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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G6的情况看，我们无法推断出消费购物是她的社会关系的唯一因素，但可以看出，消费在她自己的生活中成为组织人际往来的一个重要方面，一定程度上，甚至于比生产活动——工作还重要。从这个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出，消费与生产在建构人际关系上存在一些基本的不同：其一，生产活动中的关系很大程度上是前定的，而不是自由选择的，或者说只能是在一定的范围内进行选择，这种关系中个体的自主性与自由程度都不如消费活动。其二，消费活动本身建构社会关系的基本方面固然与经济基础、职业性质等因素有关，但最重要的是消费观念方面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是内在的，因而其建立的关系可能更加持久；而生产活动中的关系建立本身包含了很多的个体外的因素，这种关系很可能随着职业变动、部门转变等因素而发生变化。其三，消费活动中结成的关系本身已经成为个体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成为职业、工作结成的生活圈的有效补充。而且，重要的是，消费作为关系整合的力量在其生活中已经开始表现出来，“理发风波”则是直接体现。如果说她对“新之肤”的选择表现了我们前面所述的消费空间的区隔的话，那么消费中社会关系的区分表现得更为明显：一方面，与G6一同前去的伙伴也是她经常外出逛街的同伴，如她所说，二人的关系主要集中在消费之中，虽然是同事，但工作中的联系很一般，二人的关系主要是在消费中形成的；G6与其楼下理发店的冲突反映了不同阶层消费观念的区别，这种区别成为不同阶层差异的主要方面；也对社会关系的亲疏远近形成了一定的影响；“新之肤”同其他任何俱乐部形式的消费场所一样，在那个社区附近，它的顾客多为中产阶层家庭妇女，这样的场合本身就是一种区隔，这是一种对不同收入、不同身份、不同地位的人的区隔。这样的区隔也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反映，这种区隔空间成为同一阶层人们的活动空间，成为他们建立社会关系的整合空间。
G6的“理发风波”其实只是我们生活中可能发生的故事之一，前文对于消费空间区隔的结果表明，区隔或者说消费空间的阶层趋同性正在形成并加大。但这种消费空间也只是人们展开其社会关系的空间，在这种空间区隔的背后起作用的必然是消费观念所造成的关系分合的区隔。G6与同事刘的关系其实正是很好的说明，可以说她们的交往始于消费，基础是共同的消费观念，而这种关系进而延伸到她们生活中的其他方面。G6所谈到的有关她美容的问题，其实也是这样一种关系整合的表现。值得注意的是，“理发风波”中表现出的更多的是消费对于不同阶层群体之间的关系区隔：通过消费，不同阶层的群体之间保持并拉开距离，形成关系上的远近之别；而G6与刘的交往及美容消费则表现了由于消费观念不同所导致的同一阶层内的关系分化，认识到这一点在目前来说也是相当重要的。也就是说，由于目前我国城市中产阶层在消费观念上并没有达成一致，这种关系区隔也会在阶层内形成区隔，而这种区隔显然是在阶层间的分化的基础之上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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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层消费的社会效应（7）
G6的生活中所表现出的消费对于社会关系的聚合情况在另外的访谈中也得到进一步的反映，且更加明显。Z11和Z12是一同接受访谈的同事，她们两人的消费水平相近，在消费对人际关系的影响上她们持相似的看法。在选择购物的同伴时，Z11的看法是：“应该是跟自己的品味、格调差不多的人吧。是跟自己的消费能力、选择观念一致的。好像我们这些人（同事）基本上还都比较接近。”Z12的看法是：“肯定是有相同的消费能力，否则，如果我在买她又不买，或者她在拼命买，而我又买不起，肯定会影响购物情绪的。”
从对此二人的访谈中可以明显感觉到，消费对人际关系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将品味、格调、消费能力、选择观念相似的人聚合在一起，如果消费能力不同的话，人际关系可能会受到影响。Z11和Z12对于自己、对于自己的朋友的消费能力基本上都有一个大概的认知，这是她们判断、选择消费同伴的因素之一。但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即她们的消费同伴除个人喜好上的相近外，职业、收入、社会地位等基本上相近，这其实是她们消费的基础与前提。Z11也曾谈到她的朋友虽然与她经济收入上差别较大，但购物的次数也较多，二人趣味相近。但访谈中我了解到，Z11的丈夫收入不菲，而最主要的是她自己的社会地位并不比其朋友低。
在有关国外的中产阶层家庭消费研究中，家庭消费的性别差异问题表现得比较突出：或者中产阶层家庭的专职妇女成为凡勃伦式的“代理消费”的典型，或者基本上由他们完成家庭的消费活动。西莉亚·卢瑞：《消费文化》，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第134～148页。我们在调查中也发现这种差别，即中产阶层家庭大多数具体的消费是由女性完成的。所以，购物作为关系整合的手段在她们的生活中表现更为突出。对于中产阶层家庭的男性而言，这种消费对社会关系的影响表现如何呢？
由于调查时的住所离G1家不远，因此他成为我能够就近参与观察和深入访谈的个案。G1的消费层次较高，有车有房，出手大方，交往面很宽，人际往来较多，从而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从G1的例子中不难发现中产阶层家庭中男女的消费区隔方面的差异：如果说中产阶层女性将消费作为建构其社会关系的一种方式，她们是在消费中交往，那么对于中产阶层男性而言，他们是在交往中消费，也就是说他们是基于关系之上或者企图建立关系的消费，在这里显然消费的重要性大为不同。但共同的一点是，这种消费区隔的逻辑与性质是相同的。在G1谈到买车问题时，这种逻辑表现出来。他认为买车使得他自己的人际空间加大，即“交往的圈子也大了，出去的场合也多了”。而且从他们单位在一次寒假组织的车队出游可以看出，在这种活动中，车其实成为一种联系与交往的工具，自然，也成为关系分隔的一种工具。从G1的日常生活中可以看出，消费在他建立自己社会网络中的关系的地位：其一，正如G1所说的，这些人能够在一起玩乐主要是脾气相投，关系好，但隐含在其中的一个方面就是消费观念较为一致，否则这种交往可能会中断，即所谓“人以群分”，如果以前人们主要是以职业、工作等聚合在一起的话，那么现在消费成为又一个重要的因素。这在生活中并不鲜见。其二，在目前，越来越多的社交场合是与消费场合叠加在一起的。在消费中交往，在交往中消费，已经成为现代社会消费的一个重要内容。这样，消费成为与人们交往相伴的、有时甚至是决定亲密关系分与合的重要因素。其三，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追求的不仅仅是消费的快感，如G1所说的，有时不想去也得去，在这时消费显然成为一种联络感情、沟通关系、增进交流的手段，是积累与获得社会资本的重要途径。消费在社会交往的作用并不仅仅局限于中产阶层，这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色，但应该承认，就社交与消费的关联而言，很明显，中产阶层要大的多，这一点在前面的调查中也表现得很突出。如果以前说起“酒肉朋友”还多少有些贬义的话，那么在今天，要找出不与消费相联结的社会活动，恐怕太难了，茶馆、酒吧、餐厅等等是消费场所，也同时是社会交往场所。而且，不可忽视的是，随着人们自由选择的空间越来越多，那些在消费上经济能力接近、消费观念相近的人更多地走到一起，而不是相反。这样一来，中产阶层的消费活动建构起来的可能是越来越同质性的圈子，因为社会交往本身更多转向消费场合在一定程度上就会产生一种社会排斥：那些消费观念、消费能力差别较大的将可能会趋于疏离。
这些个案的具体情况反映了一定的生活真实，但要反映全部代表所有的方面，显然是不可能的。这两个个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