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摩天大楼（按照三十层以上来定义），每二十四小时就有一幢高楼（八楼或八楼以上）。这些充满想像力的玻璃幕墙大楼挤走了众多有历史意义的街道弄堂，把居民送到了郊区新建的卫星城。甚至姚明少年时曾经训练过的徐汇区少体校体育馆，也在1996年被推倒，取而代之的是一片三十层的居民楼。但是上海很少有人会对过去表示惋惜，因为这座城市——以及一个国家——正飞速向未来前进，她们的骄傲与命运把“现代”和“发展”，变成了汉语里最受人珍爱的两个词。
当然，那些词汇在耐克的耳朵里不亚于是仙乐。1997年时，公司鲜明、现代的风格已经广为人所接受，一些电视台甚至免费播放耐克的飞人乔丹广告，用这个作为吸引其他广告商的诱饵。然而，球鞋的销售量增长得还是很慢，一些耐克的经理们开始想要推出更多本土明星来激起人们的爱国热情。但是，耐克怎么才能在将近半个世纪里都没有一个真正英雄的国家里，凭空造出一个呢？
耐克的第一步是和王治郅以及两位国家队队员——老将组织后卫阿的江和得分手胡卫东签下史无前例的个人赞助合同。这份一年合同根据国际标准来说是很廉价的——差不多一年几千美元和一些实物赞助——但这差不多就使他们的年收入翻了个倍（王治郅收入的增加比例则还要大，因为他新秀赛季的收入只有几百美元）。更重要的是，这份合同在中国体育的盔甲上砸开了一道裂缝，这种个人英雄的地位提升，在很久以来都被视为是不合国家宗旨的。罗兹劝说刘玉民，资金不足的篮球管理层一定程度上可以用类似合同作为一种管理手段。“中国的官员们一直在寻找一把管理球员的利器，以此来激励、管理、惩罚和奖励他们，”罗兹说，“我们想让他们明白球鞋和个人合同能够成为这样一种工具。”这是不平凡的一步：代表资本主义的耐克一下子成了社会主义体育系统的一部分。
第六章 新一代传教士（7）
1997年早期，耐克推出了一系列以三名中国球员为形象代表的平面和电视广告。名为“本土英雄”的商业活动是为了激发中国人的自豪感而设计，罗兹对这种结合了本土明星和鲜明的美式广告的宣传方式非常自信，认为必定能够在中国民众里赢得共鸣。在王治郅出演的广告里，这个2米16的军人像座山一般把每一个飞向篮筐的球扇飞。画外音响起：“最高的山峰并不都在西方。”
不过中国人并不买账。“反馈回来的观众调查都是：‘假的。’”罗兹回想道，“他们都说：‘我们知道运动员在耐克广告里都必须是真正的明星，那为什么你们要欺骗我们？’我们被震住了。”耐克很快撤下了“本土英雄”活动，重新采用不会引起争议的迈克尔·乔丹和“真正”的NBA球星为宣传形象。“很明显，”罗兹说，“中国球员在世界舞台上没有竞争力的概念，在他们中真正有人能去NBA打球之前是不会消失的。”
这个任务在目前对罗兹来说是一片迷茫。他必须找到并且培养一个有天赋的球员，并指给他那条通向NBA的漫漫长路——还要让他一直穿着耐克的鞋子。第一个进入NBA的中国人必然立刻会成为一个偶像，这种真正的本土英雄，将把耐克的福音带到这个古老国度最深处的每个角落。如果这种概念是在三年前，没有职业联盟，没有前途远大的新人的时候，罗兹会完全地陷入失望中。但现在他已经认准了不止一个，而是两个能以成为NBA球员为目标的巨人少年，那就是王治郅和他年轻的仰慕者——姚明，当然条件是如果他们能有最好的训练和比赛。把他们两个都引入到NBA所能得到的潜在回报将是巨大的。“一旦一个中国球员加入了NBA，”罗兹说，“这个市场就会大爆发。”
但前提是，罗兹的计划本身不出问题。然而现实是，哪怕在CBA之内，交易或者转会都是不允许的；球员在同一支球队从进队一直待到退役。除了马健理想化地奔向NBA外，还有两个很快破灭的NBA之梦。1987年，亚特兰大老鹰队用他们最后一个选秀权挑选了身高2米03的宋涛；1996年，奥兰多魔术队向射术精良的1米98的前锋胡卫东提供了一份十天合同。这个建议看上去都更像是噱头而不是真心想得到他们，两位球员也都没有在NBA露面，而表面原因是伤病。仅有的在海外打过球的中国球员是女队员郑海霞，身高2米03的巨无霸中锋在WNBA洛杉矶火花队打了两个赛季。可是，当1995年郑海霞得到允许出国时，她已经二十八岁，接近了职业生涯的尾声，脆弱的膝盖让她无法恢复昔日的神勇。要说服中国的领导们放王治郅和姚明去美国，需要更高层次的关系。罗兹和刘玉民的关系很好，但是她的影响力在因为与国家体委就建立一个有竞争力的篮球联赛发生冲突后，就逐渐减弱。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她被降级，这场危机也使耐克把它在中国的员工从三百二十五人减到七十五人。罗兹需要一条新的权力通道，于是他雇佣了几个能打通关系的本土员工。在北京，一个叫夏松的冲劲十足的体育大学毕业生成了耐克与政府的联络员。利用一些小技巧加上亲属联系，夏松逐渐与主管篮球的领导和部队方面建立了很亲密的关系，两方面的情况都让他确信王治郅——还有中国——都非常忠诚。
