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苋糠穸ā保�1人认为“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历史事件”。
其中一位在竞选中发表了一篇专题论文：《是“文化大革命”还是封建大反动》，指出，“文化大革命”所要建立的“五七社会”（按：指1966年发布的《五七指示》所提出的“学生以学为主，还要兼学工、农、军，批判资产阶级；工人以工为主，兼搞农副业；农民以农为主，兼搞工业”等社会理想），和1958年的人民公社一样，都是“农业共产主义”，“根本不符合现代化生产力要求的专业化分工和科学组织，根本不符合知识分子必然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的发挥”；而“文化大革命”中的所谓“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的是‘利益挂帅’、‘经济主义’、‘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等等，代替这些的是‘政治挂帅’，为‘革命’生产，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等”，这绝不是“反官僚主义”。他的结论是：“从十年###的实际进程中各种封建因素在社会生活的各方面的大复活、大猖獗、大发展和它的目标‘农业共产主义’看，显然，所谓‘文化大革命’，并非是什么‘未完成的革命’，实际上它是一场封建大反动！”
另一位在他的文章中也认为“文革”是一个“大反动”，这是“一场被错误路线引入歧途的群众运动”。他也把批判锋芒指向“封建专制主义”，正是“‘文革’使中国社会的封建印记暴露无遗”。
他的批判的独到之处，也是最有价值之处，在于他的三个提醒。他首先提醒人们注意：“‘文革’是整个十年党内左倾路线发展的顶峰。”因此，他的批判是从反右运动开始的。他指出：“反右后一切党外监督的不复存在，只是加速了党内腐败势力的滋生蔓延，最后导致林彪、江青反党集团的形成”；而“大跃进”则是“反右运动中，错误地批判‘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后，推行‘书记挂帅’的恶果”。在一位竞选者看来，根本的问题在于，在反右以后逐渐发展、形成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到“文革”更发展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整套理论，是一条“反马克思主义的路线”。当调查者问到“现在教育制度中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时，一位竞选者断然回答说：“一切照十七年办”，这当然不仅是指教育制度而言，这实际上是构成了中国改革最大危机的。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不能遗忘的思想遗产（5）
文章还指出：“现在有人把‘文革’的祸害算在民主的账上，这些人不是出于无知，就是蓄意歪曲事实。‘文革’与‘民主’风马牛不相及……在‘公安六条’的阴影下，公民被剥夺了最起码的民主权利。红卫兵冲垮各级党政机关，这绝不是什么‘大民主’的产物，而是红卫兵的狂热表现。”——这里提出的“文化大革命”与“民主”的关系问题，显然有现实的针对性：1980年代初确实有人为维护其既得利益，借否定“文革”来否定民主；但它的意义也许是更长远的，因为在另一种社会背景下（例如新世纪以来的中国）又有人会将“文化大革命”中的“大民主”理想化，从而有意无意地遮蔽了这里所说的“文革”的本质。
作者还提醒我们注意一个“常常被忽视”的事实：“‘文革’是一场被错误路线引入歧途的群众运动，但是，其中不乏闪光的思想火花。无论在‘文革’初期、中期和末期，都曾涌现出一批主张在真正的马克思学说指引下，进行社会体制改革的战士，他们是今天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驱。他们之中的许多人早已惨遭杀害，许多人至今下落不明，但公正的历史将不会把他们遗忘。”——这一代人是不会遗忘的：一位竞选人就明确地将“遇罗克”视为自己“最敬佩的”人。但无论在当时，以及以后，总有一种力量试图借对“文化大革命”的全盘否定，来掩盖、抹杀这些先驱者。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1980年的竞选者在竞选运动中发出的声音，看作是“拒绝遗忘”的最初呼声，其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另一位竞选人则提出了对“文化大革命”的另一种同样带有批判性的分析，认为这是一场“失败了的革命”。他的这一观点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引发了激烈的争论；而在以后也不断有人对“文革”作出类似的分析和评价：这本身就是一很有意思的思想文化现象。
