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平”联系在一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具体说来，我们可以依据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将培育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或中产阶层的基本途径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加快城市化的进程，切实通过工业对农业的“反哺”、城市对农村的“反哺”，缩小城乡差别，缩小农民与市民之间的差别，为建设中间阶层占主导地位的“橄榄型”社会奠定基础。城市化速度的快慢和程度的高低，与中等收入群体或中间阶层的扩大关系密切，在当代中国更是制约中产阶层扩大的瓶颈之一。按普雷斯顿定律，工业劳动力占全体劳动力的比例每增加1％，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会增长2％。但是，我国自改革开放的1978年到2000年间，工业劳动者占群体劳动者的比例上升了282％，但我们的城镇人口比例却只上升了183％。李强：《“丁”字型社会结构与结构紧张》，《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换言之，我们的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这种滞后导致了城乡差距的进一步增大。据统计，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例，1884年为171∶1，2003年达到323∶1，考虑到城市社会福利方面的因素，这种差距更是达到6倍左右。事实上，人们已经注意到，中国基尼系数的增大，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增大有着最为直接的联系，而庞大的农村人口不减少，中产阶层或者说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就不可能，和谐社会的建构就难免遥遥无期。
（2）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降低传统产业结构尤其是第一产业即农业的比重，在进一步推动工业化的同时，积极发展服务业，提高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为中等收入群体尤其是新中间阶层的出现和壮大创造条件。我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发生了传统产业比重下降、现代产业比重上升的急剧变化，在1978～2002年的25年间，在产业结构中第一产业从705％降至500％，第二产业从173％上升到214％，第三产业则从122％上升到286％。但是，由于前述城市化的进程较慢，且我们的第三产业发展中信息化的程度不够，不但使得农民进入城市的成本和代价过高，而且也阻碍了管理者和专业技术工作者等“白领”职业比重的提高。
成长，或有待突破的困境（3）
（3）职业结构的分化是工业化的必然结果，而职业分化又必然会导致不同职业群体的收入和声望等方面的经济与社会差异，这是产生中间阶层的重要途径。我们已经看到，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原有的职业结构也发生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一系列的与中等收入群体或中间阶层相关的职业应运而生，如独立执业的建筑师、律师、会计师、房地产评估师、营销人员、影视制作人、股票经营者、计算机软件设计者以及其他类型的自由职业者。下一步我们应该在产业结构优化的过程中，进一步加快职业结构的合理分化，并赋予其相应的经济报酬和社会地位评价，为促进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提供适宜的温床。
（4）尽管中等收入群体直接体现为其成员的收入水平的高低，但是所有的人都意识到扩大中产阶层的关键因素在于发展教育事业。在当今中国社会，要有效地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从教育领域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要积极稳妥地发展高等教育事业，优化专业结构，使得我们的高等教育体系能够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需要，使得我们能够为更多的人成为中等收入群体提供基本的教育和素质保障；其二，优化教育结构、平衡教育资源，在率先发展高等教育的同时，大力发展义务教育、农村教育和职业教育，即使我们不能在短期内将大多数低素质人口尤其是农村人口打造成中间阶层的后备军，我们起码应该努力使他们的第二代能够获得与他们的未来相称的教育。对教育资源的平等占有从某种程度上说比对物质资源的平等占有更为重要，因为它直接影响到一个人的前途和未来。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应该为每一个人的健康发展提供良机。
有关本项研究的若干说明（1）
