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报人，我经常编发这类报道。编辑为了论证某个观点，从各方面搜集典型事例，有数字和百分比。有一个专区或一个县、一个乡甚至一个家庭的事实，如此这般以观点引路，给读者以全方位、多侧面反映现实的印象。列宁说过，像俄罗斯这样幅员辽阔的国度，要搜集若干个别事例来论证某一观点，那是最容易的事。中国也一样，我国有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包括各种地形和气候带，每年发生局部的天灾非常正常，说全国各地普遍遭到严重的自然灾害，那就未免是海外奇谈了。我记得《人民日报》1959年还载文痛驳西方报刊关于我国遭灾的说法，说那是帝国主义者可笑的梦呓。我还记得1948年《华中日报》曾发表《全区人民团结起来战胜各种自然灾害》的报道，当即受到内部通报批评，说这是缺乏党性的客观主义报道，不加分析地罗列各种灾情，只能使广大群众惊慌失措，对战胜灾害不利。如今新华社和各级报纸为何一反常态大肆渲染所谓百年不遇的天灾呢？
我在板报组的小木房里反复审视这类报道，浮想联翩，思考大跃进以来农业方面的种种失误。什么亩产几千斤、几万斤乃至几十万斤，分明是弄虚作假，上面对粮食总产量显然是作了过于乐观的估计。报载毛主席问过徐水县委书记：粮食太多吃不完，你们怎么办？书记瞠目结舌，不知所对，主席说可以酿造佳酿，可以一天吃四顿，吃五顿。中央甚至认为我国可耕地太多了，用不了那么多地种粮，可以种棉花、油料，可以用三分之一的土地休耕，或大种万紫千红的观赏植物。公社化以来，动辄大兵团作战，大刮一平二调共产风，废除小锅小灶，一律到公共食堂吃饭，破坏了千百年来的家庭生活方式。难怪美国国务卿杜勒斯都觉得不可思议，南斯拉夫总统铁托也认为中国的公社是军事公社，像个大兵营，与*主张的自由公社毫无共同之点。将报纸上的只言片语和听到的传闻联系起来，就能展开一幅农村灾难的图画，把它归之于天灾，岂不是最大的谎言吗？中央在1962年初召开了七千人大会，刘少奇代表党中央称这几年的严重局面，来自于“三分天灾，七分入祸。”可见，他的头脑是清醒的。身在底层的人们虽不完全了解刘的讲话内容，但仅凭自己的良知和推测，还是与刘作出了相近的判断。
自然灾害这个说法虽不能令人信服，却是当时以及以后若干年的权威说法，“自然灾害是个筐，一切问题往里装。”从此，动力厂的干部在各种场合大谈“百年不遇的三年特大自然灾害”，作为掩盖问题的*布。
27围炉御饥饿
星期六晚上不学习，难得有片刻的宽松。成品库张干事桌边的一盆炉火还燃着。张干事下了班，杂务组几位知己便到成品库围炉取暖，聊御饥寒。官举俊坐在桌边清理帐目，一边打算盘，一边把晚餐时打的干饭和菜装在小锅里，添了许多水，饭菜在火炉上咕嘟咕嘟地鸣响着，好像在唱一支怀乡曲。罗次岷、李伦和我早已餐毕，便到这儿打精神牙祭。不一会儿，干饭煮成稀饭，容积大为增加，算得上美食了。罗次岷打趣说：“老官的期限快满了，该到饭馆打牙祭了。”老官一边舀饭，一边暇想：“什么时候能炖上一锅肉，炖得J肥戈巴的，进口就化，那才是享受。”官举俊出身望族，吃过满汉全席、烧烤盛宴，如今的向往却如此卑微渺小！
老罗讲起自己的事情，前两天，突然接到周干事通知，说他年逾花甲的老父正在四川医学院附属医院治病，想见儿子一面，管教办同意了，于是得到父子重逢的机会。
罗次岷的老父亲系省政协委员，在成都开会用餐，饥肠辘辘的老人比平时多吃了一个肉包子，竞发生肠梗阻，送川医诊断，需要开刀，亟待亲属签字。老罗的兄弟从宜宾匆匆赶来护理。老罗见到了阔别许久的亲人，又受到兄弟款待，在病房饱餐一顿，真是意外的幸事。老罗感慨说，老父平日进餐十分谨慎，从不多吃一口，如果不是饿慌了，饿枯了，断然不会多吃那个肉包子．也不会有这场大祸。我不由想起川大周菊吾老师讲杜甫生平，说杜甫晚年由蜀北上，漂泊于洞庭湖中，饥寒交迫，船停泊于一座小城，巧遇当县令的一位老友设牛肉宴款待，杜老先生不慎多吃了～点就胀死了。其实胀死是现象，长期饥饿才是本质，我不便接触这个话题，涉嫌借古讽今。
材料库保管员李伦插言说，罗师兄有口福，接着讲成都有好几位同名同姓的李伦，有军人、作家、教师和医生。一次，几位李伦聚会，吃了一餐沙锅鱼头、红烧海参、清炖鱼翅……大家争着付钞，结果还是他请的客。
老官忽然想起锄坝河农场的见闻：“解放初，捕获一批匪首，七人被判死刑。公审大会正在开，要提七名死刑犯上法场，审判员翻阅档案，只有六张判决书，一位姓张的死刑判决书找不到了，只好把那六人带走，立即执行，人头落地，那个姓张的继续被关押。原来是审判员忙于审理别的案子，把他忘记了。两年后忽想起此事，这时政策有所松动，判死刑要省里批准，经重新审理，只判了二十年，后来他表现好又被减刑，此人我见过，你们说怪不怪？”
