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委书记- 第36部分

　　通过到省水利厅、水利工程设计院、鸭阳市水利局、水利工程设计院以及到范城县水利局有关单位不断地跑，我们搞清楚了许多关于国家工程方面的知识。也终于明白了朝什么地方跑，跑什么，怎么跑的问题。对于国家级的工程项目，首先是主管部门进行规划设计，确定出工程的子项目，搞出实施总方案，再分子项进行预算，最后搞出总预算。比如这孤石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就是中原省水利厅搞了多年的规划设计以后，由省计委立项，报省政府审批的。在灌河镇实施的移民、河道治理和道路整修项目，仅仅是孤石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的辅助工程。当我以乡镇主要领导身份跑这个项目的时候，这些项目已经固化，大有不可变更的劲头。所以，一开始接触上边的设计部门，人家搬出许多设计方案让我们看，想改什么，减什么，添什么，都是不可能的。但我们也了解到，作为工程的静态预算，在实施过程中，还一定要有动态调整。也就是说，事物都是在发展变化之中。只要与具体负责施工的部门首长搞好关系，变更和增设项目都是有可能的。根据我和广胜以及班子多次研讨，感到，灌河这一块，跑的方向应当集中在三点上：一是增设项目，只有增加了项目，才能增加投资，多要回一点钱来；二是护河堤定位，原设计方案只是在接近孤石滩水库的水口处才有工程项目，我的目的则是，既要保这些项目，更要在镇区搞出更多更长的河堤。三是灌河交通桥项目，原来把这座桥设计在镇区的下游处，两边无路无人，对于灌河镇区长远的发展没有任何实际意义，这在当时申报项目时，他们肯定没有从发展的角度考虑问题。作为现任全镇的最高首长，我必须转换眼光，从长远战略出发，不能搞劳民伤财的事情。

　　上述这些要求，刚开始跑的前几次，越跑越觉得泄气，设计部门搬出《设计法》来，说什么也不肯变更设计。我就想，既然是已经确定的不可能变更的东西，再跑还有什么意义？等着开工就是了。但我们实在是不甘心，跑着跑着，就有了新思路。想出的对策是，让“你的计划赶不上我的变化”，你们搞的东西，都是十几年前的设计，我要想办法让你规划的地形、地貌都变了，设计自然成为一张废纸，逼着你不得不改。至于增设项目，更是要据理力争，宁可不搞你们的项目，也要符合我灌河镇的实际需要。

　　于是我们做出决定，在他们还没有定下最后的施工方案之前，抢先修筑河堤，先定河堤，再以堤定桥。所以，在第一年的冬季农田基本建设中，我和同志们仔细推敲，决定顶着县里和省里的压力，不搞花架子工程，只搞一些道路的整修，然后集中全镇之力，在镇区河道的对岸，建一条崭新的道路，内部的护坡就等着孤石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的资金到位。同志们有些疑虑，我给大家说，这个险必须冒，如果不干，我们将遗憾终生！命令一下，就转化成了千军万马的实际行动。那一场只搞了三天的突击战，想一想一生都感动。多少年来，老百姓早已丧失了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积极性，原因就在于那不是人们真正愿意干的活儿。这一场会战，我明确提出要求，要在这里给灌河建设出的一道靓丽的风景线！这个要求引起了全镇几万名群众的拥护，分配到各村的任务，没有任何怨言，几十里外来这里干活的群众形成了人山人海，大家起五更，打黄昏，啃干粮、喝河水，三天就搞成了一条近四公里长的大河堤。

　　有了这条河堤，在最后确定项目时，我就多次去请那些“死毬犟”的水利专家们来灌河实地考察，通过现场办公、酒桌办公、物资办公和经济办公，让他们一个个臣服，终于同意了我提出的所有要求。其中最主要的有两条：一是关于灌河大桥的定位，我们经过力争，简直是斗争，最后迫使他们不得不同意变更设计，把桥修在街道正对的中心处。多年以后，人们都说，这座桥，使灌河镇拉大了框架，留下了很大的发展空间，当时就见效，给下任书记留下了炒作地皮的机遇，让他在解决经济困扰的燃眉之急时，找到了一条行之有效的办法。二是加固河堤工程，已经找不到了图纸上设计的地形地貌，迫不得已必须按我们自己修筑的成坯工程进行加固。项目更改以后，投资金额也有了重大变化，由原来的250多万元，一下子增加到近500万元，差不多翻了一倍。这一喜讯，叫灌河人民整整高兴了两年时间。

　　春天的季节，一般都是各级干部开会最多的季节。县以下这一块，没有很长时间的“两代会”，主要是开一些工作型的会议。先是各种总结表彰会，后是一些业务工作会，或者是二合一会议。这些陆续召开的会议，有些是重要的，有些是多余的，有些是加压的，有些则是轻松的。作为乡镇的党委书记、乡镇长，最喜欢开的是一些总结表彰会，大多数都是县里职能部门召开的，往往有一定数额的奖金。不管乡镇的书记、镇长参加与否，只要奖到了你这个乡镇头上，党委书记、乡镇长肯定有份，“这些成绩的取得，都是各级党委、政府领导的结果”嘛，所谓“党委政府领导”，得看谁在领导党委、政府，结出的果子，党委、政府的头头就自然而然地先吃、多吃。所以，一个春季，从表彰会上，就可以捞到不少零花钱。

