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诺基亚异军突起。像国际品牌、国内品牌、国内山寨之间大面积的品类上的兴衰，肯定是系统的原因，说到底就是看哪种模式更具有比较优势。
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自由贸易是大卫·李嘉图提出的最重要的思想。他以亚当·斯密关于个人劳动分工的理论来分析两个国家间贸易的好处。假定制造一单位布，英国需要50个劳动日，葡萄牙需要25个劳动日；制造一单位酒，英国需要200个劳动日，葡萄牙只需要25个劳动日。可以看出，葡萄牙制酒、制布所需的成本都比英国绝对低，即都处于绝对优势。不过，葡萄牙在酒的生产中表现出的优势更大，葡萄牙的制酒成本相对低，处于比较优势，制布成本相对高，处于比较劣势。而英国制布成本相对低，处于比较优势。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放弃生产比较劣势的酒，专门生产比较优势的布。如此分工，两国合起来不仅可以生产出更多的酒和布，英国还可以用布换到较多的酒，而葡萄牙用酒可以换到更多的布。两国同时获得国际分工与国际交换的好处。
平民崛起（3）
比较优势理论不仅适用于国家之间的贸易，也适用于公司之间的竞争。干同样的工作，你要一万元，我只要五千元，我胜；同样的商品，谁的成本低，谁赢。前提是，大家的产品一样，我的能力和你的能力差不多，可以相互代替。很多情况下，这个基本原理需要修正。早期爱立信、摩托罗拉能做手机，中国不能做，便无法替代；中期，中国虽然也能做，价格也较低，但是质量达不到客户的预期或者出让的利益不足以抵消别人的品牌溢价，还是难胜；晚期，质量有所提高，出让的利益足够抵消领先者部分品牌优势，胜利的天平开始倾向后来者。
原则上说，比较优势理论一直统治着世界贸易乃至企业之间的竞争格局。《世界是平的》一书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这本书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发现，以印度为代表的国家中很多人正在干与美国人同样的事，成本却比美国低很多。以投资银行的一名分析师为例，在印度班加罗尔一年的成本是15万美元，而纽约或者伦敦却需要8万美元；在印度一名接线员每月的成本只有500美元，这只相当于美国的1/10，而且人们趋之若鹜。以前可贸易的物品只有有形的货物，随着技术的发展，像呼叫中心这种纯粹的服务性工作也加入了全球竞争的行列。
世界越来越平坦，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国产品牌手机发起的第一波攻势主要利用国内劳动力成本低廉这一比较优势，在运作模式上与国外品牌手机如出一辙。尽管劳动力成本低，可是劣势也不少：没有自己的芯片和技术，规模比较小，元器件采购成本较高等。尽管如此，国内品牌手机在当时还是能够比国外同等档次的机器便宜20％左右。
比较糟糕的是，国产手机质量上的不尽如人意很快就抵消了这些优势，瞬间就从波峰跌落到谷底。质量问题向来是后来者追赶领先者的拦路虎，消费者对质量问题很难容忍，一旦质量没有达到预期，经久的受骗上当感挥之不去。我没少听到过这样的话：再也不买国产电视！再也不买国产手机！
厂商也有难言之隐，现在的各个公司之间的竞争有无问题多数情况下已经不是障碍，障碍是优劣。一见有利可图，就一哄而上，使各个厂商只能边战斗、边生产，没有那么多的精力从容地改进质量。另外，消费者的头脑容不下那么多具体厂商的情况，他们只是简单地划分成日本货、美国货、国产货等，众多的国产品牌除非同步提升质量，否则也要一同背黑锅，所以一直缺乏提升质量的动力。
联发科交钥匙模式对质量的保证也是很重要的，它把手机厂商开发量降到最低，质量主要靠上游保证而不是具体的厂商，生产工艺和设计水平的进步也使得晚几年出生的山寨手机比国产品牌手机有了更好的质量保证基础。
说到底，山寨手机爆发是多种因素促成的，但核心优势则是生产方式的优势。因为山寨手机很红火时，国产品牌手机全面处于挣扎状态。两者在质量、劳动力成本等要素上是相同的，唯一的不同是生产方式。
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发展的原理说起来比较简单，就是一直拥有劳动成本低廉的比较优势，亦步亦趋地跟着别人学就可以了。别人做什么样的产品；我们也做什么样的产品；别人怎么经营，我们也怎么经营。但问题出现在模仿者太多，模仿得太快，在中国任何一项新产品的流行很快就形成大量的同质化竞争。同样是模仿起家，日本有六大电子公司、三大汽车公司，韩国有三星、LG等知名度较高的品牌。而中国除了国家垄断的几个行业外，基本上没有特大型企业，也没有特别有名的品牌，这是很多中国人的心病。简而言之，中国工业总体上一直具有山寨化的特征，只是没有手机这么大的规模，这么彻底的山寨化。
