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绪持续高涨的社会对它的要求更高，联合政府既要努力满足其所依靠的革命力量的要求，又要迫不得已地约束失范的暴民政治，它的道路注定荆棘丛生。对于临时政府的前途，列宁评论道：“公民，我可以给你担保，工人与贫雇农民的‘国家’，比切尔诺夫们及策烈铁里们要左到一千倍，比我们要左到一百倍。稍微再过几天，你就会看到的。”
4、5月份，俄国进入了春耕季节。但在很多地方，地主和农民都在观望社会革命党的最低土地纲领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兑现。在农业政策和土地问题上，社会革命党的领袖切尔诺夫早就说过，“社会革命党的目标是为了社会主义的利益和反对资产阶级所有制的斗争”，“把土地的所有权看做全体劳动人民的共同财产。在这方面，党将站在把全部私有土地社会化的立场，即把由一部分人私人占有的土地没收，将其转变为社会占有，在土地平均使用的原则上由*的村社组织和地域性的村社联盟支配”。
地主们害怕革命会最终促成政府强行征收他们超面积的土地，因此，在土地政策没有确定之前，受惊吓的地主们不愿春种，而是想尽招数逃避损失。按照他们自己的设想，在某个标准数之下的私产是免于征收的，因此地主们便将自己的产业分成几小部分，假意出售给他人，如协约国或中立国的外国公民，造成许多傀儡业主。富农大肆购买地主的土地，认为自己既然是农民，强迫征收的办法就不会施用到自己身上来。二月革命后，农民提出过土地要求，但在最初两三个月中，农民并没有采取暴力行动。农民说：“我们不要抢，我们要用商量的办法来得到土地。”农民的格言是：“土地不是哪一个人的，土地是上帝的。”发现富农投机和地主使用诡计夺取他们心目中的“集体土地”，众多的农民们步行进城，到政府那里去寻求公道与保护。
列宁走上舞台（12）
军队中的农民士兵十分焦急，彼得格勒卫戍部队派出了一个特别代表团去见克伦斯基，要求他全面制止这种出卖土地的勾当。在玛丽亚宫的一个大厅内，克伦斯基非常冷淡地接待了这个代表团，不等听完代表的陈述，他断然插话道：“这里不能有要求，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农民代表苏维埃不能向政府下任何命令！……我将这个问题转告给农业部，你们会从那里得到解答……”接着，他像军人一样，后跟猛地一转准备走掉。这时其中一个农民士兵说：“关于土地的事我们会自己解决的。而奇怪的是，你作为一个革命的部长，竟待在四周围都有沙皇瞅着的大厅里……该把它们都取下来啦……不然……”克伦斯基狼狈地环顾了一下挂满大厅四周的历代沙皇及其亲属画像，尴尬地应道：“是的，是的！应当盖上布或者拿掉。是的，是的！明天就办。”
士兵只看到了革命后的玛丽亚宫仍旧挂着沙皇画像，而不知道克伦斯基与囚禁着的沙皇仍旧保持私谊，更无法预知那些画像直到十月革命时才被起义士兵撕掉。
农民不能再等待，自己行动了。在农村，混乱的无政府状态达到了一定程度，农民此时还不了解布尔什维克的主张，但他们把以暴力反抗现状的言行看做是布尔什维克的象征。在坦波夫省，一群农民在几个回乡士兵的带领下，抢劫了地主的田庄。喀山省的一群地主控诉道，农民把他们的雇工唤走，并一同抢去了种子！在许多地方，人们把地主的所有财产都从庄园里搬走了，他们不许地主在自己的森林里伐木，否则就要用武力来对付。乡村里的地主哀叹道：“没有法庭，大家都随心所欲地干；具有良知的一部分人是给吓怕了。”
农*动不但有自发的暴力行为，也有争取自治机关权力的行动。本沙省的特派员报告道：“当3月间组织乡镇与县的执行委员会时，其中人员成分大多数是知识分子；但后来，反对知识分子的呼声就听得到了；早在4月中旬，委员会的成分已经完全是农民了，他们对土地的倾向是不合法律的。”
5月25日，李沃夫公爵在一份电报中列数，非法行动“在全国不断发生着”，“所有此类行为，应认为显然非法的，在某些情形中，甚至应认为无政府的”，“必须采取最严厉办法”。
全俄农民代表大会于5月24日在彼得格勒召开，代表大会上有不少知识分子代表，其中多数是合作社工作人员、军人，他们中绝大部分是社会革命党。但这个党内还有各种各样的派别：右派、左派、左派中心和正义中心。在一千多名代表中，布尔什维克总共只有二十多人。
这个代表大会注定是一个争吵的大会。最高纲领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同社会革命党人吵嘴，而劳动派分子则同立宪*党人吵吵嚷嚷。布尔什维克同所有这些人进行辩论。农民们则围着他们，贪婪地听着辩论，他们想弄明白，布尔什维克到底是些什么人。农民们十分乐意研究布尔什维克的传单、报纸和小册子，他们手里拿着《真理报》和《士兵真理报》，《士兵真理报》上刊有列宁1917年5月20日写的《给全俄农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公开信》。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列宁走上舞台（13）
