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那就随便找个小说，完全消遣性质的，有玄幻的，武侠的，社会的，什么乱七八糟的都有。好像有点兴趣看下去，就看看。”这种作为工作补偿的休闲在我们的经验资料中占据了很大比重。
2功用型休闲
前面的电话调查部分曾经显示，中产阶层的休闲交往含有更多的实用性成分，部分中产阶层个体积极参与休闲是为了增加他们的社会资本。这在我们的访谈中也有所体现。律师S8在谈及休闲时坦言道：“哪有时间看电视呢。律师职业不是单一化的，跟别人聊天、吃饭也是一种业务。跟很多老总去游泳、打球，这个收获最多。打羽毛球，打完球游泳，放在一起，休闲嘛。”他虽然平时忙得连看电视的时间都紧张，逢到节假日却总是积极地出去玩，可玩并不是为了自己或带家人散心，主要还是为了“拉关系”，甚至还包括带上“小孩的老师”：“也不是因为共同的爱好，因为我有车嘛，方便。邀老师一方面是为拉关系，但更主要是想让孩子克服对老师的胆怯心理，让孩子感到老师也是人，不是神。小孩比较内向。”为了孩子而积极参与休闲活动，这在我们的访谈中屡见不鲜，G5告诉我们：“比如说我们去过香港、澳门，这是带孩子去玩的，我们小孩子情况不好，见的不多，现在条件允许了，就要带他多走走，见识见识。还去过桂林，那里的景色很不错。孩子很高兴出去，一般我们出去都会带孩子一起去。”
还有部分中产阶层成员利用休闲来改善工作气氛，担任项目管理工作的S5先生深谙此道：“做项目管理嘛，平时要求他们要达到，完成后为了缓和一下紧张气氛，会组织打打球，羽毛球，乒乓球，或者会组织一日游。团队管理嘛，相互之间进行交流、沟通，把关系处理好，了解各人特点，挖掘各人特长，在工作中体现他们的价值，使大家的想法达到一致。”休闲在此成了一种点缀和手段。在日常生活的休闲中，这名年轻的项目经理同样具有较为明确的工具理性，“周末会会朋友，扩大一下交往圈子”是他休闲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
不过，这种情形与职业种类等中产阶层个体的发展境况有关，那些事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中产阶层大都尽力避免将实用性痕迹带入休闲生活中，甚至忌讳二者的相连。在某省级旅游主管部门担任要职的N7虽然年轻时起就从事旅游工作，带着旅行团跑遍了大江南北，可他还是特别喜欢跟着自驾游俱乐部的一帮同好出去玩。伙伴们个个事业有成，彼此间的交往也十分密切，有机会就聚在一起，可交谈的话题却十分简单：“大家就是出于爱好嘛，在一起就是玩。比如商量下次（自驾游）去哪里啦，怎么走啦。把个人的心得交流交流。一般不谈工作，说实话，好多人就知道个名字，也都互相叫‘王总’、‘李总’，不过到底做什么的也不去打听。就是纯粹的休闲关系嘛，何必搞得那么复杂。喝酒也喝啊，那次在新疆好多人还喝醉了，那也没什么。”由此可见，功用型休闲更多地体现在急需相应资本的中产阶层个体身上。
3标签型休闲与时尚追随者们
在量化调查中我们发现，虽然中产阶层整体上相对于非中产阶层而言拥有较为活跃的休闲生活，但这种区分更多地体现在休闲消费上，在文化品味、社会公益意识等方面二者尚未体现出显著性差异。但是，这一结果并不意味着中产阶层的休闲生活品位等同于非中产阶层，通过访谈我们发现，区分已经成为部分中产阶层休闲规则中一个重要的表意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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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层的休闲特征（2）
首先，中产阶层对吃喝的环境特别讲究。在我们的访谈中，S2明确地说：“对，吃饭比较讲究，一般差的饭店我们不进去的。那种小饭店我们肯定不去的。一般朋友来了，肯定去饭店，去口味比较好、装修也比较好的饭店。公款消费更不用说了。”G1同样强调环境的重要性：“像我们这个楼上，在二楼，就有西餐厅，现在的生意也不错，我们谈生意很多就在那里，有时吃饭不是很重要的，主要是要一个好的环境，现在你能够吃多少呢？有时去了，就为一个放松，听听音乐。”他的表述与福塞尔的描写如出一辙，从中我们不难感受到中产阶层对休闲的标签功能的垂青。
同样的观点还表现在中产阶层的旅游休闲活动中。北京的B8对团队旅行不屑一顾，她态度坚决地说：“绝对不跟（旅游团）！跟过一次，不好，它跟你说的和你想的不一样，当然它会安排星级酒店。比如一次到香港，它安排一个生产绿色蔬菜的地方，开三个小时的车，到那个地儿，吃老百姓的那种菜，这绝对不是我想去的地方。”
