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出车外，这车从来不敢在县城停留，回政府机关也都是赶在夜里，悄悄地放在车库里。几个月下来，只跑了五千多公里，等于基本上没有动用过。他现在已经当上了副县长，啥也不用怕了，当然又有了新的更好的车坐。我是新去的一把手，车又不是我买的，当然不用怕什么负面影响，毫无忌惮地、从从容容地坐它就是了。
我们一行三辆轿车一辆面包车，一大早在县委聚齐后，就出发了。从县城到灌河镇有三十多公里的路程，出了县城往南走去，不到十几公里就进入了山区。首先在红庙乡的地界上沿着一溜山沟走十几公里，然后爬上分水岭——山峦间的一个豁口。这个豁口往南是长江流域，往北则是淮河流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分水岭。同时，它也是红庙与灌河两个乡镇的交界处。这一天，春寒乍暖，天气晴朗。不仅我这个新官上任，心中自然惬意，就连送我上任的县纪委书记吕士敬、县委办公室的几个同志以及其他几位新调入灌河的弟兄们也都显得特别愉快。上了分水岭，由于没有女同志，我们就都站在路边上，人人掏出家伙痛痛快快的洒了一泡尿，县委办副主任贾同喜说：“老弟啊，大家这一尿，可都是肥了你的领地，你得扎扎实实地感谢我们。”我也打着哈哈说，“你们尿了，我自然承情，但我自己这一泡可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哪。”司机细心，把书记的这句话记了下来，果然在以后的日子里，只要是从县里回来，除非内急得不得了，一般总要到了这里才方便方便。
站在分水岭上，朝东南一望，山峦起伏，重重叠叠，那一百九十八平方公里的山区土地，就是灌河镇了。到这里当一把手，好像有点命中注定一样。算起来，我已经两进灌河了。想当年，我在高中读书时，正值文化大革命中期，学生们根本没把上课当成一回事，整天学工学农学人民解放军，还要经常性持久性地批判资产阶级。有一种学军活动叫“拉练”，大家背着背包，扛着红缨枪，有时腰里还别着两个木头手榴弹，当时的自我感觉是挺威武雄壮的样子，多年以后，想一想有点不伦不类滑稽可笑。每次拉练大家都按照营、连、排、班的军队建制，在学校革委会主任的带领下，呼着口号，踩着鼓点，出了学校，跑上两天，借此锻炼革命小将们的革命意志。正是因为有这种形势，我才有缘第一次到了灌河。当时是秋天，学校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野营拉练，全校师生雄纠纠、气昂昂地从学校所在地发集镇出发，一路向东南，沿山摸岭到了灌河。跑到那里以后，我们这些从未出过远门的青年学生们，才惊奇地发现，原来山的后边还是山。从那以后，学校再也没有带领学生去过其他乡镇（公社）。第二次进灌河是我刚调入县委办公室没几天，县委书记为了搞到第一手资料，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要求有关部门组织一次大型的调研活动，由县委办公室牵头，抽了政研室、农经委等几组笔杆子，在全县选山、岗、平三种乡镇，搞“关于农村服务体系的现状和对策”的调查，我和政研室主任张立、县委办老同志孙成志三个人到灌河调查，一住下就搞了九天。后来也曾经下乡过，至多住一个晚上，从来都没有突破过这个纪录。由此可见，我与这个灌河确实有缘：从全体同学“背着枪”占领这里，又到我们“掂着笔”评说这里，最终由我来统治这方水土，运用高等数学进行概率分析，就是一件既偶然又寓于必然之中的事件。我站在分水岭上，心里竟然有了这么一些莫名其妙的感慨。
小车进到政府院，有人放了一挂相当长的鞭炮。在清脆的响声和剌鼻的硝烟中，弥漫着一种迎娶新媳妇的味道。院子里和前楼的二楼上站满了人，显见是欢迎，也许是新鲜。党政办公室主任王世贵、通讯员小马以及其他一些同志，忙不迭地接住东西，一直到了后边大楼的一楼东头——我的卧室。据说，这是一般机关里不成文的规矩，一把手总是安排在左边上首位置。事实上，真正懂得风水的人说，要是一个四合院的话，单位的正头头应该位于西北角，因为这里是所谓“八卦”的“乾”位，乾为阳，为天，为大，为主事的当家人。西安武则天墓叫乾陵，就是因为位于西京城的西北方向。所以范城县的历任县委书记习惯上都是住在县委大院的西北角，到了镇里，竟是这么个讲究，叫我觉得可笑。不过前任都是这样的，并且副县长都当上了，显然没有什么妨碍。好在后边这个院子也就这么一栋通体三层楼，也许是不能按“周易”、“八卦”上讲的那样去分析问题，按农村酒席上的坐法，左边真的为上了。说起这些，且不要以为当官的这么心细，这么琐碎。其实，在各级办公室里干过的人都知道，自上而下，凡是当官的都犯这种毛病，大家在文件名单排列上、大会座次安排上、出行车辆顺序上以及酒席编排坐位上等等没有一个不像女人们那样心细，有一股大家心照不宣的官场规矩和迷信，有时神经兮兮的，并且小肚鸡肠。
