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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后，大卫·斯特恩走到球场中央，向奥拉朱旺和主教练鲁迪·汤姆贾诺维奇颁发总冠军奖杯。在地球另一边，姚明和王治郅都用一种敬畏的眼光看着这个场景。这两个孩子还没有交手过，他们只零碎地听到过一些关于对方的传言，一些暗示着一对未来对手的只言片语。但几年以后，他们两人都谈到，1994年NBA总决赛是他们篮球生涯里的关键。不仅因为这是他们第一次看到拥有这样优雅的动作和运动能力的大个子，还因为他们第一次感觉到了在内心深处有一种浓浓的向往：或许有一天，他们也能在NBA打球，更有可能像尼日利亚裔的奥拉朱旺给故乡带来荣耀一样，给他们的祖国带来荣誉。
在当时，这种想法似乎是非常滑稽且不可能实现的。还没有一个中国球员能够优秀到在NBA打球，国家也不会允许他们那样做。即使经济开始逐渐繁荣起来，私营企业的数量不断增加——实际上，上海第一家麦当劳开张营业就在1994年NBA总决赛结束后几天——中国的体育系统依然提倡运动员要为国家争取荣誉，并且还是不赞成对个人荣誉的追求。但渴望的种子在那时已经种在了姚明和王治郅心里。在他们完全成熟前，曾有另一个球员有机会在NBA打响第一枪——一个来自河北省北部的自信、拥有精湛射术、身高2米01的后卫，你能从这个球员身上看到一切，除了中国球员的传统特点。
第五章 NBA之梦（5）
马健看了一眼身边的国家队新队友。教练正在讲解怎样在那天来访问的美国教练们面前进行训练，球员们都默不作声地听着。马健只有十九岁，是个新秀后卫，但他在篮球生涯里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沉默。这种看上去显得有些木然的表情挂在几乎每一个球员脸上，他们在严格的纪律和体育系统的管理下已经有太长时间了，以至于他们的个性已经被完全地磨掉了，就像是在永不停止的水流中变得平滑的岩石。
但马健正相反，他的身上还存在着锋利的棱角。他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与众不同，为什么他会对那些让他做什么、怎么做、应该成为什么样的话产生抗拒。他成长在和别人一样的体育系统里。马健的父母都是篮球选手，他的父亲在家乡河北是一个著名教练。马健十三岁时，运动学医生给他的手腕照了X光，估算了他的骨龄，并且询问了他是否有青春期发育的身体特征。“我告诉他们没有，这让他们非常高兴，因为那意味着我还有很长的时间去长身体。”他回忆道。十七岁时，马健已经长到2米01，差不多就是完全发育后的身高，他灵巧的运球技术和致命的外线投篮，足以为他在国家青年队赢得一个位置。
但马健并不满足。一个朋友从美国带给他一本有插图的篮球册子，他并不懂上面的文字，但依然非常珍惜，睡觉的时候也会把书抓在手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马健看了许多盗版的NBA录像带，并开始把自己和洛杉矶湖人队的“魔术师”艾尔文·约翰逊做比较，身高2米03的“魔术师”打控球后卫，他带领球队打出了一种随心所欲的进攻篮球，被简称为“表演时刻”。“我认为我还有时间赶上他，于是每天都会泡在球馆里。”马健说。除了无数次的投篮练习，马健还认真地训练力量，练出了一副轮廓分明的、在瘦弱的中国球员里少见的强壮体格。
在中国，比强壮的身体更少见的是那种有独立气质的球员。“马健在中国是非常引人注意的，”杰米·弗洛克鲁兹说，他是常驻北京的外国记者，对马健非常熟悉，“其他队员大多数看上去就像是机器人，没有表情，缺少激情。然后突然马健出现了，充满天赋、勇气，为了超越其他人决心付出一切代价。”马健的教练们始终不明白应该怎样对待他——他的雄心壮志看上去太个人化了，很难控制——可他也很优秀，不可能忽视他的能力。“我想去其他地方，去中国之外的地方，为了证明我自己，”马健说，“也许还有很多孩子也有这个梦想，但是没有人会把机会交到你手里。我知道自己必须很积极地想办法走出去，抓住遇到的每一个机会。”那天在国家队遇到的事情，让马健觉得他已经眼睁睁地看着机会从球馆门口溜走了。那是1988年夏天，有一个来自美国的教练代表团到北京首都体育馆看球队训练。其中一个叫杰姆·哈里克，他很年轻，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担任主教练。马健从来没听说过UCLA。