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堂，受西风东渐的影响，学生们的言行举止也开始西化，为慈禧所始料不及。张之洞曾描述过那个时候学生的表现，并深为担忧：
近数年来，各省学堂建设日多，风气嚣张日甚。大率以不守圣教礼法为通才，以不遵朝廷制度为志士。即冠服一端，不论文武各学，皆仿效西式，短衣皮鞋，扬扬自诩……至于学堂以内，多藏非圣无法之书，公然演说，于读经讲经功课钟点，擅自删减。以及剪发胶须诸弊层出，实为隐忧”
张之洞形容各学堂的风气，用了“嚣张”这个词，到是将年轻学生们的意义风发描述的十分形象，这些学生不遵圣贤之礼，对朝廷的那一套制度也很反感，并以此自诩，这当然让慈禧大为担忧了。
另外，随着西风东渐，汉人中的民族主义思想开始觉醒，要求推翻满清政权，恢复汉家河山，这也是新政实施之初没有想到的事。
最后，是新军的大量编练，使新军成了国内一枝举足轻重的力量，而当时新军的编练都是地方督抚直接搞的，例如直隶总督袁世凯编练的北洋军，湖广总督张之洞编练的湖北新军就很有名。新军力量的凸现让慈禧感到了疑惧和威胁，她必须要想办法解除这种威胁。
这些随着新政而衍生的对慈禧不利的倾向，又随着新政的持续而不断加剧，慈禧不得不劳神费力设法对付，预备立宪是她当时能找到的最好的对付办法，慈禧借预备立宪的名义，大力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力，如设立全国性质的练兵处，将全国新军统于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辖之下，不久又将张之洞、袁世凯这两个卓有影响的大臣升迁到军机处，以强化中央威权。这些措施的设想、制定、实施，都需要慈禧最后点头，有一步走错，就可能引起大乱，所以慈禧面临的压力是巨大的，在此时，她只能全力应付新政实施后所带来的挑战，不遑考虑其他。
第三， 新政的实施，效果到底如何，慈禧心中也没有底，她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被迫行新政的，如果新政失败或者出现失误，慈禧需要一个替罪羊代她担过，而光绪皇帝就是最好的替罪羊。
光绪既担着皇上的名分，各种诏令谕旨又以光绪的名义发布，有了失误，让光绪承担责任顺理成章。况且新政类同于变法维新，是光绪首先倡导的，那么，出现问题，光绪也责无旁贷。如果此时废了光绪，选一个什么也不懂的小孩子来做皇帝，那么，在关键时候，慈禧就无法推卸责任了。
因为以上三个理由，慈禧这才一直到临终前，方设法将光绪害死。
第四章 袁世凯的嫌疑（1）
除过慈禧外，害死光绪皇帝最大的嫌疑人就是袁世凯了。光绪皇帝认为因了袁世凯的告密，方致戊戌政变发生、自己遭受幽禁，所以对袁世凯恨之入骨，如果慈禧死去，光绪复出，光绪第一个要杀的人可能就是袁世凯，袁世凯见慈禧将死，为了自保，遂密谋串通宫中的人毒死光绪，这个可能性极大。《世载堂杂忆》的作者刘成禺就认为是袁世凯毒死了光绪帝，他认为是袁世凯用了杨杏城买来的西洋毒药作案，悄无声息就毒死了光绪。杨杏城名叫杨士琦，杏城是他的号，此人有奇计，是袁世凯的智囊之一，他为袁世凯设谋毒害光绪，以解除袁世凯的后顾之忧，这个可能性还是很大的。刘成禺的记载摘要如下：
西太后疾大渐，袁世凯忧之，谓光绪复政，彼必有大祸，是当绸缪未雨。杏城乃以奇策干袁，故西太后垂危，而光绪先告宾天矣。杏城以兼金向西人购得无色无味入口即死之药水，劝袁说李莲英共谋之。杏城曰：“一旦太后不违，皇上御政，大叔与中堂皆大不利，险不可言，不如在太后临薨前，了此公案，再做后图。”莲英曰：“此子命运甚长，宜作万全计。”世凯、士琦以药水授莲英，西太后病革，而光绪死矣。
按刘成禺的说法，是袁世凯转求李莲英，经李莲英之手，才将光绪毒死。但此事刘成禺不是亲眼目见，也不是杨杏城或者袁世凯说给他，所以他的消息来源只能是道听途说，可靠性不大。但袁世凯害光绪的动机肯定是有的，不然，当时人也不会编造这些传说了。
一．袁世凯与维新派的关系
袁世凯，河南项城人，早年间弃文从武，投靠淮军统领吴长庆，后随吴长庆进朝鲜*“壬午兵变”，以其才干初露锋芒。到了1895年，袁世凯因荣禄、李鸿章的奏派，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军。袁世凯聘请德国教官，采用德国操法，所练新军纪律严整、战斗力强，在当时颇有影响。不过此刻袁世凯的职衔不高，他的顶戴只是三品。康有为在北京组织“强学会”，宣传变法维新思想，袁世凯既是发起人之一，又是积极的参与者、赞助者之一。
