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系列与之密切相关的理论问题”的重新思考，以及对传统理论进行“彻底的批判和审视”，这都将带来思想、理论的新的解放。
在破除了神话、迷信以后，如何科学地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竞选人中就产生了不同的意见。在前引调查中，16名竞选人中有10人认为毛泽东尽管有严重错误，仍不失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有5人认为毛泽东仅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1人表示“待研究”而没有正面发表意见。有论者认为，毛泽东“对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起到了某种意义上看来是决定性的贡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之一”，“不愧为伟大的中国革命家”。他强调，毛泽东紧紧抓住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和革命性”，认为马克思创造的庞大的理论体系，“其目的只是一个，就是要证明无产阶级造反不是胡闹，而是有道理的是必然的”，因此，他的着力点在革命实践，是一个革命家，而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的认识不充分。
如竞选人所意识到的那样，对毛泽东的评价不仅是一个尖锐的现实政治问题，而且涉及其实践中的错误背后的思想文化根源，以及许多更深层次的理论问题。由于竞选运动本身的限制，自然不能充分展开。而对毛泽东的评价及相关的理论问题，都是后来者所不断遇到和不能回避的：在这个意义上，1980年的思考和辩论，只是一个开始，但又是一个重要的开始。
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及社会主义实践的反思
在对竞选人的调查中，还有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我国目前社会性质”。说不能回避，是因为“目前社会性质”既是历史发展的结果，也是未来发展的基础与前提；因此，无论反思历史，还是设计改革，都先要弄清“我国目前社会性质”。而且这个问题还要不断地提到每一个观察、思考中国历史与现实问题的人们的面前。在这个意义上，看看1980年人们的思考与论争，是很有意思的。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不能遗忘的思想遗产（7）
依然是16位竞选人，回答却有三种：一是“社会主义”（或“基本上是社会主义”），有7人；二是“不成熟的社会主义”（或“准社会主义”，“不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第一阶段”，“初级社会主义”，“实践中的社会主义”，“广义的社会主义”），有7人；三是“国家垄断社会”，有2人。除一人回避了“社会主义”的提法，其余的人都是从“社会主义”的角度来分析目前中国社会性质的。值得注意的是一位竞选者提出的看法：中国的现实社会，是“实践中的社会主义，而不是前人理论中的社会主义”。1980年竞选运动中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讨论，其实是包含两个层面的：一是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与理想，一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认识与反思。而这些竞选人的大多数当时都仍然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信仰”，因此，这样的对社会主义的反思，既是时代提出的问题，也是他们自身思想发展的需要。
一篇文章里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什么是社会主义？”作者对目前公认的一个公式“大工业生产力＋公有制=社会主义”提出了质疑。他指出：“在所有共产党执政的国家里（南斯拉夫除外），国家所有制被认为是公有制的一种普遍形式”，“生产资料是少数人以国家代表的身份集中支配管理的”。但问题也正在这里：“这些权威的化身是否能真正体现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它必须有确实的措施来保证，这就是民主制。民主制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可是它唯一的宗旨就是：当权者必须代表大多数人的意志。只有在这种民主制的保证下，公有制才是货真价实的，否则它就有被架空的危险，表面上只剩下一个漂亮的外壳。一句话，公有制取决于民主制，一个有民主制度的国家，才是真正的人民的国家。”论者还同时谈到了在资本主义国家，由于私有制的存在，民主被限制在“有钱人的范围之内，而占人口大多数的劳动人民实际享受不到”，因此，“民主制也要公有制来保证”。他的结论是：“公有制＋民主制=社会主义”，“取东方公有制形式的优点，取西方民主制的精华，结合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将两者结合，这就是我们当前改革的任务”。这大概也是论者的“社会主义观”。他理解的“科学社会主义”有四大要素：“高度发展的生产力”，“社会化生产”，“成熟的政治民主制度”和“精神文明”。