　　不管上边如何开会，乡镇的工作各有自己的规律。“乡镇干部两台戏，计划生育宅基地。”尤其是这计划生育工作，属于“一票否决”的项目，搞不好就有摘掉乌纱帽的可能。所以，各级领导都是十分重视的，唯恐出乱子。

　　计划生育政策是我们国家最厉害的政策，之所以厉害，实际上是因为矫枉过正。记得小时候，我们读介绍伟大祖国方面的文章，常常以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而自豪。那时候，国家采取的是奖励生育的政策，生了孩子，还要补贴布票、红糖票，生的孩子多了，可能成为英雄母亲。乡下的两个孩子相骂时说，“给你妈的屄‘择择’（劁的意思）！”谁知过了几年，竟成为现实。“六亿神州”很快增长到九亿人口的时候，有一个叫马寅初的中国学者，借一个叫“马尔萨斯”的外国学者的人口理论，建议国家施行计划生育政策。此言一出，不合时宜，本土的老马因为“理论反动”被整得死去活来，西洋的老马因为“反动理论”遭到口诛笔伐。等到毛主席下世以后，人口增长过快过猛的情况才得到了中央的高度重视，对人口生产开始进行严厉的控制。对于广大的中国人民来说，最难控制的不是生育多少，而是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穷”和“生”伴生在一起，越穷越生，越生越穷，如此循环往复。因此，治乱世必用重典。在改革开放以后，唯有计划生育工作在全国上下，最具有威摄力。各级喊出的口号就很吓人，什么“男人带套，女人带环，领导带头”，什么“撒下计划生育的天罗地网”，什么“宁可抓错一千，决不放走一个！”什么“一户超生，十户联保”，什么“要把超生户罚得倾家荡产”等等，层层下达“抓大肚、刮宫引产”的硬指标，动不动就抓人质，抬东西，挖粮食，扒房子，尤其是抓人质，往往不抓婆婆，只抓娘家妈，更显得生女儿太窝囊。随着处罚的不断升级，成效才逐步明显起来。

　　乡镇一级一直处在计划生育工作的前沿阵地，计划生育工作不仅成了乡镇工作的硬仗，也是乡镇政权可靠的财政支柱。大家浴血奋战，津津有味地抓了一、二十年，仍然有许多抓得不深不透的问题。于是，上级对下级的检查就成了衡量计划生育工作成效的重要途径。搞得好的，很少有什么表扬，搞不好的，先是“黄牌警告”，接着“一票否决”。被否决就意味着撤职，那对于一个干部的政治生命来说，是一种十分残忍的惩罚，谁敢凛然不遵！

　　一般是到了春季，乡下的饮食男女因为农活不多，心闲身闲，夜里的娱乐活动就比较频繁，娱乐导致女人怀胎机率增加数倍，给计划生育带来很大难度，因为“万夫当关，一口难守”啊！所以在这一时期里，计划生育就必须狠抓不懈，丝毫不能放松。从上边到下边，在具体的抓法上，却有很多不同：乡镇的抓法是月月孕检，钉死每一个育龄妇女；上级的抓法就是开展一遍遍地突击检查，搞疲每一个乡镇。基层工作何其难哉！高压之下不来点弄虚作假就应付不了。所以，在各级检查中，任何一级的检查，下级们都会联合起来，共同对付上级。尤其是对于省、市级的抽查，是县、乡最头疼的事情。计划生育工作进入抽查阶段后，县、乡领导和职能部门枕戈待旦。为了防止下边作弊，市以上的抽查搞得都很神秘，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让人摸不着头脑。在下来检查之前，带队的领导管定位，出发时从来不说要去哪个乡镇，完全是到了车上再临时动议。这就搞得县计生委和乡镇党委、政府疲于奔命。在这一阶段，县计生委密切注视上边的动向，采取多种措施及时向乡镇通报信息。到了乡镇以后，县计生委的任务完成了，可到哪个村抽查，又不得而知了，乡镇就被搞得十分狼狈。我的前任就遭遇了一次省里来的计划生育大抽查。这对于市、县、乡三级来说，一时间就结成了同盟，把省里来的工作部门当成了敌人。市计生委要求各县计生委严加防范，到了哪个县，不得出问题；县计生委要求各乡镇做好迎战的准备工作，把检查组的到来，当成是“鬼子进村了”。1996年以前，通讯条件还不发达，没有手机之类的玩意儿，所以，广远书记当听说有可能抽查山区乡镇时，几天几夜没有合眼，使出了所有能够想到的办法，调兵遣将，兴兵布阵，吩咐机关干部打扮成放羊的、推车的等干各种农活的，从分水岭上到分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