我总觉得中国企业发展的轨迹之中必有原因，在写《达尔文密码》时用进化演替的规律进行了一翻解释。我说工业的演替犹如一片新开垦的、废弃的土地，起初是野草阶段，慢慢会被灌木取代，最后到乔木阶段稳定下来。开始时繁殖速度是主导因素，慢慢地单株植物的竞争力就成了主导因素，最后的结果总是大企业取胜。现在看来，我要修正这种看法，将来可能是小型企业、小型组织大发展。
山寨现象虽然受到许多的诟病，但它之所以能够发展势头迅猛，主要是因为使用了很多非常规的“超限战”法。
山寨的雏形
公元前2690年关于胡夫金字塔的确切建成年份，考古界还未有定论。一般有公元前2560年，公元前2670年，公元前2690年等说法。——编者注，古埃及建成了胡夫金字塔。1900年，从福特开始，人类社会建造了有史以来人类社会最庞大的无形金字塔结构。2000年，人类社会的金字塔结构达到顶峰，开始风化、瓦解……
人类所有的大工程都是通过层级组织完成的。从摩天大楼到航天飞机，从计算机到汽车，我们一直把这种组织形式当成一个无须质疑、无须证明的公理。在政界，为了控制庞大的国家，复杂和多层次的组织是独一无二的方式，庞大的政府组织不断被要求精简机构，可每次裁减都会产生新的分支，越减越多，政客上台之前都是激进的反官僚斗士，上台之后便成为官僚的维护者。现在社会任何一个组织和机构都酷似一棵树，控制、分派、计划、干涉是金字塔型社会的运作法则。统治、被统治是金字塔型社会主要的人际关系，人生的目标就是爬到更高的位置，以便有更大的控制权，更多的剥削所得。
我必须理性一点提醒自己，爬到上层的人并非都是坏蛋，被剥削阶级也不见得都是好人。金字塔型社会的上层非但不是一堆坏蛋，而是有很多具有救世主情结的领导者，他们掌控一切，充满责任感，认为只有他们才能让大家生活的更好。
在这样的社会中，大批的人才被压制在一个极小的活动空间，领导力成为稀缺资源。人们给位于顶层的主管不断增加筹码，相互挖来挖去，因为金字塔型社会相信领导力就是一切。金字塔型社会具有一种人类自我驯化的机制，领导者越觉得自己有领导力，下面的人就越觉得自己只是一个白痴。
在金字塔型社会中，人们把被无限驯化了的人性当成了真实的人性，一直推行到极致的程度。
山寨是一个类似于网状的社会，任务不再通过强力的控制方式完成。组织虽然尚存，但已经被很大程度地弱化，自觉、自主、兴趣将取代控制、干涉、分派。这不是白日梦，也不是乌托邦。其实，自然界本身存在这种方式的高效组织方式，只是人们熟视无睹而已。
除了人类，建造复杂建筑物的动物还有非洲的白蚁，白蚁的体长约04英寸（约1厘米），但它们建造的蚁穴重达数百吨，最高可达40英尺（约122米）。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40英尺只是地面部分，它们还能在地下挖出225英尺（约686米）深的洞穴。建造蚁丘的时候，有时需要一批一定规格的细枝，这时所有成员立刻都着魔般搜寻起规格的细枝；后来，外墙的建筑就要完成，要盖顶，细枝的规格要改变，好像从电话里接到了新的命令，所有的工蚁又转而去寻找新型号的细枝。如果你破坏了蚁丘某一部分的结构，数百只蚂蚁会过来修补那一部分，直到恢复到原来的样子。当它们觉察到远方的食物时，长长的队伍像触角一样伸出来，越过平地，翻过高墙，绕过巨石，去把食物搬回来。
很多种类的蚁穴功能非常完善，有王后室、产卵室、育婴室，甚至还有保持空气流通、调节温度的空调系统。动物学家尚未搞清楚，脑细胞不足10万个的蚂蚁或者白蚁通过什么机制建筑如此复杂的蚁穴，完成庞大的系统工程。只能笼统地说这是一种本能。
科学家观察过白蚁筑巢的全过程。最初，它们没有既定的方案，一群白蚁乱哄哄地搬运东西，一个小土块经常被搬来搬去。一旦有了某个雏形，比如说一根柱子之类的，蚁群立即获得了灵感，然后聚集一群蚂蚁从事这样的任务，一个个的任务形成，蚁群根据任务量分配兵力，整个蚁穴就是这样由无序到有序的方式建成的。蚂蚁的才能不仅仅体现在建筑巢穴上，有些种类在搜索食物等方面，也有惊人的能力。大自然不仅创造了人类这种靠大脑构建复杂性的动物，也创造了另外一种我们尚不完全理解的神奇。
大自然不仅创造了人类这种靠大脑构建复杂性的动物，也创造了另外一种我们尚不完全理解的神奇。
我觉得蚂蚁组织工程的方式极有可能类似于山寨方式。如此复杂的工程，没有人类一样的层级架构，理论上是很难如此出色完成的。虽然蚂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