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佛的小说中，可以看到一连串底层形象：饭店女招待，车间工作，机械师，邮递员，剃头匠……当然，还有出现最频繁的失业者和酗酒者，他们在与生活的第一轮较量中，便被打得遍体鳞伤。失败不是故事的开始，也不是故事的结束，而是他们故事的全部。生活的变质和走投无路后的无望，不是人物性格命运的转折点，不是通向某种解脱或升华的中转站，而是人物的常态。卡佛不是在绝望中寻找希望的作家，而是一个鲜有的能够以一种悠长的凝视直面无望的失望者。当被人指责在他故事结尾，问题往往得不到解决，人物停留在一种模糊的僵滞之中时，卡佛说，“对于我写的那些人物和那些境遇来说，困难优雅的解决，不仅是不合适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不可能的。”
似乎是为了凸显生活本身的贫瘠，卡佛在他的小说中发展了一种被评论家标榜为“极简主义”的文体。就像生活把卡佛小说中的人物毫不吝惜地剥了个精光一样，卡佛把自己的文字削到瘦骨嶙峋。就像他和他的小说人物要在生活中省吃节用一样，卡佛报复一般地成了文字的吝啬鬼，剔掉了修辞，反讽，和所有不必要的东西。当评论家赫金格第一次用卡佛标榜“极简主义”小说时，她下的定义是“表面的平静，主题的普通，僵硬的叙述者和面无表情的叙事，故事的无足轻重，以及想不清楚的人物。” 小说家杰弗里？伍尔夫更干脆地把卡佛及他的追随者命名为了“减法者”（taker…outer） 。在访谈中，卡佛经常提到，一篇小说，他往往要“削” 十五到二十遍，一个四十页的初稿定稿时可能只剩下一半。是他对文字毫不宽容的刀劈斧剁，让卡佛成为了作家里的阿尔贝托？贾科梅蒂（Alberto Giaetti，1901…1966，雕塑家）。是他对沉默的尊重和对无言的理解，让卡佛成了小说家里的约翰？凯奇（John Cage，1912…1992，简约派音乐家）。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直面蓝领：卡佛与极简主义小说（3）
一些评论家兴奋地指出，极简主义似乎终于带着美国叙事文学，走出了六七十年代以约翰？霍克斯，托马斯？品钦及约翰？巴斯代表的后现代主义超小说的文字迷宫，而找到了一个新的方向。与他们不同，卡佛不再沉溺在文本间的交叉互文，而重新回到了现实与文字的纠缠之中。评论家布鲁斯？韦伯准确地指出，与超小说作家不同，卡佛不再致力于表现文字本身的虚构和生活闹剧一般的武断，卡佛笔下的世界不再是令人费解的，而只是举步维艰地沉重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卡佛和卡佛式作家对这种文体欲言又止的时候，恰恰是超小说大师，最有号召力的“加法者”（putter…inner）约翰？巴斯，以一种喜恨交加的语态，为“极简主义”文学做出了最令人信服的定义：“极简主义美学的枢纽准则是：艺术手段的极端简约可以增强作品的艺术效果──即回到了罗伯特·勃朗宁的名言‘少就是多’──即使这种节俭吝啬会威胁到其他的文艺价值，比如说完整性，或陈述的丰富性和精确性。”
事实上，卡佛本人一直是很反感“极简主义”这个标签的，而且，他公认的成熟之作《大教堂》，也与他的早期作品有一定的区别，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的文字变得更“慷慨” 了。这本至今已经被翻译成了近三十种文字的小说集中，收录了卡佛大部分的名篇。《大教堂》被选入《1982年美国最佳短篇小说选》。《好事一小件》获1983年“欧？亨利小说奖”第一名，并被收入《普施卡特获奖小说集，Ⅶ》。《电话打自何方》选入《1983年美国最佳短篇小说选》。《高烧》选入《美国短篇小说杰作选》。《好事一小件》和《维他命》一起被改编进了奥特曼的电影《人生交叉点》。《羽毛》也被改编为了电影。