1895年夏天，康有为在北京第四次向皇帝上书，各处衙门都不为他转递，是袁世凯帮他向督办军务处要求代递，才将上书转到光绪的案头。袁世凯自己也上书，阐述他对用人、理财、练兵的主张，他的主张很务实，操作性强，他希望自己的主张能在一省或数省先作试点，循序渐进的进行革新，待成功之后，再推向全国。袁的上书是先给翁同和的，请求翁同和呈给皇帝。下面是袁世凯第二次上书的部分内容：
查五洲万国政治法度，率皆随时变革，与日俱新。我中国地大物博，足贵富强，乃独蹈常习故，因循泄沓，不克自振，审时度势。终难自存。日本变法，雄称东亚，缅越守旧，渐就嘶灭，近事之效，彰彰甚明。第于积重难返之秋，欲行改弦更张之事，疑信参半，殆不啻筑室而谋之道旁也。反上白庙堂，下逮各行省，欲于崇朝之间，尽革其深锢隐微之弊，亦知其难也。然中国目今情势，舍自强不足以图存，舍变法不足以自强、一国变可保一国，一省变可保一省。纵不能合朝野上下，一一舍其旧而图是新，而切要易行之端，要当及时。
从这段内容中不但能看出袁世凯强烈要求变法的思想，还能看出他脚踏实际，反对急躁冒进、欲一朝一夕除尽积弊的书生想法。
第四章 袁世凯的嫌疑（2）
袁世凯被光绪帝升了官，回天津小站，将离开北京时，康有为也为他摆酒践行。在毕永年的《诡谋直纪》中，更可以看出袁世凯和维新派关系的密切：
夜八时，忽传上谕，袁以侍郎候补。康（康有为）与梁（梁启超）正在晚餐，乃拍案叫绝曰：“天子真圣明，较我等所献之计犹觉隆重，袁必更喜而图报矣。”
康即起身命仆（仆：毕永年自指）随至其室，寻仆如何办法。仆曰：“事已至此，无可奈何，然仆终疑袁世凯不可用也。”
康曰：“袁极可用，吾已得其允据矣。”乃于几间取袁所上康书示仆，其书中极谢康之荐引拔擢，并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所以说，袁世凯不只是和变法派来往密切，他自己本身就是这一派的人。
光绪变法到了关键时刻，遭到了保守势力的疯狂反攻，光绪欲开懋德殿，引起了慈禧的严重不满，形势严峻，而赞襄他变法的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均为一介书生，力不从心，难以帮助光绪帝摆脱危机，这时康有为谭嗣同才将袁世凯推荐给光绪，以便缓急之用。
在戊戌政变即将发生之时，北京城内风声鹤起、谣言乱飞，宫内太监受命对光绪进行监督，光绪皇帝预感到将有大变故，却无能为力，因此焦虑异常。阴历七月三十日，光绪托军机章京杨锐带密诏出宫给康有为等，说自己处境艰难，要康有为等筹思良策，这道密诏由于写在衣带上，后世称之为衣带诏。八月2日（阴历，下同），光绪又颁明诏，命康有为速离北京，南下上海办报。此明诏之后，又有密诏，催促康有为快走。康有为接诏后与梁启超等在寓所内伏地大哭，他们从两道密诏中亦能推测出光绪帝的处境极其危殆。此时谭嗣同挺身而出，愿见袁世凯，说服袁世凯带兵进京勤王。八月3日，谭嗣同到袁世凯在北京的下榻之所法华寺，以光绪密诏示袁，要袁世凯带兵救皇上囚慈禧，袁世凯应诺。
谭嗣同去见袁世凯，要他救光绪，是顺理成章的，并不像有些人认为的是病急乱投医，是莽撞，因为袁世凯本身与康有为、谭嗣同他们就是一伙的，他们都是维新派。康有为将袁世凯推荐给光绪，也就是希望袁世凯能在维新大业有缓急时，袁世凯能够挺身而出。
二．袁世凯的告密导致了戊戌政变吗？
一直以来，史学界认定是袁世凯的告密才导致了慈禧发动戊戌政变，幽禁光绪皇帝。 认为袁世凯本来就是大奸大恶，答应谭嗣同只是因为害怕谭嗣同杀他灭口。但后来不断有人对此说提出疑问，因为此说的疑问也的确太多，不能自圆其说。
疑问之一，袁世凯为何要舍近求远，跑到天津去告密。
传统的说法是八月三日谭嗣同向袁世凯出示光绪密诏后，约他带兵进京，围颐和园，擒杀慈禧。袁世凯惊疑不定，问：“为什么要杀太后？”谭嗣同说：“不杀她变法就无法进行，这是已经商定了的办法。”袁世凯不愿意杀慈禧，脸有难色，谭嗣同就说：“你不杀也行，你只要围住园子就行了，我自能安排杀她的人。”袁世凯犹豫不决，但看见谭嗣同衣服内鼓囊囊的，似乎装着凶器，谭嗣同又声色俱厉，说：“报君恩立奇功成大业在你，贪图富贵告密害天下也在你，你自己看该怎么办？如不允，那我就死在你面前！”袁世凯害怕谭嗣同身带凶器铤而走险，于是佯装大义凛然，说：“你以为我是何人？我三世受国恩深重，断不止丧心病狂，贻误大局，但当有益于君国，必当以死报之。”谭嗣同以为袁世凯真的答应了，就放心地走了。哪知袁世凯在八月五日廷训之后，回到天津，就立刻找时任直隶总督的荣禄告密，荣禄当即乘火车进京，向慈禧太后告密，慈禧大怒之下，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