1980年北大竞选人的社会主义观，很容易让我们联想起1957年的燕园思想者，他们所理想、追求的“社会主义”其基本内涵也是“公有制”和“社会主义民主”。当年的北大哲学系学生龙英华就提出了“我们已经有了一个社会主义的工业化，还要有一个社会主义民主化”的理想和要求，认为这将关系着“中国往何处去”的问题。龙英华：《世界往何处去，中国往何处去，北大往何处去》，收入《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页132。但他们却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现在，后来者在经过血的教训以后，于八十年代初，再次提出这一耽误了23年的历史任务，自不难感受其内在的沉重。
《社会主义民主论纲》与《官僚主义批判大纲》二文，从另一角度提出了作者的社会主义观：社会主义的本质，“不仅在具有更高的福利制度，而更在于每一个人真正的自由程度”。而“这种自由程度，首先是劳动的自由，即劳动者可以自由地发展自己的体力和智力，可以直接地支配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他认为“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本质特征是实现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在社会化生产基础上的直接结合”。他因此而特别提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自由生产者联合体”的设想。另一位竞选人也对马克思的“自由人的联合体”的思想特别有兴趣；正是依据马克思所强调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1，人民出版社，1972年，页273。马、恩的这一思想在1980年的北大竞选中很有影响。，他如此提出问题：我们自称“社会主义国家”，“作为集体，我们被称为主人，作为个人，我们是否受到了应有的重视；作为主人，我们被称为有权管理国家的人民，作为个人，我们是否具有不受威胁的真正监督、批评‘公仆’的起码权利；作为阶级社会的成员，我们不可避免地打上了阶级的烙印，作为个人，我们是否就不应有自己的个性；作为人，我们组成了社会，作为社会的一部分，我们是否只应该是个被拧在哪里就在哪里发光的螺丝钉？”显然，在一些竞选人和他们的支持者看来，离开了每一个个人的自由、权利，是谈不上社会主义的；不管打着怎样的神圣的旗号，也包括社会主义的旗号，只要是抹杀个人自由，剥夺个人权利，就只能是“假社会主义”。
不能遗忘的思想遗产（8）
这样，1980年的北大校园里的这一代人在回顾、反思历史，面对未来时，几乎只有一个选择：中国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中国必须改革，必须进行体制的根本改革。如一位竞选者所说：“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文艺体制，今天已经成为我们社会最强有力的呼声，任何新老‘凡是派’都无法阻挡。”
问题也就在这里，当“改革”成为一种潮流，甚至成为时尚、时髦，人人都“咸与维新”时，就孕育着危机：有可能掩盖同在“改革”大旗下，不同利益群体的不同要求和必然产生的分歧。因此，“改革”的呼声越高，越是要明确地提出：是什么“改革”？“改革”的目标、方向、路线——是什么？应该说，1980年的北大竞选人在这一方面，是有清醒的认识和高度的自觉的：他们正是要在中国改革成为潮流的时刻，发出自己这一代人的不同于其他利益群体的声音；而如前所说，他们这一代是接近中国社会底层的，并且有代表“公众利益”，着眼于国家、民族长远健全发展，而非某个既得利益集团的眼前利益的高度自觉，而且他们也正是中国改革的生力军，因此，他们的声音，对中国的改革，无论当时，还是以后的发展，都是特别重要的。
那么，他们对方兴未艾的中国改革，提出了什么诉求呢？
（三） “创造一个上下结合的改革范例”
乞求“为民作主”，还是人民自己作主
后来当选者的《竞选宣言》里的一个观点，大概是能够代表竞选人的共同立场的：“公民权利构成了实现民主的基础。世界上没有什么能比牢牢地抓住自己的权利更重要的了”，“民主，不是为了选几个好人来照管我们的生活，而是为了让每一个人都能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我不是说：给我权力，我将帮助你们做你们希望的事；我只是说：投我一票，我将力争更可靠的权力回到你们自己手中”。
这是一个真正的现代民主观念，它明确地和中国传统的“为民作主”的观念划清了界限。中国一个世纪的民主运动的道路如此曲折，应该说是和这样的“误解”不无关系的。论者在一篇长文里，对这样的历史教训有深刻的总结。他指出，这是两个历史过程：首先是人民反抗专制统治而把希望寄托在自己的“代表”身上，“代表”在人民的支持下获得了权力。然后，“代表”掌握了权力，也确实“为民作主”，做了有利于人民的事情，于是就得到了人民更进一步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很容易把这个政权应有的权力视为无限。他们既把这个政权看作是自己利益的代表，于是就理所当然地认为，反对这个政权就是反对人民，巩固这个政权就是巩固人民的权利”，“这样他们就赋予了这个政权以神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