他并不知道这所学校有着值得夸耀的、在美国大学篮球史上最传奇的纪录，在约翰·伍登教练的指挥下，它曾让人难以置信地连续赢得八十八场比赛，连夺七次NCAA（全称是National Collegiate Athletic Association，全国大学体育联盟，共有一千二百五十个成员，几乎囊括美国所有具规模的大学。内部再分为Division Ⅰ、 Ⅱ、 Ⅲ一共三个级别的联盟，其中Division Ⅰ包括三百多所学校。跟NBA那些专项职业联盟不同，NCAA包括了篮球、足球、排球、高尔夫、游泳、田径等绝大多数的体育比赛）冠军头衔，并培养出了比尔·沃顿和卢·阿尔辛多这样的篮球巨星（后者更具知名度的名字是卡利姆·阿布杜尔·贾巴尔）。马健也没有看过一场NCAA的比赛，可他还是认为：“这对我是个很大的机会。”
不过，哈里克和他的同事们来中国的目的是寻找巨人球员。国家队有两名球员身高2米13，还有两个超过2米08，哈里克的目光似乎被他们吸引住了。中国队的老教练蒋兴权，看上去对美国人的出现并不怎么高兴，于是安排队员慢慢地跑了几个战术，他并不想让美国人看到什么。马健的队友也觉得没有理由打得那么拼命。中国的专业篮球选手连国内的大学都没有进过，他们怎么可能会到美国去上大学呢？
第五章 NBA之梦（6）
训练中途，哈里克走上前询问球员们能不能试着来几次一对一，这种个人之间的比赛与中国传统的篮球理念是相背的。其他中国选手都觉得有点为难，但是马健发现了自己的机会。“我鼓足勇气站了出来，”他回忆道，“他们都把注意力集中到了大个子身上，但是不管在外线还是内线我都从他们身上取了分。我从来没有放弃过。”
训练结束后，哈里克跑过去和马健交谈起来。“我听懂的唯一一个词就是‘美国’，”马健说，“我那时还不会说英语，但是我明白他的意思：他想让我去美国打球。”一个月后，马健收到了一份来自UCLA的入学申请。哈里克向这个十九岁的年轻人提供了一份全额奖学金。马健的教练强烈反对他去美国打球。他们说，不管是国家队还是省队都需要他为球队出场。毕竟是国家培养了马健：他训练免费，有免费的房间和膳食，现在每月的收入是一百五十元人民币。他怎么可以认为个人理想比国家事业还要重要？而且无论如何，国家有规定，中国球员在满二十八岁前是不能出国打球的。换句话说，马健必须为国家效力，直到他的年龄符合条件，只是那时他已经超过了上大学的年龄。
但是马健决心很大，他写了一封正式的信，表明了自己的打算，包括承诺他会重归国家队参加奥运会和其他重要的国际比赛。这封信在各个层面的领导那里跑了个遍：从国家队，到国家队训练中心，分管“大球”的部门，省体委，再到国家体委。信退回来的时候，上面已经盖了数不清的印章，每一个都是同样的三个字：不同意。
马健在国家队成长为一个优秀的球员，但随着时间流逝，他不禁觉得无法最大程度地发挥出自己的天分。球队每天训练六到八个小时，总是重复同样的内容。有时候，教练甚至会在周日，他们原来的休息日安排双倍的训练课。没有什么人会对此表示不满，但马健感到了一种挫折感。
“教练，为什么在周日还要训练？”他问道，“我们都感觉有些疲劳了，需要一天调整。”教练对这个明星后卫的大胆行为非常吃惊，还没有一个球员被允许能质疑教练的决定。“我们今天一定要训练！”教练回答，“你觉得如果领导下来看到我们周日还在训练，他会怎么想？他会看到我们一周七天都在训练！那么，即使球队输了，那也不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艰苦训练了，就不会有人怪我们没有努力。”
“他只关心保住自己的面子，”马健后来说，“真正的结果并不重要。告诉我，在这样的思维方式下你怎么能进步？”
在北京一些外国朋友的帮助下，马健开始自己筹划出国打球的事宜。1991年，在国家队到菲律宾和当地全明星队打比赛的时候，他在第一天谎称自己背部有伤——然后第二天一早偷偷地接受了他申请进入UCLA所必需的入学评估测试。“我的脑子一片混乱，”马健说，“我不认识英文，于是就随便挑选答案。我想数学做得还不错。”
当马健中午回到酒店时，球队的领导正在大堂等着他。
“你去哪儿了？”球队最高领导杨伯镛问。
“我只是去找了个医生检查了一下背伤。”
“为什么不去找队医？”
“因为我想找个专家。”
此后一年，国家队曾四次到国外比赛，每一次，队里最好的年轻选手都被神秘地留下了。马健说：“大概是怕我就此不告而别吧。”
然而，马健还是等到了出国打球的机会。他的一个亲戚——那个亲戚的职位要比国家体委的官员还要高——负责检查和审批人们的出国申请。1992年6月，马健得到了自己的个人护照，此后不久就收到了美国大使馆给出的学生签证（他的专业是中文）。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