在上海，罗兹开始倚重一个说话温和的上海本地人沙伊峰（英文名叫Frank）。1996年秋天，这个身高1米88的前高中和大学篮球选手开始在耐克实习，但是直到一年后罗兹才逐渐注意到他。1997年秋的一次员工会议上，罗兹就耐克应该怎样在姚明身上占得先机大声寻求建议。
“有什么主意？”他问。
房间一片寂静，然后沙伊峰第一次开了口。
“姚明是我的一个朋友，”他平静地说，“我和他一起长大。”
“什么？”罗兹惊呼起来。
“我父亲过去是他母亲的教练，”沙伊峰解释说大方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刚进上海队时，曾在他父亲沙风翱指导下打过球。“姚明一家在体委宿舍就住在我家楼下。他还很小时我就带着他在走廊里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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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新一代传教士（8）
“你不是在开玩笑？”罗兹问。
沙伊峰摇头。
“弗兰克，你到现在已经为耐克工作了差不多一年，”罗兹说，“你以前怎么从没和我说过？”
“你从没问过。”
从那天起，沙伊峰的文件夹里就多了一项新工作：加深他和姚明的友谊。在那段时间里，沙伊峰作为耐克的篮球事务代表要承担很多其他职责：协调公关事务，完成签订的合同，甚至帮助市场部制定战略。但他最重要的角色是和每一个篮球层面的重要人物建立关系，从最上层的领导到俱乐部的老板再到正在崛起的未来之星。
建立关系很自然成了他的工作。虽然只有二十多岁，比绝大多数的体委领导都要年轻，但是他的运动员背景——还是前上海队教练的儿子——使他成了俱乐部的一分子。在体育圈，和中国其他的商业圈子一样，关系很少是在会议室里建立的，更多是在饭店和正在全国各地蜂拥兴起的夜总会里。在CBA赛事后，教练、老板，还有一些老队员常会去灯光昏暗的夜总会和卡拉OK吧，在不受干扰的VIP包厢里交际、消遣。沙伊峰虽然年轻，但从来没有让这种交际变得过分或者出轨，可是这样的娱乐帮他建立起了远比在电话里交流更有价值的关系。
让姚明和他的父母高兴的还有沙伊峰的职业。从他和姚明过去在宿舍外走廊一起玩的时候起——沙伊峰记得那时刚会走路的姚明非常顽皮——他就像是姚明的老大哥。现在，十五年过去了，沙伊峰依然扮演着这个角色。他每天给儿时的朋友打电话，一起在训练后玩电子游戏，带姚明出去吃饭——一般都是去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在上海开始流行的美式连锁餐厅。姚明在硬石餐厅（Hard Rock Café，著名的连锁餐厅，以美食与音乐相结合为特色）开始喜欢上美国风味的牛排，托尼·罗马（Tony Roma’s是一家美式连锁餐厅，以肋排闻名世界）的烤小牛背排，还有后来星巴克的法布其诺（Frappuccinos）咖啡。沙伊峰经常也会邀请姚明的父母一起出来，亲切地和他们谈起耐克希望帮助姚明得到更高水平的教练指导和比赛机会。
通过沙伊峰的关系，耐克能够直接接触姚明和他的家人，而不再需要通过上海重重的体委机构。“外面人看来这可能像是一个阴谋，”罗兹说，“但是我发誓，姚明最好的朋友为我们工作是纯粹的巧合。”
耐克和姚明一家的接触表明，在中国，个人和国家之间的力量均衡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过去，没人会费尽心机地和篮球选手以及他们的家人建立交情，因为他们根本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可现在，中国的父母开始更多地握有自己孩子将来的控制权，尤其是在上海这样的地方，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才有经济前景。大方也许无法阻止自己唯一的儿子被选进体育领域，但她还是能够决定用自己的力量，去做任何帮助姚明打造自己生活的事情——而耐克帮她认识到那会是什么样的生活。
1997年，罗兹建议把姚明带到巴黎，参加一个聚集了欧洲最好的年轻选手的耐克欧洲训练营。或许是想起了自己二十多年前那次大开眼界的巴黎之行，大方认为这种经历能拓宽姚明的视野。但是她以前老领导朱勇的继任者没有支持这个计划。上海体育局副局长姚###认为巴黎之行是“缺乏实际意义”的。他告诉大方，那里不会有真正的教练，此外还认为像大方这样一个老党员怎么会让一个眼里只有钱的跨国公司，去影响到自己的儿子。
大方这次没有退让。她告诉领导，耐克的训练营会让十六岁的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