由此可见，比起休闲对生理功能性需求的满足，中产阶层更为青睐的是其符号性的表意功能，所以他们才会远离“麦当劳化的团队旅游”。乔治·里茨尔：《社会的麦当劳化——对变化中的当代社会生活特征的研究》，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第157～159页。中国中产阶层的标签便在这种区分的“规则”中得以体现，而潜在的道德、文化意识等则进一步构成部分中产阶层成员休闲生活中的合法性规范要素。B8女士为我们举了一个高尔夫球场上的例子。“你不能老想着，你这儿打着（高尔夫）球，人家又谈成多少生意了。（问：有没有这样的人啊？）有，多的是。在球场高声打电话，争一两个球，为个球杆打架的，什么人都有！人家都以为这是一个绅士场合，不是的！有一次，一男的，他确实打得特别好，人也特别好，就有一新加坡人，不服气，拿着那好杆儿不让，他就特生气，就拿着那杆儿打人。人就得劝架啊，多危险，那是铁头杆儿啊。（问：高尔夫也会有这样的事儿啊？）那人就好长时间不好意思再来……人也是那种特好的人，平时他也不那样儿……”
按照人们的常识，上例访谈中这个“男的”原本铁定属于中产阶层体系，可他却因为在偶尔的休闲活动中违反了圈里的规范，而失去了继续活动的合法性，行动者本人也因此自惭形秽。可以说，这也是休闲行动中的一个“意外结果”。根据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在某一基本框架中已被赋予意义的某种活动，借助‘调子’，便可以在另一个派生框架中获得新的意义……在‘讲规矩’的过程中，规矩体现为某种控制手段，这种体现过程构成其实际运作过程本身的一部分。”吉登斯，同前引书，1998，第167～168页。因此，纯粹的运动场上的休闲交往也为中产阶层合法性意义上的结构边界的形成提供了实践场所，“日常接触的发生过程标志并确定了某种明确的社会‘色彩’或‘氛围’，将纷繁复杂的活动片断逐一归入不同的‘类型’中去……对身体、手势、定位过程的反思性监控一般总是被用来创造某种‘合乎习俗的参与界限’。”吉登斯，同上，第150～151页。这样一种类似语言学转换规则的符码结构正是中国中产阶层休闲再生产的建构基础，体现出中产阶层群体的价值取向和地位诉求特征。G1提及广州的休闲氛围时就愤愤不平：“广州的人，现在许多有钱了就知道吃喝嫖赌呀，也不知道买点书看，买张票去音乐会。这些人富有了，但是没有什么文化品味，不会去欣赏，他愿意一吃就是几百几千，也不愿意去买张二三百块钱的音乐会的门票，以前是没钱，可现在有钱了，只知道物质享受，没有一些精神的东西。所以有人说广州是文化的沙漠，就是说这些人不知道文化追求。”
相比而言，对时尚的演绎在中国中产阶层的休闲生活中表现得并不明显，他们中的多数人类似于理斯曼的“他人导向型”，大卫·理斯曼等：《孤独的人群》，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是对新奇事物的追逐与尝试者，而非积极的营造者。中产阶层对保龄球的热衷与舍弃就是一个极为形象的例子。
“以前还常去打保龄，现在很少去了。可能是一阵风吧，有一阵子，大家都去，现在不去了。有时不上班的时候常常打一打网球，就在天河体育中心里的场子，这个有时很贵的，一小时要几十块钱。我自己也是刚刚学的。现在还比较有兴趣，有时间，就会约上几个同事一起去。”“以前是保龄，现在不了，现在主要是羽毛球。大概是1998、1999年的时候，保龄球很热，大家都会去，现在都不太去了。”
前段话出自广州的一名中产男士G7，后面一段则出自深圳的女教师Z11。二人对保龄球的追随与舍弃如出一辙，自然令我们深思。
4自由型休闲
正是通过一系列的反思性监控，中产阶层结构群体才能逐步确立意义的合法性边界，追求真正意义的休闲。北京的B8女士否定了为休闲而休闲的形式主义，强调真心热爱休闲的态度：“我认识的一些人就是一大早，六点钟就去（打球），然后十点钟到办公室，好像还挺忙。（还有的人）像休个假，出去十天半月的，我觉得那不叫休闲，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它特别难说。我觉得就是个态度问题。得是我喜欢做的事，不是说工作特别累，调剂一下。我过去在报社，有人就是下班以后到CBD的草地上走走，二十分钟，我说你还不够吸那废气的。周末是不能打高尔夫的，人特多，就跟塞车一样。本来三个小时就可以打完的，得五六个小时，这很烦的，因为它本身的运动量就不大，你就坐在那儿等，这很烦的。所以周末是没办法打球的。”对B8女士来说，这种“不是调剂，是我喜欢做的事”才算得上真正的休闲。G10也从看似自讨苦吃的个性化旅游中体验到了这种自由：“一般情况下，我每年差不多至少会去两次，远的地方至少一次。我不会跟团旅游的，跟团去没意思，去什么地方，呆多长时间都是固定的，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