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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大约四点多钟，一觉醒来，只觉得头像锯齿锯着一样疼，边疼边想，这是在什么地方，依稀想起，我们已经来到锡都市一天了。也许灌河镇人民觉得他们的党委书记为了全镇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正在昼夜操劳的时候，原来是喝了一整天的酒。再想想锡都市经济开发总公司的崔玉甫老总的热情，就觉得这热情特有名堂。我的既定目标是再长他二十万元的承包费，他们接待得这么热情，叫人怎么能说得出口？想到这里，这头就更加不争气，又是一阵子猛疼。大脑一疼，计上心来。六点整，我打床头电话，把一行人全部喊起来，“开拔，挤他热被窝，找石林强去！”路上，同志们不知道我这葫芦里卖啥药，我就对他们明说了：要增加承包费是目的，我们不能只盯着锡都市矿一家，如果只一家长了承包费，我们算笨死了。天塌砸大家，我们是天，不砸两家会行？你们想，崔经理这么热情，叫我们怎么先开这个口？先找石林强去，看他松多大口。
石林强果然在家，一见面就不停地说“失礼，失礼”，低声下气地陪不是。这人猛一看，没有出众之处，也就是个农民模样。他说话依然是浓重的山西口音，不容易听懂，由于我曾在山西出差搞外调，住过一个多月，对他们的口音已经熟悉，所以完全可以明白石林强的意思。我说，“石经理，我们是多年交道，新结朋友，第一次见面。老弟我是无事不登你这三宝殿，同志们都反映，过去你对灌河的贡献不小。我一上任，就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还需要你的支持。我和崔经理也没有打过交道，昨天人家很爽快，答应给增加承包费，但有一个条件，就是两个矿在一起，要增大家都增，只一家增了，显得没有面子。我想这个要求也不算过分，老兄，请你看着办！”石林强沉吟一下说，“实不瞞你，书记老弟，我在你灌河属于亏赔阶段，实在增不了多少。贺书记你来了，我一定给这个面子，只要他经济开发总公司给，我一定给，你说吧，他准备给你多少？”我一听有门，他不问我要多少，反问人家给多少，显见是在斗气了。我就说，“虽然没有定下来，不会低于三十万吧。”林强一听，急了，“他给三十万，我给十万！”我说，“那就这样定了！”
这时，崔经理打来电话，“书记大哥，咋得罪你啦，找你吃饭你跑了？”我拿着手机跑出去对他说，“兄弟，实在对不起你，我这次来山上是打饥荒的，你那个热情劲儿叫老兄实在没法开口。所以，大清早来挤石经理的被窝了。”谁知崔玉甫说，“大哥，我知道你这次的来意，你刚上任，小弟我就得有所表示。他长治矿就是不出，我也出，他出十万，我出二十万！”我说，“不行，林强说，你以前太沾光了，你这次出三十万，他才肯出十万！”崔经理说，“我的哥呀，你这不是要杀我吗？行，只要下轮承包你多关照，我认了。现在去接你，回市里吃饭！”
剩下就简单了，这事情本来就是囊中取物，没有想到，多了一倍的收获。马万通把已经起草好的协议书填上数字，两家老总和刘镇长签上字就大功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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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委书记 （10）
第十章
县长看香菇问人民苦乐
书记拉硬屎朝金矿开刀
天气逐渐暖和起来，人头逐渐熟悉起来，工作的头绪也逐渐乱了起来。
可能凡是当领导的，主要业务就是开会、会客。在这一段时间内，除了经常接待与灌河有关的县直各部门的人员外，还召开了一系列会议。这些会议，一个中心议题，就是为了搞钱。因为思想上早就有很明确的概念：“无农不稳，无商不活，无工不富”，搞现钱来得快的当然还是乡镇企业，所以，就首先开了乡镇企业的工作会。灌河的企业底子还真不薄，大大小小十五、六个厂，细算一下，就是各厂不盈利，只要满负荷生产，仅纳税这一条，就能够上交国库、填满镇库。因此，大家都知道，新任党委书记肯定会把乡镇企业工作当做重头戏来唱，这会就开得有劲儿了。这一道工作会，各企业经理、厂长参加，一口气开了数天，开成了一个马拉松会议。在开法上也非常灵活，用一句流行的行话说：现场办公。就是带着镇长、抓企业的副职、企业办、金融、财税等部门的有关人员，深入到镇办和村办的滑石粉厂、几个金属镁厂、地毯厂、缫丝厂等，一个一个的听汇报，一个一个的作决策，一个一个的抓落实。开会时做出了不少决策，捏着人家营业所、信用社的头皮往企业注入流资，一时间，厂长经理们信心大增，各个厂都想方设法开工，生产一度红火了起来。