大家都说此人运气好，保住一条命纯系偶然。我却觉得它反映了我国法制不健全。照理说，一个人犯了死罪，不论何时都该判死刑，如不该处死。何时都不可姑宽，审批权也不可因时而异，变来变去。当时，大家都当做奇闻轶事，好像很正常。
老官又谈起农场草创时漫天风雪，超负荷的劳动难以承受，一度想一了百了，后来慢慢适应了环境，也就活过来了。农场也有农场的好处，和老乡接触较多，有的老乡在黑咕隆冬的黎明冒充犯人，排在犯人队伍里舀饭吃，有时还能从老乡处买到一只羊腿或一只全羊，在工棚里煮上一锅羊肉，在动力厂难得有如此奇遇了。
我插话说，“l952年我当记者时曾到泸州龙马潭劳改队采访，那是四面环水的一个小岛，被称小台湾，我住了四天，参加过犯人的学习和斗争会，火药味浓得很，也找过犯人个别谈话，他们直挺挺地立着，进门就喊报告，只讲政府对他们怎样宽大，我感觉很隔膜。看来，站在干部的立场是很难了解犯人的。如今自己当了几年犯人，才懂得犯人想些什么。劳改队是个特殊的社会，生活那么丰富，总有那么多弯弯拐拐的事。”
罗次岷说：“自然灾害时期，物质牙祭打不起，打一点精神牙祭还是可以的。”官举俊说：“什么是精神牙祭，理解也不同，有人说是烟，纸烟买不到就吸叶子烟，反正是烟，饱吃槟榔饿吃烟。”我说：“真的，从不吸烟的人也在学吃烟，觉得放弃定量供应的纸烟吃了亏。”李伦笑问：“王记者，你为啥不学吸烟？”我说：“我是胆小鬼，害怕尼古丁，我觉得读书才是精神牙祭，目前好书也难找，上星期我还托职工进城买了几本苏联小说，虽不是名著，却可以和他人交换。”
那一阵，《成都晚报》连载马识途的《清江壮歌》和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我都读了，还有《王若飞在狱中》《不屈的人们》，都是写监狱生活的，背景虽不同，也有共同点：监狱里都是食物不足，常感饥饿；调换买卖、以物易物盛行；而思想者都把底层作为磨炼意志的场所，不为恶劣的环境所屈服，也不随波逐流而沉沦。这些书报可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和勇气。
28瑞典母亲和中国儿子
1962年春，管教办决定办一次改造成果展览，通过典型人物事例的连环画展示党的改造政策的成果。我管编采，接触的第一份材料是瑞典女教师杨玛丽（MaryYang）给毛主席的信。杨的儿子杨更生因犯流氓罪判刑20年，在动力厂劳改，杨以母亲的身份请求对她的儿子给予宽恕。信只有500多字，措词委婉得体，信前有中央办公厅给公安部和公安部给四川省公安厅的函，要求查明情况处理。
我立即到杨更生所在的饲养场找干部采访，接着到保管室见到杨更生，写了个初稿：《一封来自斯德哥尔摩的信》。
波罗的海的海风轻抚着金色的海岸，洁白的海鸥在空中飞翔。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一套街道住宅里，年逾五十的杨玛丽老师打开窗帘，她正用汉字给中国人民的领袖毛主席写一封信。
三十多年前，杨玛丽还是一位十七八岁的豆蔻少女，从瑞典到巴黎习画，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塞纳河畔结识来自中国的留学生，他姓杨，身材修长，一副聪明颖悟的面孔，炯炯有神的眼睛，待人落落大方，热情而有礼貌。他是攻建筑艺术的，谈起艺术大师达&；#8226；芬奇、凡&；#8226；高和毕加索都兴致勃勃，基于对艺术的共同兴趣，他们互相吸引，由热恋而结婚。l937年卢沟桥事变，抗日烽火熊熊燃烧，杨玛丽随丈夫来到中国。
重庆是中国的战时首都，杨工程师在一个大机关任职员，终日无所事事。日寇的野蛮轰炸，国民党政府的*，使他所学无从施展。抗日胜利后连年内战，他的抱负和生命之火在长期压抑中熄灭了，终于在贫病交加中辞世。新中国诞生后，杨玛丽被批准回瑞典，她只带走两个年幼的子女，杨更生正在川医就学，恐怕耽误学业，便留在成都住校。
杨更生资产阶级思想严重，在四川医学院读书期间，生活*不羁，常参加没落贵族的地下舞会，1954年在打击流氓团伙犯罪活动中成为打击对象，被判处二十年有期徒刑。这对远隔重洋的母亲如晴天霹雳，忧心如焚，不幸的儿子将怎样度过漫长的铁窗岁月呢？
她常去瑞典中国大使馆，翻看英文版的《人民中国》《中国建设》和《人民画报》，了解新中国的发展情况。大使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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