住室内一切已经准备停当，连炭火都已经燃好。在乡镇，寝办当然是合一的。副职们一人一间房子，只有书记、镇长是每人两间锁式，一明一暗。我的房间，因为是在一楼，前边大树遮荫，后边有高墙挡风，结果风没有了，光也跟着没有了，办公室里大白天也得开着电棒才能够看清东西。好在乡镇的一把手没有几个是能够整天趴在屋子里看材料的，看清看不清没有大碍。暗间卧室里，床铺已经铺好，而且他们想得非常周道，连单、棉拖鞋，红黑两种皮鞋油及刷子等等都准备得十分妥当。外边办公室里，崭新的办公桌很大，是所谓的老板桌，还配了大约是人造革质料的老板椅。这一次从计生办主任提拔成的党委委员赵飞鸿笑着说：“贺书记，这桌子是我们计生办给你买的，我为这事请示过刘镇长，刘镇长说，嗯，这回算你学能了！得到他这句话，我们马上就跑到鸭阳买了这一套桌椅，也不知你喜不喜欢？”大家都笑道，“行，飞鸿，新书记一到，鸟枪换炮！”
稍事休息，已经安排好的全体机关干部、镇直负责人会议就开始了。我让县委办贾主任一干人等，留在我的屋里吸烟、喝茶、烤火、说笑话，就和吕士敬书记在刘镇长的引导下去了机关大会议室。我请吕书记居中坐，吕书记说什么也不干，并且说，我今天就是代表县委来给你扶到正位上的。我们在台上叽叽喳喳的时候，底下也是叽叽喳喳的。我往下面一看，好家伙！一百多号人，黑压压的一片。前两排是副乡级以上干部，有一、二十个，后边的便是镇中层以上干部和机关工作人员。人们都比较精神，也许是对新上任的一把手有一种强烈的新鲜感吧。会议由刘春亭镇长主持，吕书记郑重地把县委任命我任灌河镇党委书记、县武装部任命我为灌河镇民兵营教导员的两个短文很快念完后，又对我做了一番政治思想、工作能力、为人处事等方面的突出评价，要求大家配合我干好灌河镇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事业。接下来，该我发言，当着县里领导，我以为不宜多说，就简短地表了个态，交待刘镇长，由他召集，晚上开一个党委扩大会，会议就散了。
从会议室出来，还没有走到住室，突然，从一棵树下窜出来一个五短身材的小老汉，“扑通”一声跪在我的面前：“书记呀，你可得给我做主哇！”大家急忙把他拉了起来。我仔细一看，原来这人我认识，是个上访老户。他经常往县里跑，有时还去县委办公室找我的同僚、他的老乡宋秘书诉苦。因为经常见到他，我就认得了这个老头。不过，虽然那么多次见过他，因为他不是找我的，我就从来没有了解过他上访的内容到底是什么。这个时候，我当然不知道他究竟要叫我给他做什么主，同时也不想让他给缠住，心想先稳住他再说。我就叫他：“方结实啊，我们是老熟人了，我今天才调到这里，时间还长着哩。你看，现在我还陪着县里的领导，你改天再来找我行不行？”谁知能一下叫上来名字的这一招还真管用，他抬起头仔细一看，“原来新来的书记是你呀，好好好，我改天再来找你！”说着，显出一副见到熟人的样子心满意足地走了。王世贵对我说，“不光是这老头，这几天，石盘沟的孙国禄、苏国华，果子峪的老吴太这几个上访钉子户都天天来‘上班’，等着见新来的书记解决问题哩，你不要理他们，再来了我们挡着！”我问世贵，“还有没有其他集体访的苖头？”世贵说：“怎么没有？长胜寺、石楼、兰家河等几个村都在闹着哩。”我说，“哦，看起来，咱镇的水土怪硬嘛。”大家都笑了起来。
政府招待所离机关较远，出了机关大院顺着大街往西差不多有里把子地，我们边走边看，一街两行，店铺林立，比较繁华。满街的门面上春联醒目，说明年味还没有过去。对于干部们从大街上大摇大摆地去招待所，群众们习以为常，没有人盯着看，流露出什么异样的眼光。对于我这个新上任的党委书记，老百姓也许并不关心，“城头变幻大王旗”，是小镇上常有的事情。反正一时我也看不透群众有什么心态，对自己能否干好这个书记多少欠缺点把握，只是在心里充盈着一点近乎神圣的使命感，那种从小就经常出现的“平治天下，舍我其谁”的所谓英雄气慨，在这时候不知怎么就从丹田里向外发散，向上直冲百会、上星，向下周游足三里、涌泉，好像气功大师打开了大、小周天，整个身子都发生了人们看不到的膨胀。忽然觉得自己原来空怀壮志，至止到了不惑之年，才算真正有了用武之地，真是人生无常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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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委书记 （3）
第三章
扳指头点将细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