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非常敏感地把旧词“落后”换成了新词“欠发达”。第一世界认为，第三世界没有欠发达地区那么多的穷人。西方以外的国家也不再有殖民的依赖关系，它们可以凭借自己的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这一信念表明发展只是几步之遥。
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西方国家的参谋们建议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拉丁美洲，如果它们专门出口原材料——牛肉、食糖和黄豆——并且从西方国家进口制成品，那么它们可以很好地积累发展所需的资本，因为贸易条件正在向有利于它们的方向改变。这种情况根本不会发生，因为制成品需求推高的价格远远超过了原材料需求带来的价格上涨。所以核心工业化国家的经济会繁荣发展，而周边国家的经济却仍旧停滞不前。劳尔普雷维什（RaulPrebisch）、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Wallerstein）和安德鲁冈德弗兰克（AndrewGunderFrank）提出了依赖理论，回答了某些国家为什么没有或无法实现现代化的问题，他们认为第三世界的落后是源于第一世界的决策。欠发达不是一个阶段，而是永久状态，是经济赢家运用政策的蓄意结果。现代化是虚构的怪物，并非不可避免。先进的工业强国鼓励第三世界的国家和地区在世界经济中寻找自己的有利位置，是要它们永久地停留在外围，是要它们永远无法摆脱依附的地位，除非它们退出这个胜算不大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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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赖理论的理论家建议外围国家进行彻底的改变。它们应该对外界提高原材料的价格，并且开始自行生产一直进口的制成品。这种进口替代计划可以制止西方国家的剥削，而且可以节约宝贵的外汇资金。他们还强烈暗示，欠发达国家不可能积累出足够的资本，从而实现经济发展的飞跃。一些拉丁美洲的专家跟踪调查了区域问题，他们认为这是美国经由CIA和跨国公司操纵的剥削，这个说法成为依赖理论的一个阴谋注释。2000年，阿根廷采用了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货币政策，经济出现了回退，这进一步证明了美国的险恶用心。由于鼓励国家大举借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受到了牵连。外围国家能以有利的条件进入世界市场的想法似乎就这么死了，直到东亚国家证明了这个想法确实可以实现。i米i花i书i库i ；__
中国香港、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韩国都证明了依赖理论的错误。它们的经济起飞依靠的是自己，而且它们还实现了自我持续的经济增长，用30年的时间完成了日本100年所做的事。中国台湾和韩国的成功发展源于土地改革，这一步骤得到了美国的大力支持，美国通过援助计划对台湾地区和韩国领导人施加了强大的影响。只是把土地所有权从悠闲的精英手中转移到劳作的农民手中就产生了许多深远又持久的后果。农作物产量上升、食品价格下降，大众购买力提高。来自于新地主的税收收入可以用来购买化肥和设备，而且农民的教育项目也在不断增加。与17世纪的英国一样，农业改良后，不再需要那么多人务农了，多余的劳动力就可以流向制造业等其他行业。土地改革创造了更为平等的财富分配方式，降低了农村激进主义的可能性，同时也逐渐消除了老派土地精英反对现代化改革的声音。更少见的是，新加坡、中国台湾、韩国和中国香港相对公平的收入巩固了不断壮大的工人阶级的支持。我很想知道，如果阿根廷和墨西哥采取类似的土地改革，这些国家的经济会发生什么。
更为重要的是，1950~1953年的朝鲜战争把一大批挥霍者带入了太平洋航运的贸易天地。比如，现代集团（Hyundai）的创始人郑周永（ChungJu…yung）在美国的武装部队中为他的建筑和汽车维修两项业务找到了好客户。郑周永出生于朝鲜贫苦的农民家庭，他在日本占领期间就展示出了无畏的性格和做生意的天赋。随后的几年中，现代公司用日本的组件组装汽车，并且踏入了国际工程建设领域，开始建设高速公路、港口、核电站和造船厂。
起初，美国像对待日本一样支持这些国家的民主，但是朝鲜的侵略使美国决策者的态度向右急转。他们为了换取新加坡、韩国和台湾地区坚定的反共立场，接纳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专制政权。尽管如此，经济效益还是随之而来。1960年，新加坡成为美国第七舰队的主要驻地，不只是它的船舶基地，还为其提供修理、休息和娱乐的场所。除此之外，美国从未动摇过它支持经济发展的信心，它向韩国和台湾地区输送了资金和专家。亚洲四小龙都有由技术专家和市场拥护者组成的政治核心，他们凭借压迫和镇压，使他们的政治编好隔绝了国内的批评。这些国家还发展了并肩作战的共产主义邻居，帮助它们的领导人压制异议。在他们的操控下立法机关一直处于弱势，政治行动的空间因此留给了强势的管理者。