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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于别国方言，邃于西学西政”（3）
他对西方文明有着深刻的认识，在思想上对西洋物质文明有所批判，并且认为西方民族的富强是由于战争和掠夺，所谓西洋〃文明〃，流弊无穷，他说，现在的欧洲，人们拥有一种满足心灵而不是头脑需求的宗教；有一种满足头需要而忽视心灵渴望的哲学。而中国的儒学不是宗教却能代替宗教，因此，其中必定存在像宗教那样能给众生以安生感和永恒感的东西。因此，西方应当吸取中国文明的优点，用以补救。
一个在英国语言和文化下长大的中国人，成年后蓦然回首发现了中国文化的精神。在《春秋大义》中他说，最好的文明不是能制造马力大的机器，而是能培养出最优秀的人……温良恭谦的君子。他还说：〃当今人们爱奢谈什么追求自由，可我敢说，要获得自由，真正的自由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循规蹈矩，即学会适当地约束自己。看看革命前的中国吧……那里没有教士，没有警察，没有市政税和所得税，总之，没有这类使欧美人民苦不欲生的东西。〃在他看来，那些接受了〃西方文化标准〃的中国人更是不肖，他们学会了背叛。
这些人从欧美人那里，从欧美群氓那里，学会了怎样*不羁，怎样不按一个良民的标准来约束自己的行为，从而变成了一群乌合之众。在北京，他们成为一群被英国外交官和海关税务司怂恿、纵容和推崇的乌合之众。①他指出，在欧洲，对物质力的迷信进而崇拜暴力，而对上帝的敬畏之心早已荡然无存。他提醒人类告别动物的蛮荒。他提到，剑桥的迪金森（Lowes Dickinson，1862…1932）教授的一篇题为〃战争和战争的出路〃的文章说，要〃招进群氓〃，由此将为欧洲带来革命和混乱……一场更大的灾难。他进一步认定：〃今天欧洲文明的基本谬误，正根源于对人性的错误认识，即根源于人性本恶的观念。因为这种错误的观念，欧洲的整个社会结构总要依赖于武力来维系。〃在他看来，〃压在欧洲人民身上的便不是如此多的战争，而是不断地武装自己的需要，一种必须利用物质力量来保护他们自己的绝对的需要〃。与之绝然不同，〃在中国，战争是一种意外事故（accident）……我们中国人是会打仗的，但是我们并不生活在战争的渴望之中〃。其中更为深刻的原因是：〃在中国，每一个个体之所以不感到有用物质力量保护自己的必要，是因为他确信公理和正义被公认为一种高于物质力的力量，而道德责任则被公认为一种必须服从的东西。〃完全是率性而为，1885 年前后，辜鸿铭在折回香港的船上，曾舌战几位肆意诋毁中国的洋鬼子，为同船的广州候补知府杨玉书所引为奇遇，乃向两广总督张之洞引荐。于是，他进入了晚清重臣张之洞幕府之中，被委为洋文案，办理邦交诸务。
“精于别国方言，邃于西学西政”（4）
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诱因，他说：正是我们自身的自私与怯懦导致了今日世界上的群氓与群氓崇拜。这是因为，自私使我们见利忘义，而怯懦则使我们不敢单个地去反抗群氓。
人们往往认为今日世界的主要敌人和危险是德国军国主义，我则以为它们恰恰是我们自身的自私与怯懦，这二者结合，从而产生了商业主义。这种商业主义精神笼罩世界各地，尤以英美为最，它构成了当今世界的大敌。所以我认为，今日世界真正的、最大的敌人是体现在我们身上的商业主义精神，而不是普鲁士德国的军国主义。①
在他的认识中，以自私与怯懦为特征的〃商业主义〃，差不多是大不列颠为代表的〃群氓〃品性的精神根源。按照他的逻辑，由于不懂〃礼〃而喜欢仰仗实力的商业主义精神，因而产生了自私与怯懦，最终沦为英国的群氓崇拜，又由于群氓崇拜的泛滥而导致了德国的强权崇拜教和军国主义，最终促成了战争的爆发。
他回国初期虽然脱下西装革履，换上长袍马褂，但思想和行动上并不怎么保守，对洋务运动也颇支持。他订阅上百种世界各国报刊，凡闻外国有新发明及有关时事，必向张之洞逐句翔实解说，以作启迪之助，而张之洞每次〃辄危坐安乐椅中倾听不倦〃。
他当然也在为多灾多难的中国设置蓝图，只不过他的办法，既不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报复，也不是以科学的残杀互相回敬，更不是通过部分地或全盘地将中国西化，而是使中国更加中国化，用中国文明的道德力量去对付西方枪炮。温和地对待罪人，宽容地对待违法者。他甚至认为：