会议开得虽然成功，却根本没有多大成效。此时，经济怪物索罗斯已经席卷东南亚，金融危机的风暴搞得亚洲“四小龙”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我们国家从长远战略考虑，为了香港、澳门的利益，也为了台湾及东南亚各国长远的经济复苏，宣布人民币不贬值，给整个国民经济带来严重的负面效应。出口大幅度下滑，加工业迅速箫条，乡镇企业急剧萎缩。“洞中才数月，世上已千年。”作为一个小小的山区乡镇党委书记，虽然从《新华社内部参考》机密材料中，已经捕捉到这场危机的影响，却还远远没有预料到金融风暴会那么快就对全镇的乡镇企业产生了“多米诺骨牌”效应，更不可能通过国际形势透视和预测本镇乡镇企业的近况和将来。胜利地召开了本镇的乡镇企业工作会后，没想到两三个月的光景就面临着惨痛的失败，全镇的企业全部垮塌下来。
这一天，县长徐泽厚专程来到灌河，一见面就说：“我今天是来看看你这一路诸侯干得到底咋样。”我拉开架势准备汇报，他说，“算了，还是出去看看吧。”我问他看什么，他说，“听说你这里群众的香菇生产不错，就去看看吧。”于是，我们就决定去卧牛坡村看看香菇生产。由于他的奥迪车底盘低，就坐我的普通桑塔纳。路上，他说，“在研究你下乡当书记的时候，曾经有过一番争议，一些常委有所担心，怕秀才难当帅才。大家说，两办的副主任多年都是先干乡镇长，是不是先放在乡镇长的位置上试试？我是力排众议的，我相信你能干好。这一段已经听到反映说你点子稠，干的还可以。”我知道他说的是实话。在我当上这个乡镇党委书记之后，其他常委们从语言间或多或少向我表功时，我表示感谢，反而有点不相信，天知道他们为了我当这个书记是不是都用了那么大劲儿？但我对徐泽厚县长对我的帮助和支持从来没有低估过，所以就一直对这位年轻的有才有德的县长心存感激。
过了卧牛坡村民小组再往前走了一里多路出了点小事儿。由于前几天下了一场春雨，这一小段山路特别泥泞，正巧前边有一台收花生的三轮车迎面驶来，为了躲路，我们的车就靠右边走，一晃一晃，车就歪出了辙子，出溜在路边的斜坡上，轮胎打滑，机器干哼哼，使不上劲儿，再也没有办法上来。司机小勇急了一头汗，一边骂车的娘，一边骂路的娘，边骂边马上去卧牛坡村里找人。没有多大一会儿，一大群老百姓背镐拿锨的涌来，有的修路，有的抬车，把路边群众的玉米桔用了几大梱垫在车底下防滑。到底人多力量大，车很快就解救出险。在抬车的过程中，一个村干部模样的去喊那一台不知从哪个村来的收花生车，要他赶紧走，那人却说，我得给书记的车抬上来再走。徐县长听了十分感慨：“山里的群众真是好哇，又实在，又厚道。这要在平原，别说喊不来人给你抬车，就是有人，也肯定站在一旁看笑话！”
到了郑付安家，看了他的两间香菇棚，让我感到很惊奇，没有想到他种的这么多，长的这么好，收益这么高。郑付安是一个老复员退伍军人，曾经担任过卧牛坡村的支部书记。由于村里的事情越来越不好管，他就干脆辞了职，到这山沟里边劈一面小山坡盖了房子。这一年秋天，正好有一个叫苗乐华的昆阳县人来这里推销香菇菌种，当时，灌河还没有人敢干这种冒险事情。因为灌河的群众都知道，东边的孟坪乡党委、政府前年急于出政绩，在没有任何基础的情况下，强逼着老百姓种香菇，千军万马齐上阵。结果，不但没有成功，家家户户落下了一垛劈柴，基本上没有收入，反而欠人家昆阳县香菇菌种厂一百多万元的菌种钱。老百姓死活不还这些菌种钱，还整天日亲道娘地抱怨乡干部：“要想哭，种香菇，一年赔了俩大猪！”于是，孟坪乡人就传染给了灌河人“种香菇恐惧症”。这个昆阳人苗乐华跑了几道沟，一瓶菌种也没有卖出去。这一天连饭都没有混到嘴里，正在没有办法之时，郑付安热情地接待了他，两人谈到了一块儿，那人就住下来，教他技术。他一次种植成功，当年收回投资并赚了一笔。有了钱，扒了瓦房盖起楼，引得卧牛坡村的群众眼热，有人就起来仿效，但效益一直不如他，郑付安从此远近出了名。看着郑付安春季的最后一茬香菇，个大、匀实，成的花菇多，长相特别好，估计能够卖上好价钱。徐县长就此谈兴大发，习惯性地立刻发表高谈阔论，滔滔不绝，从“农村、农业和农民”这“三农”问题讲到深化农村第二步改革，讲到农业产业化，讲到食用菌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