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社会，形成社会文化的新思潮，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而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五四爱国学生运动又进一步把由思想文化领域开始的变革推向全面的政治、社会的变革。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爱国学生运动又反过来极大地提高了北京大学的社会声誉与影响。一校（北京大学）二刊（《新青年》、《新潮》）一时成为时代思想、文化、学术，以至政治的中心，北京大学的教授，从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到胡适、鲁迅、周作人，不仅在当时成为时代领袖人物，而且一直深刻地影响着以后中国政治、思想、文化、学术的发展，影响所及，直到今天（世纪末）北大仍是中国国人心目中的“精神圣地”。李劼先生在最近发表的《北大的标新立异和清华的抱残守阙》一文里，指出：这“意味着学校直接成为整个社会及其历史趋势的指导者和发言人”，“当年主宰天下的权力和暴力，在学校与刊物这样的现代社会组织系统面前，丧失了（或许应说是‘部分地丧失了’——引者注）原有的主宰优势，从而不得不让主导地位落到现代社会组织手中”，“这是中国历史上极其罕见的现象，即文化不再通过权力和暴力，而是直接向历史显示了它的主导力量”，“社会的头脑阶层（也）不再需要暴力权威的支撑而可以独立地承担起自己的头脑使命”。——我以为他的这一分析是基本符合历史事实的。
当然，也不能忽略历史的其他因素与另一面：北大在蔡元培的主持下，成为这样一个民间知识分子的自由集合体，并居于时代中心地位，这都是在当时的北洋中央政府相对软弱无力的特殊情况下出现的历史机遇，使北大获得了相对的独立性，甚至有可能宣布脱离中央###的管辖（这正是后来鲁迅给予高度评价的）；而蔡元培先生个人的人格力量、威望、影响，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而且事实上，蔡元培对北大的改造，也自始至终都承受着中央政府，以至军阀势力的巨大压力，在校园内部也存在着新、旧两派的激烈斗争，这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因此，前文所说的“独立”与“自由”也只具有相对的意义。也正因为如此，这样一个民间知识分子自由集合体的大学校园，仅存在于历史的一瞬间，北洋政府，特别是后来的国民党中央政府，很快加强了对北大的控制，先是经济上的，以后是政治与组织上的，直到取消教授治校，实行党化教育，党派政治直接进入与影响学校教育，无论是教师、教授，还是学生之间，都发生严重分化，一部分教授与毕业学生，直接进入国家权力机构，成为国家体制内的知识分子，与坚持民间立场的体制外的知识分子发生尖锐的矛盾；周作人曾发出感慨，说五四时期的北大教授是一致对外，支持学生的，到了1926年的“三·一八”惨案，北大教授与北京的知识分子就发生了分化，一些教授竟公开当了政府的“保镖”，所说的正是北大所发生的不可避免的分裂。以至于始终坚持民间独立批判立场（如前文说，这是“北大精神”的核心）的鲁迅，三十年代回北京省亲，北大竟然已经不能接纳他了；鲁迅也在1933年写给朋友的信中，谈到“北大堕落至此，殊可叹息”，并作出了“五四失精神”的严峻判断。蔡元培开拓的那一方精神自由的天地已不复存在，像五四新文化运动这样的影响全局的民间知识分子的独立思想运动，已成为不可重复的历史，北大的中心地位早已失去。留在人们记忆、口碑里的，每逢校庆就会被着意描述的“蔡元培时代的北大”，早已是北大人的一个美丽的梦，一种“虽不能至，却心向往之”的精神境界的象征。——今天我们纪念北大百周年校庆与蔡元培先生诞生一百三十周年，必须清醒地意识并正视这一点。
1998年3月6日写毕于燕北园
北京大学教授的不同选择（1）
北京大学教授的不同选择
——以鲁迅与胡适为中心
我们要说的是发生在北京大学的故事。不知道有多少同学参加过前年的北大一百周年校庆，那时讲了很多“老北大的故事”：主要讲五四时期，也就是北大最辉煌的那段时间的故事；在我看来，这些故事在某种程度上都被神化了。这也很自然：面对现实的北大许许多多的问题，人们谈论过去的辉煌，也就是对自己心目中的北大理想的一种追寻与坚守。我们今天要继续往下讲——不讲五四这一段，而是讲五四之后的老北大的故事。既然是讲故事，我姑妄讲之，大家就姑妄听之。——作为今天的北大学生，听听当年五四之后北大教授的不同选择，或许是饶有兴味的。