他的观点有几个要点。首先他认定，中国需要一场“社会主义民主革命”。他指出，“四九年革命解决了所有制的改革任务，建立了公有制的形式（仅仅是形式），这是一场社会主义所有制的革命。但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完，为了保证公有制形式实质的统一，就必须建立一套使实际掌握生产资料的国家或当权者真正代表人民的制度，这就是民主制”，因此，在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之后，还应该有“社会主义民主革命”。在作者看来，“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应该是社会主义民主革命”，“革命的动力无疑是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群众，革命的对象是官僚主义者阶级（层）”。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和期待，在被问及“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是什么”时，他作了这样的回答：“毛主席确实在想什么，只有他自己知道，我们考察历史人物只能通过他的言行。1965年毛主席就提出‘官僚主义者阶层’的概念。他从苏联的镜子中也看到了官僚主义的危险”，“当然我们不能排除毛主席有个人动机的可能，但不认为这是主要的”。
但论者所想要强调的是，由于毛泽东“用一种落后的思想去指导革命，所以革命失败了”。在所写的《怎样评价毛泽东》一文中又进一步指出，毛泽东看到正在形成官僚阶级，“但是他仅仅是说出了一个表面现象，并没有看到导致这个阶级产生的是中国的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而只是把它解释成为一伙变了质的坏人，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四清’、‘文化大革命’成了整人运动”。这样的“不触及社会结构、经济基础”的“整人运动”，大概就是论者所说的“落后思想指导”下的“革命”。论者也这样指出，毛泽东企图“用清洗基层干部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四清’运动自上而下地清洗干部，‘文化大革命’自下而上地清洗干部，结果这两种办法都失败了”。
如前所说，在竞选人和他的支持者看来，中国必须有一场以“官僚主义者阶级”为对象的“社会主义民主革命”；而“文化大革命”本应该成为这样的革命，却因为毛泽东不肯触动官僚体制，变成了一个整人运动而失败；这就意味着“官僚主义者阶级”和“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群众”之间的矛盾不但依然存在，而且有变本加厉的危险。由此得出的逻辑结论是：“如果官僚体制不彻底改革的话，我们的儿子、孙子也许还会重新举起‘文化大革命’的旗帜。当他们受官僚主义气时，就会想起‘文化大革命’中当权派在群众面前俯首帖耳的情景，那时他们就会忘记‘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一切恶果。”
不能遗忘的思想遗产（6）
这表明，那一代人对“文化大革命”的“恶果”是看得很清楚，而且是心怀警戒的。而且他们在“革命”与“改革”（改良）问题上也有清醒的认识。在回答“我国应该进行改革还是革命？我们现在进行的是改革还是革命？”的提问时，回答是明确的：“我们不但要考虑‘应不应该’，而且要考虑‘可不可能’。我国目前没有可能革命，只能进行改革，它目前进行的也是改革，我正在做的也是改革。”而他们所着重的，正是官僚体制的改革。因为在他们看来，只有用“改革”（改良）的方式来逐步解决官僚体制的问题，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制，从根本上解决产生官僚主义者阶级的问题，才有可能避免因矛盾的激化而爆发革命，避免“文化大革命”的“恶果”再度发生。否则听任官僚主义者阶级的发展，那么，对历史上的“文化大革命”的理想化，是不可避免的。
毛泽东：“革命家”，还是“伟大的马列主义者”？
这一代人是在毛泽东时代长大的，如前文所引，对竞选人的调查表明，他们中许多人从小就崇拜毛泽东，并积极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参加“文化大革命”；因此，如何评价毛泽东，也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1980年的竞选者和他们的同代人对毛泽东的评价，有两个值得注意的特点。其一，在对16位竞选者的调查中，谈到对毛泽东的评价，除一人表示“待研究”外，其余15人都认为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人物，即使“犯有严重错误”也不失其“伟大”。另一方面，在被问及“你最敬佩谁”时，只有一人回答：“还是毛泽东”，其余都另有选择，其中有5人选择了周恩来，还有一人选彭德怀，一人选陈云。
在竞选人看来，“对于毛泽东主席的评价的变化，是中华民族思想和政治改革与进步的重要标志”。这是因为，正是长期以来，将毛泽东视为“党的绝对权威和‘神圣的神’”，由此形成的“跟着毛主席就是胜利”的观念，使得无论是老一辈的革命者，还是年轻的一代，都在“文化大革命”中盲从于毛泽东，“从而几乎摧毁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我国人民几十年积累的人力、物力，我国人民几千年创造的文化财富。这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最沉重的教训之一”。他们又指出，“在我国五六十年代形成的传统的社会科学理论体系中，对曾被誉为我党、我军和我国的唯一缔造者的毛泽东主席的评价是较核心的问题之一。对这个问题的重新考察，势必引起一系列与之密切相关的理论问题”的重新思考，以及对传统理论进行“彻底的批判和审视”，这都将带来思想、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