示“希望《红楼》多发表一些歌颂党，歌颂社会主义事业的文章。让那些怀着恶意嘲笑我们‘歌功颂德’的市侩们滚开吧！歌人民之功，颂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之德，是我们的天职。我们要让歌颂的声音响彻云霄。让那些险恶的丑类在我们嘹亮的歌声中无地自容”。冯至是众所周知的二十年代北大校园诗人与四十年代西南联大校园诗人的代表，并且以“低徊”的吟唱而为世人所称道。或许也正因为如此，他对《红楼》诗歌里出现的“低徊”诗风特别敏感；而在他看来，在新时代、新中国出现这样风格的诗是“消极”的，说不定他还担心这里有自己的“不良影响”，这才有了“不大满意”的表态。 txt小说上传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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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红楼》里的这些诗歌果然在反右运动中受到了严厉的批判，如我们在前文所引的《恋歌》、《回答》这一组情歌就被斥为是“男女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