五四时期北大的教师是分为两派的，即所谓“新派”和“旧派”；在蔡元培“兼容并包”的思想指导下，两派相争也相互制约，达到某种程度的平衡。我们今天讲的是新派教授内部的不同选择，连蔡元培自己也卷入其中。而北大教授的不同选择，在某种意义上也意味着中国知识分子在五四之后的分化：北大在五四时期是整个思想文化界的中心，北大教授的分歧，影响自不可低估。我们的讨论以鲁迅和胡适为中心，他们都是五四新文学的主要人物，对青年学生都有重要影响，他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当然也就格外引人注目。
（一）
在讲他们的不同选择之前，我想先讲一下五四时期当年他们是怎样相处的；我们先来感受鲁迅与胡适。
北京大学教授的不同选择
论北大
先说鲁迅怎么会来到北大，这就需要说说他和蔡元培的关系。他们俩是绍兴的小同乡。据蔡元培回忆，他大概是1907年在德国留学时，第一次从他弟弟的通信中知道了周氏兄弟的名字，就引起了他的注意。后来，蔡元培当了中华民国的第一任教育总长，他就接受了许寿裳的建议，把鲁迅请到###在教育司里工作。后来国民政府从南京迁到北京，鲁迅也随之到了北京，后来任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曾负责整顿、建设京师图书馆（今北京图书馆），筹办历史博物馆，并且是蔡元培的“美育代替宗教”思想的有力支持者和实践者，在###主办的“夏期美术讲习会”里，鲁迅先后四次讲“美术略论”。最后一次讲时，那天下着大雨，鲁迅去了之后，竟没有一个人来听。鲁迅还写有《拟播布美术意见书》，这是他早期的美学思想重要部分。鲁迅还筹办了全国儿童艺术展览会。1917年，蔡元培主掌北大，聘请了一批教授。周作人于1917年4月份先来北大，在鲁迅协助下开设“欧洲文学史”等课程；1917年8月鲁迅应蔡元培之约，为北大设计了校徽，至今还在用：中间是一个人，两边是两个人的侧影。鲁迅是1920年12月24日才来北大担任讲师的。当时有个规定：兼课的教师只能担任讲师，不能聘为教授。鲁迅在北大主要上两门课：一门是“中国小说史”——这在中国大学中文系教育中尚属首创；后来又讲“文艺理论”，以《苦闷的象征》为主要教材。鲁迅上课是非常受学生欢迎的。据当年的学生回忆，不仅是本系的学生，外系的学生都赶来听课，教室里两人坐的位子经常挤坐着三四个人，没座的或站着，或坐在窗台以至地上。鲁迅有一个习惯，每次提前半个小时到教员休息室，往往他一到，等在那里的学生就围拢来，鲁迅打开他那黑底红格的小布包，将许多请校阅、批改的文稿拿出来，一一细细指点，又接受一批新的文稿。等上课钟响，就在学生簇拥下走进教室。一位学生这样回忆他的最初印象——
在青年中间夹着一个身材并不高，穿着一件大概还是民国初年时代“时新”的小袖长衫的中年先生。他的头发很长，脸上刻着很深的认真和艰苦的皱纹。他离开这群青年走到讲台上，把两只虽不发光却似乎在追究什么的微微陷入的眼睛，默默地缓缓地扫视着渐渐静下来的学生群众，这是一个道地中国的平凡而正直的严肃先生，既无名流学者自炫崇高的气息，也无教授绅士自我肥胖的风度。这典型，我们不仅只在《呐喊》这本著作中到处可以看见，即在中国各地似乎也处处都有着他的影子。尚钺：《怀念鲁迅先生》，《鲁迅回忆录》“散篇”上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页133—134。
北京大学教授的不同选择（2）
安然地站在北大讲台上的，就是这样一个没有绅士风度，也没有名流学者气息的普通中年人，他上课非常自然，既不滔滔不绝，也不大声疾呼，只是从容不迫地一一道来，还经常穿插着一些笑话，几句闲话，像春日晴空里的风筝，一丝线似的，随意扯开去，又毫不经意地拉回来。课堂气氛是轻松的，学生可以无拘无束地听，或者不听，也是非常从容的。而且还经常有师生之间的当场对话。比如他讲《红楼梦》，讲完了，顺便提一个问题：“你们爱不爱林黛玉呀？”学生就七嘴八舌地说起来。一个调皮的学生反问道：“周先生，你爱不爱？”鲁迅毫不犹豫地回答：“我不爱。”学生又问：“你为什么不爱她？”“我嫌她哭哭啼啼。”于是哄堂大笑起来。转引自孙世哲：《鲁迅教育思想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年，页120。讲课中也常常插入一些非常深刻的议论，道他人所不能道，往往让学生终生难忘。当年听他讲过课的冯至到了晚年还记着他“跟传统的说法很不同”的“中肯剀切”之论：“许多史书对人物的评价都是靠不住的。历代王朝，统治时间长的，评论者都是本朝的人，对他本朝的皇帝多半是歌功颂德；统治时间短的，那朝代的皇帝就很容易被贬为‘暴君’，因为评论者是另一个朝代里的人了。秦始皇在历史上有贡献，但是吃了秦朝年代太短的亏。”冯至：《笑谈虎尾记犹新》，《鲁迅回忆录》“散篇”上册，页331—332。这些言论在当时也算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