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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您父亲病倒时才40岁，正是军事生涯到达顶峰的时候，让他离开战场肯定心有不甘，内心非常痛苦。
徐文伯：当时虽然他病了，但对时事还是非常关心，不管什么事他都要知道。他恨不得自己上去打，但是后来他自己也知道不行。
皖南事变那一次，开始不敢跟他讲，后来跟他说，那对他简直是天大的耻辱，结果吐了一脸盆血，那次太危险了，已经是不行了。他的衣服准备好了，悼词也准备了，跟毛主席讲已经不行了。
记者：您父亲的病越来越重，后来毛泽东亲自给他发了一封电报，电报是什么内容？
徐文伯：当时是新四军领导陈毅、张云逸都向中央报告，说我父亲还在坚持工作，怎么办？主席就给我父亲发了个电报。父亲后来回忆说电报有200多字，讲主席在延安不能来看望，听说你还在坚持工作，送你八个字：“静心养病，天塌不管”！
看到这个电报，我父亲流泪了。
潘汉年探望徐海东后写下七言绝句：“劲绿成荫曲径幽，门前一湾小溪流。沉疴不起经三载，髀肉重生已白头。”
“没有你妈妈，就没有我的今天”
1935年，徐海东与红军战士周东屏结婚。他们相识在战火中，相爱在战火中，几十年的患难生死，他们的感情真切而深沉。
记者：您父母的感情可以说是在战火中培养的，经历了战火的洗礼，愈久弥坚，他们是怎么相识的？
徐文伯：我爸爸跟妈妈相识是在长征的时候，当时决定女同志都不要参加长征，因为路太远了。部队里只有7个女同志，就给她们一些钱，安置起来了。我母亲是童养媳出身，反抗意识很强，她不干，给我什么东西我也不走，就在田埂上跟参谋长闹。这时我父亲过来了，说这小姑娘怎么回事。然后问清情况，就把她们带着了。
记者：当时是他们第一次相互认识，一位是军长，另一个是女战士。后来您父亲负伤，您母亲一直照料他，两人就是这样开始相爱的吧？
徐文伯：对，那是爸爸负伤最重的一次，我母亲是二十五军的护士。谈恋爱就在这儿，当时爸爸负伤的时候，妈妈用口把血痰吸出来，后面三个月都是我妈妈照顾的。
爸爸和妈妈结婚的时候，非常简单，是在永平跟刘志丹会师以后。结婚以后要到司令部去，妈妈不敢进，爸爸的大衣比较大，就把她遮在后面，就这么盖着进去。人们一看军团长怎么四条腿，他说这是徐海东式的大衣。（笑）
记者：翻相册我们看到很多您父母在一起笑得很开心的照片，您父亲也曾经说过，“没有你母亲，就没有我的今天”，他们的感情非常好是吗？
徐文伯：父母感情非常好。1938年一大批女学生到延安，其中有人就让我爸爸跟我妈妈离婚，说给你介绍个漂亮的。凡是来说的，他就骂太混蛋了，我们是战争中培养的感情。
后来到了大连以后，苏联原卫生部长来给爸爸看病。看片子的时候，他说，这个人早就不在了吧。后来见了爸爸，大喊奇迹，说你能活着真是奇迹！又问妈妈怎么照顾，爸爸躺了这么多年，他身上没有长过任何疮。妈妈说就是每天都清洗，再就是吃些中药。那个苏联专家说，没有夫人，你活不到今天，夫人对你的照顾完全符合巴甫洛夫学说。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大将徐海东…采访徐海东的长子徐文伯（6）
1951年，总理到大连，对我妈妈说：“我代表党中央，代表毛主席感谢你，感谢你这么多年照顾海东同志。”1959年国庆节，中央专门发来请柬，让妈妈坐在上将席。
爸爸病了近30年，一直讲，没有你妈妈，就没有我的今天。
从辉煌到淡泊
记者：您父亲的纪念文集上有一句：“徐海东早年辉煌、中年淡泊、晚年凄凉”，话说得或许不太准确，但是也反映出他的一种状态。从1940年到1970年他病了30年的时间，作为一名军人，我们很想知道，他是靠什么支撑下来的呢？
徐文伯：如果静养肯定养不下来，他感到还有事可做，不是那么孤独。他睡在担架上，很多叔叔来给他介绍敌情，他就讲怎么打，结果后来一打准胜。所以当时在淮南就说我父亲能掐会算，神了。所以这些老叔叔们都信任他。这对他是很大的鼓舞，因为他是以打仗为生的人，一天不打仗就不行，他在延安跟毛主席讲，我一打仗病就好了，主席讲这是你的发明。
记者：您父亲曾经多次病危，有没有撑不下去的时候？
徐文伯：在我的记忆中没有，而且在任何情况下，他都很乐观。有好几次病危，他却反过来安慰妈妈、安慰我们。说人总要有一死嘛，这个没什么了不起。我们不能安慰他，他却反过来安慰我们，不要哭，说好多同志牺牲了，刚才还在说话，一出门就牺牲了，这种事情不是很多吗？