几乎所有评论家都从这本《大教堂》中嗅出卡佛的变化来。在这本创作于1982年到1983年间的小说集中，如果说人物和情节仍延续了卡佛早期作品的灰暗和无法自拔的话，在几篇篇幅较长的作品的结尾，我们可以看到卡佛把自己那扇一直尘封的天窗推开一条缝隙，洒下了一点点光亮。我们仍然可以读到一系列小人物在生活的泥潭里摸爬滚打：重逢恋人被轰出了刚刚借来的房间（《瑟夫的房间》）；生活就像坏掉的冰箱里的食物一样腐臭变质（《保鲜》）；奔波的人失望地离开，扔下了曾经挚爱的东西（《马笼头》）；父亲在痛苦的回忆中，拒绝下火车去见来接站的儿子（《软座包厢》）；甚至因耳屎堵住了耳朵而带来的不便和恐惧（《小心》）。交流的匮乏和艰难，成了整部小说集凸显的主题，不管是在父子间、情人间、夫妇间，还是朋友间，甚至萍水相逢的人之间，语言和身体的交流成了所有灰暗中最苍白的角落。但在《好事一小件》、《电话来自何方》以及《大教堂》中，卡佛正在步履维艰地一点点“远离那威胁性的模糊，朝着希望而不是恐怖迈进” ，不管这种希望是多么的微弱和渺茫。我们读到了一对刚刚失去儿子的夫妇和一个一直打来骚扰电话的面包师之间的和解；一个酒鬼鼓起勇气，准备拨通妻子的电话；一个男人放下了心理的抵触，在一个盲人的指触下，闭上眼感觉着大教堂。在访谈中，卡佛解释了自己的改变：“我想，现在的感觉更加乐观了一点。当然在大部分小说中，人物的麻烦得不到解决。人们的目标和希望枯萎了。但有时，而且恐怕是经常，人们自己不会枯萎，他们把塌下去的袜子拉起来，继续走。”
就在《大教堂》出版的五年后，也就是卡佛终于可以衣食无忧地生活和写作的五年后，一直把戒酒看作是自己最大成就的卡佛，可能没有想到吸烟毁掉了他的肺，并在1988年8月2日要了他的命。那一年，他正好50岁。
在一次生前的访谈中，当被人问起他对学习写作的人有什么建议时，卡佛这样回答：
“我以前的写作教师曾经跟我说，‘你做好了忍饥挨饿十年的准备了吗，而且在十年当中，干各种做牛做马的工作，忍受各种回绝、遗弃和挫折了吗？如果这样过了十年，你还在写作，你有可能会成为一个作家。’我不会跟想写东西的人说这些，但我会跟他们说，他们必须坚持写，并诚实地写，写那些对他们自己来说重要的事。如果他们幸运的话，有一天，会有人读的。”
按照卡佛自己的标准，卡佛是幸运的。
我是刚来美国不久后，在一家旧书店里碰到卡佛的书的，之后的几年中，断断续续地买到了他全部的小说集。翻译时手中用的1989年版的英文本《大教堂》，是在威斯康辛州麦迪逊市的一家名叫“节俭的缪斯”的二手书店里淘到的。像卡佛中的人物一样，我是在租来的房间里，躺在捡来的床垫上，读卡佛的小说的。对卡佛的喜爱是触手可及的，因为床垫下面的地板，正在我的每一次辗转反侧时，生硬地硌在我的后背上。非常感谢译林出版社的社长和编辑同志们给我这次翻译卡佛的机会，我相信中文的卡佛会有读者的。最感谢的是我的爱人，我们在两所不同的大学里读书，只有在和她这几年来间间断断的相聚时，我们才会有一点点的安稳和家的感觉，让我们知道自己还不是卡佛笔下的人物。
为了便于了解卡佛自身的经历以及他对写作的态度，我从他的两篇随笔《论写作》及《火》和后人编选的访谈录《与雷蒙德·卡佛对话》一书中挑选了一些卡佛的自白，附在这本小说集的后面。相信读者会发现，卡佛的谈话像他的小说一样朴实而富有叙事性，不仅可读性很强，而且是我们今天文学阅读与写作的一个冷静而富于棱角的参照物。
2006年8月3日于美国芝加哥
好事一小件（1）
周六下午，她开车去了购物中心里的那家面包房。浏览了一本贴满蛋糕照片的活页纸夹后，她预定了孩子最爱吃的巧克力口味蛋糕，蛋糕上装饰有一艘宇宙飞船，发射台上洒着白色的星星，蛋糕的另一头是一个用红色糖衣做的行星。小孩的名字，斯科蒂，会用绿色的字母写在星球的下面。
粗脖子的面包师比她年长，一言不发地听着她告诉自己，小孩下周一就八岁了。面包师穿着一件工作服一样的白色围裙，带子从胳膊底下绕到身后，再绕回前面，牢牢地系在他沉甸甸的腰身下面。他一边听她说，一边在围裙上擦手，低头看着照片，任由她说。他让她别着急，慢慢说。他刚到班上，要在这儿待上一整晚，烤面包，所以他是真的不急。
她告诉了面包师自己的名字，安？维斯，还有她的电话号码。蛋糕周一早上出炉，孩子的生日聚会在下午，时间会很充足的。面包师谈不上快乐。他们俩人没有任何欢愉的气氛，只有最基本的语汇交流和必须的信息交换。他让她觉得不舒服，她不喜欢他这样。当他手里拿着笔，在柜台里面弯下腰的时候，她琢磨着他粗鄙的品行，好奇他这辈子除了烤面包，还干过什么别的。她自己是一个母亲，三十三岁，在她看来，所有人，特别是像面包师这样年龄的人──这个人老得足以当她的父亲了──肯定都有孩子，而且都经历过一段被蛋糕和生日聚会占据的特殊时光。她觉得，他们之间肯定有这个相通之处。但他却对她很生硬，不是粗鲁，只是很生硬。她放弃了和他交朋友的愿望，往面包房里面看，她能看见一台又长又笨重的木桌，一头堆满了装馅儿饼用的铝盘，桌子旁边是一个金属盆，装满了空架子。还有一个巨大的烤炉。收音机里正放着西部乡村音乐。
面包师在一个特殊预订卡上写完信息，合上了活页夹。他看着她说，“周一早上。”她谢过他，开车回了家。
周一早上，这个生日男孩和另一个男孩一起走着上学。他们来回传递着一包薯片，这个就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