在进入对中国中产阶层实证研究的论述之前，我们有必要对与本项研究有关的问题给予简略的说明。自2002年底起，为了对当前中国新兴的社会阶层——中产阶层能有比较全面和深入的认识，在###“优秀青年教师教学与科研奖励计划”和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发展规划项目基金”的支持下，我们成立了由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教师和博士研究生组成的“中国社会变迁与中国都市中等收入群体的成长”课题组，课题组由周晓虹教授担任主持人，并聘请了陈友华和风笑天两位教授担任学术指导，参与者则包括了王建平、许荣、张春明、陈曙红、王奕红、连连、沈晖、杜骏飞、胡翼青、王晓燕、王咏、胡正文、周海燕等十数人。
本项研究历时近30个月，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为时12个月（2003年1月～2003年12月）的时间里，我们收集并在专题研讨会（seminar）上研读了欧美及世界各国数十种有关中产阶层研究的文献资料，在此基础上，编撰了《“全球中产阶层”研究集粹》。现在，这一《集粹》已经改写成《全球中产阶层报告》一书，作为本书的姊妹篇同时推出。在《全球中产阶层报告》中，我们讨论了中产阶层的理论界定、全球中产阶层发展的历史脉络、中产阶层的主要概念类型，以及全球化与中产阶层的未来；接着，通过对英国、法国、美国、加拿大、北欧、日本、俄罗斯、印度、韩国、巴西以及中国的台湾和香港等国家或地区的研究，在展现全球中产阶层的发展历程和现代状况的同时，着力对美国、欧洲和东亚等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中产阶层发展模式进行了深入的比较，全方位地探讨了“中产阶层”这一后工业语境中的全球话题。
研究的第二个阶段为时6个月（2004年1月～2004年6月），在这6个月里，通过北京、上海、广州、南京和武汉的抽样和电话访问系统，我们完成了3038份问卷的调查，并在上述5大城市及苏州和深圳等地先后完成了100多位中产人士及相关成员的个案访谈。
《中国社会变迁与中国中产阶层的成长》的调查问卷共拟定了79个问题，除了个人与家庭的社会背景以外，包含了与中国中产阶层及其发展有关的8个主要问题，这就是身份认同、消费行为、休闲方式、社会交往、教育与文化传承、文化品味、政治参与以及传媒接触等。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本题为《中国中产阶层调查》的著作，其主要章节就是根据这8个方面写成的。
这3038份调查问卷通过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电话访问系统完成。具体抽样方法为：首先从上述五个城市的黄页电话号码簿中获得各城市的电话局号，然后按照各城市电话号码位数（n）与电话局号位数（m）之差（nm），由计算机自动生成0～10n…m之间的随机数，最后由局号×10n…m＋随机数即组成电话号码样本。
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最后完成的3038份有效样本进行简单的分析：（1）样本的性别分布：男性样本数为1503人，占有效样本的495％；女性样本数为1535人，占有效样本的505％。（2）样本的年龄分布：19岁以下的样本数为223人，占有效样本的73％；20～29岁为921人，占有效样本的303％；30～39岁为547人，占有效样本的180％；40～49岁为493人，占有效样本的162％；50～59岁为435人，占有效样本的143％；60岁及以上为404人，占有效样本的133％；此外，另有15人拒绝回答，占样本的05％。（3）样本的城市分布：北京市样本数为606人，占有效样本的199％；上海市为604人，占有效样本的199％；广州市为603人，占有效样本的198％；武汉市为608人，占有效样本的200％；最后，南京市为617人，占有效样本的203％。
在整个电话调查过程中我们发现，绝大多数的被访者对本次电话问卷调查非常理解，并积极给予支持与配合，从而使我们顺利地完成了这次电话问卷调查任务。与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进行对比，我们发现无论从性别结构还是从年龄分布上考察，本次全国五大城市的调查结果与上述五城市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之间的一致性很高，这表明本次调查的质量比较理想，基本达到了预期的目标。
电话问卷调查完成后，我们采用SPSS 115统计分析软件对全部数据进行统计处理；同时，我们也对上百盘访谈录音进行了认真的整理。整理后的个案编码由字母和数字组成，字母为被访者所在城市的汉语拼音的首字母，数字则代表被访问者的先后顺序。如“B1”，表示北京的第1号访谈者；“S5”则表示上海的第5号被访者，以此类推。
研究的第三个阶段为时近12个月（2004年7月～2005年6月），在这12个月里，我们先后举办了多次研讨会，分析相关数据和资料，并开始按共同拟定的纲要撰写《全球中产阶层报告》和《中国中产阶层调查》两部著作。同时，为了了解1949年前中国中产阶层的成长状况和中国台湾地区中产阶层的历史与现状，我们还专门邀请了有历史学背景的连连博士和来自台湾的胡正文博士撰写了附录一“1949年前的上海中产阶层”和附录二“身处变迁下的台湾中产阶层”。现在我们能够看到，通过我们近30个月的共同努力，有关中国和全球中产阶层发展与现状的叙事经纬已经编织而成，尽管其中存在许多不完善和疏漏之处，但它起码为我们的解读提供了历史与现实文本。
有关本项研究的若干说明（2）
第一章中产阶层的认同及其建构
中产阶层的认同及其建构
我国2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使原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