制止一种社会和政治罪恶，以及改革世界之儒教办法，是通过一种自尊和正直诚实的生活，赢得一种道德力量，孔子说：〃君子笃恭而天下平。〃我以为，这就是力量，这就是中华民族唯一可赖的力量，要想将其古老的文明从现代欧洲民族的物质实利主义之破坏力中挽救出来，最好的办法就存在于这种古老的文明之中。②
他的国学是留欧回来改弦更张后自修补习的，时已进入〃而立之年〃。张之洞幕中多翰林、进士，他遍请这些老先生们教他汉学，得到的回答却是千篇一律：你是读洋毛子书的，没有资格读我们中国的圣传。幸有总督大儒张之洞收下他这个门徒，亲炙中国文化。他在张之洞的引导下，一头扎进儒家经典，钻研六经子史。他把《康熙字典》作为初学的课本，因此所识汉字比一般国人还多。由于他好辩善骂，词锋尖刻，往往使人难堪，那些衔恨他的人，故意选择经书中难懂的词句，拿来质询难为他，令初涉汉学的他瞠目结舌，满脸羞涩，久久不能措一辞。一代鸿儒沈曾植还当众羞辱他：〃你说的话我都懂，你要懂我的话，还须读二十年中国书。〃经此种种刺激后，他反而更加发愤用功，自号〃汉滨读易者〃，沉酣寝馈于中国典籍之中。惯于执著思维而富于领悟力的他在研读经史时，即使遇到诸难，定会付出不懈的努力，面对人们的疑惑猜度，他会爽然答道：〃道固在是，无待旁求。〃 txt小说上传分享
“精于别国方言，邃于西学西政”（5）
徜徉于西学和国学的海洋，辜鸿铭的平生主张及学说大旨，最终体现在他的《春秋大义》及英译《中庸》中。在他的文化思想中，最基本的观点，即可作为他的文化思想逻辑核心的，是对civilization（文明）的理解。这也是他执著于儒家文明的思想底蕴。
辜鸿铭后期的著述，主要是赞美、推崇儒家文化，由一名辩护者转为一名传道者。在欧战期间，他不遗余力地把中国的孔子之道推荐给西方人，认为这是〃贤人的宗教〃，可以把欧洲从战争的困境中拯救出来。在1915 年出版的《春秋大义》里，他如是偏执地告知：
要估评一个文明，在我看来，我们最终必须问的问题不是它修建了和能够修建巨大的城市、宏伟壮丽的建筑和宽广平坦的马路；也不是它制造了和能够制造漂亮舒适的家具，精致实用的工具、器具和仪器，甚至不是学院的建立、艺术的创造和科学的发明。要估价一个文明，我们必须问的问题是它能够造就什么样的人性类型，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事实上，正是一个文明所造就的男男女女、人性类型，显示了该文明的本质和个性，即可以说显示了该文明的灵魂。
当然，在辜鸿铭的学说里，世界上只有〃中国文明是一种真正的道德文明〃，他的文化观念上的褊狭由此可见。他认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特点是深沉、博大、淳朴、灵敏；美国人博大、淳朴，但不深沉；英国人深沉、淳朴，但不博大；德国人深沉、博大，但不淳朴。因此都难以理解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相对来说，只有法国人还差强人意。他把这种道德称之为〃良民宗教〃。
面对勃然而兴的维新思潮，辜鸿铭生怕因之毁弃中国文化，于是，精于西学的他，在那不平静的年代里，却〃独静谧，言必则古昔，称先王，或为谐语以讽世〃①。他不仅没有明显激进的思想表现，当张之洞让他筹办一份译介西学西政的报纸时，他竟断然拒绝，声言即使有上谕也不从命。事后，他还专门拟就《上湖广总督张书》，文中大讲儒教尊王之旨、义利之辨、忠恕之道，备陈西政之失，认为〃好论时事，开报馆，倡立议院〃，是西洋乱政之所由来，而且〃民气一动，不可复静，驯至辩言乱政，将不可收拾〃，总之，既危害君权，又惑乱民心。一些研究者指出，此文可视为他从究心西学到彻底转变为一个地道的文化保守主义者的标志。他说，孔子告诫中国人不要抛弃他们的文明……在一个真正的社会和真正的文明里，在一个具有真实可靠基础的社会与文明中，人们也是能够过上真正的生活、一种心灵的生活的。他说，儒教中的祖先崇拜和忠诚，使中国人民在活着的时候得到了生存的永恒感，而当他们面临死亡之时，又由此得到了慰籍。后来，他还变本加厉地认为：〃以欧美的学说，变更中国的政制，这是乱中国有余，救中国不足。〃当时，士大夫和知识分子正在为摆脱西方〃食肉民族〃纷纷发表救国主张……
“精于别国方言，邃于西学西政”（6）
他的中国文化的认识，不同于汉学家之注重枝节问题，他则以能〃识大体〃自傲。文章虽不长，却可以牵涉中西政体、法律、宗教、语言、文学等大题目。早期的中西文明比较，除学识外，更需要领悟力、直觉以及整体的把握。他在这方面，确有所长。比如，关于儒家不是宗教却又扮演宗教职能、关于汉语简洁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