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韩国和台湾地区日趋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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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崛起的过程中，四小龙拒绝了进口替代政策，它们决定促进出口。“决定”是个正确的字眼，因为它们的政治领导人确实是这么考量和规划的。在任何情况下，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国内市场都很大，可以支撑它们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所需的经济规模。经历了最初的失败以后，这些国家建起了自由港口，成了“超级出口国”，它们的出口从传统的服装、纺织品和鞋袜开始，然后转向了计算器和彩电等消费电子产品。韩国甚至还生产钢铁产品。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习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放开了进口商品的市场。到1980年，这些国家的出口在它们GNP中的占比都超过了50％，与之相比，美国的仅为8％，日本的仅为16％。变成出口国自然也需要资金和工人。因此，这几个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密度成了它们的资产，它们的人民愿意学习劳动密集型产业复杂的生产流程所要求的技能。这四个国家或地区的国内储蓄率一直保持在很高的水平——约20％，所以一旦做好了准备，它们对外国援助投资的依赖就会越来越少。它们特定的优势组合虽然不容易复制，但是蓝图却非常清晰：出口、教育、创新，在世界经济中找到自己的有利位置。
因为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和韩国是在同一时间、同一区域内成功——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是20世纪50年代，新加坡和韩国是20世纪60年代，所以，它们的相似之处似乎比它们的差异更为重要。当然，差异也值得注意。香港在1997年回归中国以前一直由英国进行殖民统治。1965年，新加坡从马来西亚逐出时还是贫穷的城市。现在，新加坡之父李光耀（LeeKuaYew）在评述新加坡的巨大成功时，称其为“第三世界区域内的第一世界绿洲”。对香港也可以说同样的话。朝鲜半岛与越南、德国的共同点是它们都曾分裂为共产主义和非共产主义两个部分，但是朝鲜半岛又不同于德国，因为它现在依然是两个国家。台湾是中国的一个岛屿省份，它的生存环境也很危险，1949年，共产党夺取了中国的政权，逃离大陆的国民党在台湾执政了很长一段时间。新加坡坚持专制，整合了最多样化的人口，包括中国人、马来人，还有信仰天主教、印度教和锡克教的印度人。而其他三个国家或地区的民族人口则比较类似。
在中国香港、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韩国的非凡成就中，天时、地利和运气发挥了部分作用。两大工业巨头日本和美国对亚洲四小龙的成长也有积极的影响，20世纪60、70年代，它们的GNP年均增长7％~9％。日本和美国两个“甜心老爹”为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的产品提供了大市场，还为它们注入了投资资本。亚洲四小龙赶上了消费电子产品和电脑行业爆炸式增长的热潮，部分是因为日本当时正在挑战美国的统治地位。美国德州仪器公司（TexasInstruments）在台湾设立了它的半导体海外组装工厂。过了没多久，美国就开始从台湾进口较小的外围设备和组件。台湾也生产主板、显示器、键盘、扫描仪和笔记本电脑的主要外接产品鼠标。香港和韩国也开始投入这些生产流水线的运营，尤其是韩国的半导体生产线。新加坡在美国主导的个人电脑市场上找到了自己的定位，成了大部分美国电脑磁盘驱动器的供应商。韩国和台湾的出口生产则更多地转向了消费类电子产品等技术密集型产品，因为在20世纪60、70年代，这两个国家或地区已经培养了一批消费电子产业熟练的劳动大军。
这些国家制定了远景规划，尽管时有混乱，但是它们很幸运，它们享有的秩序与和平使它们的规划可以不断完善，逐渐成熟。这些政府在公用事业和通信系统上的大量投入避免了困扰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瓶颈，它们不会因为糟糕的交通延误生产场所和航运地点之间的货物流通。虽然新加坡的严酷法律令人胆寒，但是它的法院能保证公平有效的执法。由于政府指导和自由市场动态的独特结合，这些国家或地区使许多经济预测抱愧蒙羞，不平等伴随经济发展的想法也因此备受尊崇。这些国家或地区极大地受益于技术突破创造的利基市场。韩国现有人口4800万，GDP排名世界第十一位。甚至亚洲四小龙的邻国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度尼西亚也都很有发展前途。
经济发展改变了传统宗法社会中的女性生活。性别比例的失衡说明了这些亚洲国家的家庭偏爱男孩的程度。只要超声波允许孕妇知道胎儿的性别，堕胎妇女的数量就会爬升。男孩和女孩的正常出生比例是105∶100。近些年，中国的这一比例已经高达120∶100，其他的亚洲国家也差不多。大多数亚洲国家的官员坚决谴责这种做法。印度甚至通过法律来阻止，如果一个医生或护士告诉孕妇孩子的性别，那她就触犯了法律。不过，人们普遍还是会违法。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