战争问题是代表大会的中心议题之一。社会革命党主张将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普通农民，特别是士兵厌恶战争。他们衷心拥护布尔什维克提出的“打倒战争”、“立即通过交战国政府首脑缔结和约”的口号。但大会掌控在护国派手中，他们引导着大会的情绪，会议组织者还特意安排西欧社会党人托马、王德威尔德和其他一些人演讲。他们竭力使代表大会相信，英国、法国和比利时的工人和农民希望战争继续进行，以便打败德国人，从而赢得“持久和平”。
代表大会通过了社会革命党人提出的将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的决议。关于地主地产问题，大会通过决议：“一切土地无偿地成为人民公产，由劳动者平等使用。”
6月4日，列宁代表布尔什维克党团在代表大会上作了关于土地问题的发言。列宁刚开始讲话，就有人叫喊起来：
“凭什么让列宁讲话！他又不是代表大会的代表！不许他讲话！”
列宁的情绪没有受到干扰，等嘈杂声平静下来，列宁继续发言，开始时还传来插话声，但过后就听不到了。代表们，尤其是农民代表们全神贯注地注视着列宁的脸和手势。他的声音铿锵有力，他说的话清楚明白，大家都听得懂。
列宁讲话一结束，代表大会的大部分代表欢呼起来，大家都被列宁的讲话吸引住了。
大会还没有结束，等不及政策出台的农民已自发地开始没收地主的土地和生产资料了，农村的骚乱此起彼伏。
在喀山省，农*动汹涌澎湃，自5月下旬起，喀山省内开始有系统地将土地转交给乡镇委员会管理。这一办法在斯巴斯克县内执行得最彻底，那里的农民组织由一个布尔什维克领导着。省当局向临时政府控诉布尔什维克派的土地鼓动，以及虔敬的女修士泰玛拉被他们逮捕，因为她“表示了一点反对”。
伏龙尼士省特派员在6月15日报告：“省内各种违法与非法事件，日益增加，特别在土地问题上。”在本沙省，抢夺土地之风也愈加炽盛了。卡鲁格省的一个乡镇土地委员会，没收了修道院的一半草地，修道院院长提出控诉，县土地委员会反而决定：没收全部草地。
社会革命党人被勃兴的农*动震骇了，6月中旬，在莫斯科召开的该党大会上，委员们指责任何擅自夺取土地的行为，强调土地问题的解决必须等待立宪会议召开。但此项决议丝毫不能遏止农民的土地运动，反倒引起了党内意见的分歧和上下级组织之间的断裂：左派社会革命党党员和基层组织支持农民解决土地问题的迫切要求，他们的革命观点与布尔什维克的主张越来越接近。
与农*动相呼应，城市的工人运动再次兴起。4、5月份正是俄罗斯青黄不接的季节，由于临时政府采取限价收购办法，粮食所有者不愿出售。各省苏维埃也自行限定价格，并禁止货物出省。城市的粮食供应愈趋紧张了，彼得格勒、莫斯科以及其他工业中心城市，只得到了它们所需要粮食的百分之十，而且几乎没有存粮。资本家与工人之间关系也日益紧张，他们没有兴趣从事生产和投入，以燃料、原料、配套设施、信用借款缺乏为借口，采取了撤资、减产、关厂等对抗性办法。在工业家联合会的暗中支持下，工厂有系统地一个个减产或关闭。在3、4月，大约关闭了129个小企业，涉及9000名工人；在5月间，关闭的工厂为108个，涉及工人数也是9000名；6月间，关闭的工厂已有125个了，涉及工人数为38000；7月间，又有206个工厂把48000名工人轰到了街上。关厂运动以几何级数增加着，但这还不过只是开始罢了。莫斯科资方怠工运动跟在彼得格勒后面动起来了，外省则又跟在莫斯科后面。工厂委员会出来干涉，查明这是厂主恶意破坏生产，意在压迫工人，或图谋向政府勒索津贴。
列宁走上舞台（14）
6月16日，经过长期筹备的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彼得格勒瓦西里岛区陆军学校召开。来自全俄各地的参会代表中，820名具有表决权，268名只有发言权。他们代表了305个地方苏维埃，53个市区地方苏维埃、前线部队、军队的后方机关以及少数几个农民团体。他们当中，多数属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两个政党。普通的士兵和工人代表有105位，这些代表坐在最左的席位上。他们发表的演说常常受到其他代表的嘲笑，被他们的喊声打断，提出的建议也总是遭到反对。右面席位上的人不屑地说：“瞧那一伙布尔什维克，他们多半是盲从的狂人，是德国的间谍。”
大会的议事日程包括乌克兰问题、人民教育问题、士兵的孤儿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