1945年，日本投降了，父亲讲我这个老病号把小日本给熬垮了。他总是这么乐观。他相信：总有一天我能站起来。
1956年，他被选为八大代表。这时爸爸在大连恢复得很好，能走得很远。到北京的第二天，主席打来电话要见爸爸，他们已经17年没见面了。爸爸下车，毛主席已经在门口等他了。毛主席那个院子很大，他们手挽手就这么样走进去了。
我记得当时爸爸还跟主席讲，他很惭愧，你给我的任务没完成。毛主席讲，不是你没完成，是你病了嘛。1956年开会，中南海他都能走进走出，那时身体确实是好转了。到1958年，他想试一试，看看身体到底怎么样，就回老家。到了武汉参观、回老家，因为心脏不好，又病了。本来他想跟主席讲要正式工作，但这时他只好打消了这个念头……
其实我觉得还是有某种军人的尊严和荣誉在支撑着他。过了这么多年，有一个场面我记得特别清楚。1944年春节，新四军二师四旅，一个旅连以上的干部全都来了，200多人，好家伙，大炮仗，大竹子挑着20多挂炮仗；军号，一个连的军号吹着，来给爸爸拜年，全部到爸爸面前行军礼。爸爸起来，坐起来。这是1944年的事情，我记得非常清楚。非常壮观！那个场面我到现在都记得清楚。全城老百姓都来看……
疾病几乎是在瞬间彻底改变了徐海东的人生轨迹，在经历过辉煌后他面对的是人生突然的寂静，而比他早年传奇更令人敬服的是他面对淡泊的平静。
逝去的岁月和往日的荣耀已经成为共和国一段永远难忘的历史，这位战斗不已的战士仍旧顽强地前行，他敬献的是一位军人对祖国的赤诚。
百胜将军…采访陈赓的子女及部下（1）
百胜将军…采访陈赓的长子陈知非、次子陈知建、女儿陈知进以及部下王恩田
采访时间 2003年1月
采访地点 北京灵境胡同
采访对象 陈知非（时年74岁） 陈赓与王根英的长子
原航天部高级工程师
陈知建 陈赓的次子 原重庆警备区副司令员 少将
陈知进 陈赓的女儿 北京301医院主任医师、教授
王恩田 原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宣传队队员
采访记者 董雅丽
“见他的时候，我心里紧张”
陈知非是陈赓与王根英唯一的儿子，王根英在1939年牺牲。陈知非听说父母1927年结为夫妻；听说他们异常恩爱；听说1933年他们在上海相继被捕。陈知非对于父母的印象几乎空白，基本上都来自别人的讲述。
记者：由于当时的革命形势，老革命家的孩子在幼年时期由父母亲自带大的实在不是很多，您的童年好像都是与外婆在一起，您和父母接触的机会很少吧？
陈知非：是啊。我的名字都是我祖父给起的，我是1929年出生的。从记事的时候起我就和外婆在一起，记事的时候我就不知道我父亲母亲是什么样子。我与母亲合影是两岁多，但是我这个人记事晚啊，我父亲母亲什么样子都是我的姥姥告诉我的。
记者：所有的孩子在小的时候都希望能和自己的父母在一起，可是您的父母却因为革命工作，只能把您托付给您的姥姥。孩子总会对自己的父母产生思念之情，那姥姥是怎么向您描述父母的？
陈知非：她告诉我说，你父亲是共产党的官。我小的时候就知道，别去向外人说。从小我就知道我父亲母亲都是共产党里头的。在我小的时候总是听我外婆给我讲我妈在上海闹*的事情，说我妈净闯祸。把那个枪搬到自己的家里来，步枪，搞什么起义嘛。她把枪放到我们家桌子底下，我那个大舅舅吓得要死。他给我讲我妈*，我舅妈也知道，我舅妈也是纱厂的工人。说外国汽车要撞她（我母亲），她站着不走，结果那个汽车就停了。
记者：您小时候和您母亲在一起的时间不是很多，在您的记忆中，您对母亲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段时间？
陈知非：我印象清楚的就是我妈在南京坐牢。她常常给家里写信来，还给我绣了一个枕头，有时候还给我寄来小孩玩的东西。我母亲在监狱里待了9年，经常给我寄枕头、布娃娃之类的东西。我妈出狱以后就根本没到上海来，直接去延安了。
卢沟桥事变以后，日本人攻打上海。我和姥姥就在法租界里待了好几个月，有点相依为命的感觉。回去的时候家里房子都烧光了，什么都没有了。没办法，我们就搭了一间小房子住在里面。姥姥老是哭啊，在那个被火烧得一塌糊涂的地方哭了好几天。
记者：后来随着国内形势向有利于革命的方向发展，您父亲也有条件把您带到身边，父子团聚。他是怎么找到您的？知道自己就要见到父亲，您的心情是不是很激动？
陈知非：那时候上海有地下党，我父亲派人到上海来打听我的下落。那是1946年，我父亲派人来打听，说要把我接到解放区去。那时候我们没事干，我在家里生活也不好，我吃得多，我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